澳大利亚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社交媒体禁令已超百日。阿特金森13岁的女儿艾米，不到半天就绕开通讯软件Snapchat的限制，开设了新账号。“我告诉她这样做是违法行为，她不以为然。” 作为悉尼的一名中学生家长，阿特金森说，教育孩子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之一，社交媒体把这个难度提升得更高了。
近日，澳大利亚网络安全委员会（eSafety Commissioner）发布了社交媒体禁令生效以来的首份合规报告，指出已有500万个本土社交媒体账户被停用，但相当数量的儿童通过了平台的年龄确认系统，仍保留账户或创建了新账户。
墨尔本大学青少年健康学教授、澳网络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顾问苏珊·索耶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尽管她对立法是否足以让未成年人远离社交媒体存疑，但仍应实施这样的禁令，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机制能促使社交媒体公司负责任地监管其平台内容。“过去，家长教育得再多也无法克服社交媒体的强大算法，随着立法生效以及世界各地的相关讨论增加，现在家长在这方面会感到更有权威。”
阿特金森显得很无奈，他对澎湃新闻说：“女儿像往常一样在自己房间使用社交媒体，如果在线年龄审查都做不到有效限制，我们更难实时监控，希望禁令能进一步完善。”
而在横跨大半个地球的另一端，爱尔兰海滨小镇格雷斯通斯的家长们对于儿童使用社交媒体问题毫无烦恼。早在2023年，当地一所小学校长就牵头发起倡议：孩子在上中学之前不使用智能手机，并在镇上所有小学、家长和孩子之间达成共识。
格雷斯通斯的主要街道教堂路沿线遍布着当地人经营的商店和儿童活动场所。许多商家都尽力支持全镇范围内的“禁止使用智能设备”倡议。
阿莉齐娅是格雷斯通斯的一名小学老师，她在视频通话中向澎湃新闻介绍了她10岁的女儿洛丽和12岁的儿子博迪。家里没有给他们买智能手机，两个孩子平时也几乎不用。当问及两个孩子放学后怎么安排时间时，博迪说：“看书、弹吉他、踢球、研究和收藏硬币……”视频镜头转向洛丽时，她正在饶有兴致地折纸。
在教育孩子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以及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时，阿特金森和阿莉齐娅的悲欢并不相通。不同家庭和社会环境中，育儿方式差异巨大，禁用社交媒体还是禁用智能手机，抑或是给足空间让未成年人在现代科技中自我成长，没有正确答案，但选择过程值得更多探讨。
禁令“慢燃”，孩子快速绕道
“1995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正在成为焦虑的一代，男孩越来越孤独，女孩越来越焦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乔纳森·海特在其著作《焦虑的一代》中揭示，这一现象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密切相关。他认为，社交媒体导致青少年的社会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问题。
阿特金森和妻子试图用这本书中的内容说服女儿少上社交媒体，而艾米回应冷淡。“她指责我们对年轻人的世界缺乏了解，社交媒体让她收获了友谊，接收最新的信息……”阿特金森说，至于负面影响，艾米坚称有能力辨别是非。
阿特金森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期，家长教育孩子不要与陌生人交谈、安全过马路、不要接触烟酒……内容非常明确，而现在关于网络安全的教育要复杂得太多。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从无限滚动、算法推荐以及自动播放的视频当中抽离并冷静分辨事实。
两代人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沟通后，社交媒体问题在阿特金森家里变得敏感。“艾米11岁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因为她的同学大多数都有，从那时起她开始模仿YouTube网红节食，大量浏览美妆视频和一些荒谬的阴谋论，说话越来越少。”
阿特金森说，他曾以间接的方式希望女儿将更多注意力投注在现实中，比如组织家庭出游、办派对邀请同学做客、买一些有趣的新书，但是收效甚微。
神经科学显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过度刺激青少年大脑中尚未发育成熟的奖励路径，其方式与赌博等成瘾行为相似。这种不成熟的系统也使青少年对社交反馈更敏感，且应对拒绝的能力较弱。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鼓励不断的自我监控，因为用户会跟踪自己的点赞、评论。有研究认为，这种内向聚焦与更严重的焦虑水平相关，尤其是已经处于压力下的青少年，其大脑对社交和情感信号会变得更加敏感。
