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时HR全程拽德语，我没拆穿，全程傻笑装懵，直到老板进屋问我|德语|王永年|翻译|老板|面试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方明国的笔记本上写着四个字：学历造假。

助理在旁边笑出了声。

赵青峰推门进来的时候，面试厅里还弥漫着方明国身上那股刺鼻的古龙水味。

老头看了一眼方明国，又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咧着嘴傻笑的我。

“这小伙行吗？”赵青峰问。

我没等方明国开口。

我伸手把方明国桌上那本贴着“面评笔记”的本子抽了过来。

一把撕碎。

我用德语说：“那必须行啊，嘎嘎带劲！”

全场安静了。

方明国的脸白了。

我看着赵青峰的眼睛，又说了一句：“老板，您欠我家的那笔账，也该算算了吧？”

那年秋天来得早。

九月初的东北小城，天已经凉透了。我租的那间隔断间在城中村最深处，窗户朝北，一年到头见不着太阳。墙面上的白灰一片一片往下掉，像人身上的皮屑。我对面住着一个在物流公司搬货的胖子，每天晚上十点回来，把鞋一脱，那股味道能从门缝里钻进来，钻进我的鼻孔，钻进我的梦里。

我那时候在汽修厂干活。说是汽修厂，其实就是路边搭了个铁皮棚子，地上永远是一层黑乎乎的油泥，踩上去粘脚。老板姓孙，五十多岁，肚子上挂着一圈肉，每天叼根烟在棚子底下转悠，看见谁闲下来就骂。我在那儿干了三年，从十六岁干到十九岁，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的黑油怎么洗都洗不掉。

我父亲叫王永年。

他以前也在汽修这一行干，比孙老板那个棚子大一些，是在城东的一家正规汽修公司，叫捷通达。他在那儿干了十二年，从学徒干到技术主管。公司后来跟德国人合资了，牌子换成了中德双语的，厂房也翻新了，我父亲就成了技术对接那一块的主力。他不会说德语，但他能看懂德文的维修手册，一个一个单词查字典，硬啃下来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我父亲出了事。

那天下着小雪，他接到公司一个电话，说有一批紧急装车的制动系统出了毛病，需要他赶过去看。他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出门，在城东的十字路口被一辆拉沙子的货车撞了。货车司机没跑，蹲在路边抽