2024年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层面快速推动社交媒体禁令的审议，阿特金森欢欣鼓舞，他说“去年我们在手机问题上保持克制，尽量不批评艾米，认为法律实施后问题会迎刃而解。”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要求特定社交媒体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满16岁人群在其平台拥有账户。未予配合的企业将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罚款，但违反规定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不会受到处罚。
禁令生效的那天，阿特金森记得，艾米放学回家之后调侃“年龄审查系统太蠢了”，她已经新设了账号，和朋友们恢复了群组聊天。“我们和她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但是没有看到艾米明显改变。”
阿特金森的观察与今年3月出炉的一项民调形成了反差。在社交媒体禁令实施一个多月后，市场研究机构YouGov对澳大利亚1000多名成年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6岁以下人群的家长中，61%的受访者观察到两到四项积极影响，约43%注意到孩子与他人面对面的社交互动增多。
索耶直言，她对调查结果的信心不高，调查样本较少且缺少孩子的声音。“社交媒体禁令的实施是一个‘慢燃’的过程，不是一颗子弹就能解决问题。”她强调，立法之后，关键在于技术执行，即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目前孩子们没有被彻底阻止访问社交媒体。
索耶还提醒道，家长自身的行为同样重要。有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使用频繁的家长，其孩子也是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者。“当孩子在身边时，家长不要浏览社交媒体，这会阻止家长与孩子间的互动。”
小学生“单纯做回孩子”，家长拥有选择权
爱尔兰政府今年2月也表示，考虑跟进社交媒体禁令，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入年龄限制。在这个拥有谷歌、Meta、微软、苹果和领英等科技公司欧洲总部的国家，一项研究显示，家庭中的长子平均在9岁左右就拥有智能手机，而弟弟妹妹受到影响，往往更早拥有智能手机。
阿莉齐娅在格雷斯通斯的小学教六年级，过去，当地孩子一般升到六年级（约12岁）就会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甚至有些年龄更小的孩子已经拥有智能手机。许多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手机给小学生带来心理焦虑问题，而在疫情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格雷斯通斯的圣帕特里克国立学校校长雷切尔·哈珀注意到，疫情封锁后孩子们返校，在校门口哭的情况明显增多。她从其他学校校长、老师和家长那里也听到反馈称，有孩子入睡困难、不愿上学，在手机上下载卡路里计算应用，因前一晚的社交信息而情绪低落，无法专心上课。
圣帕特里克国立学校校长雷切尔·哈珀。zoom视频通话截图
在一项由当地小学发起、约800名家长参与的调查中，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孩子存在焦虑问题，许多人寻求过心理健康帮助。于是，格雷斯通斯决定行动起来。
2023年5月，这个拥有2.2万居民的爱尔兰海滨小镇发起了一项草根倡议，由当地家长、校长和社区成员推动，通过一项自愿的“无智能设备”协议。镇上七成家长签署协议，承诺在孩子进入中学前不为其购买智能设备。
从事教育工作20年的哈珀是这项倡议的发起人之一。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疫情后低年级的一些小学生已经开始拥有智能手机。“很多家长对此感到焦虑，但他们害怕站出来说‘不’，因为害怕孩子会错过什么，或者让孩子成为班上唯一没有智能手机的异类。”
通过发起名为“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的倡议，格雷斯通斯的家长们在如何让孩子接触数字世界方面统一行动，并参与学校定期组织的工作坊，听专家分享关于教育、网络、心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经验。
2026年3月，圣帕特里克国立学校的小学生们用意面和棉花糖搭建尽可能高的塔，以此探索棱、顶点和面的概念。图源：圣帕特里克国立学校网站
“我真的松了一口气。”阿莉齐娅说，原本她还在纠结是否要给上六年级的儿子买手机，得益于“举全村之力”倡议，她可以安心地让孩子们继续享受无智能设备的童年。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孩子在获得手机后报复性娱乐时，阿莉齐娅迅速否定。她介绍，在学校的组织下，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结成了学习对子，年长的孩子通过自己的经验告诉年幼的孩子如何更好地使用手机。“相比我们大人说教，孩子们更愿意听年长的哥哥姐姐的话。”
“你获得手机后最想做的是什么？”当把这个问题抛向博迪和洛丽时，他们都想了一会儿，给出了相似的答案——与朋友联系、聊天。
移动互联网重塑了全球Z世代的社交方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维系人际关系，依靠短视频和图像进行信息获取与情感表达，并在网络游戏和虚拟社群中寻找归属感。
数字浪潮在平板电脑、电脑甚至智能手表上席卷，无处不在，网络威胁远不止来自智能手机。对于这项倡议的成效，哈珀显得很自信，她强调，倡议并没有阻断孩子们接触智能设备，学校配备了交互白板、平板电脑等，让同学们在科学指导下更好地学习。
阿莉齐娅也表示，她没有完全禁止孩子使用手机，博迪爱好研究硬币，经常借用父母的手机查询硬币的信息，在家也能在规定时间内玩电子游戏，和普通孩子的童年并无两样。
该项目启动一年后，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到格雷斯通斯进行评估工作，并于2024年9月发布了报告。报告指出，“举全村之力”倡议将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手机管教问题转化为社区共识，减轻了家长单独面对孩子和同伴压力时的孤立感。最成功的贡献在于它证明了“集体行动”比“个体努力”在改变育儿行为方面更有效 。
评估显示，格雷斯通斯的小学生家长们在购买手机的行为上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通过签署自愿不使用智能手机公约来延迟孩子拥有第一部手机的时间 。在圣帕特里克学校，老师反映，学生在早晨更加清醒、更加专注。哈珀表示，孩子们更多地在户外玩耍，“单纯地做回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还有少部分家长未加入“举全村之力”倡议。哈珀表示，绝不会通过这个倡议来评判家长的行事方式，“这始终是个人选择，不是强制性规定，家长拥有选择权。”
而且，智能手机禁令并非“举全村之力”倡议的全部，当地八所小学还聘请了两位专业的游戏治疗师（Play Therapist），以游戏为媒介，协助儿童表达情感、处理心理创伤、社会化发展等。
案件审判推动社会规范改变
“举全村之力”倡议的实践被爱尔兰教育部采纳，并写入了全国性的指南《让童年远离智能手机》。哈珀称，国内外数十所小学联系倡议发起团队，希望复制这一模式。
这一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复制尚无结论。作为青少年健康学专家，索耶对“举全村之力”这样自下而上的倡议表示赞赏。她认为，像格雷斯通斯这样的城镇，在智能手机问题上形成了社区、学校、家长、年轻人间的良好沟通模式，起到了潜在示范作用。“改变全国性的社会规范，正是在一个个家庭、村庄、城市逐个发生的。”
格雷斯通斯的小学生们在花园亲手种植向日葵。图源：圣帕特里克国立学校网站
索耶补充说，很多声音批评澳大利亚的全国立法过于仓促，这或许是一个不完美的开始，但受此影响，关于儿童参与社交媒体的讨论越来越多。而且，美国近期接连两起案件判定社交媒体有责，这将是社交媒体立法格局的一个地震级转变，可以预见这方面的社会规范会发生变化。
3月，美国洛杉矶的一个陪审团裁定，Meta和YouTube应对其平台具有成瘾性并伤害年轻用户的指控承担责任，两家公司合计赔偿600万美元。同月，美国新墨西哥州陪审团裁定Meta公司因未能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及误导平台安全性，需支付3.75亿美元罚款。
评论人士将上述案件的裁定比作社交媒体界的“烟草巨头时刻”。在美国其他地区，类似的个人诉讼已超过1万起，学区诉讼近800起。
更令人警惕的是，涉案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内部文件早已显示，Meta旗下的Instagram会对部分青少年尤其是少女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公司至少早已知悉这类风险，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干预措施。显然，商业逐利压倒了社会责任。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委员会正考虑对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提起诉讼，指控它们未能充分阻止澳大利亚16岁以下儿童使用其平台。
“社交媒体公司不会自我监管，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抱有期待。相反，国家政府应该明确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索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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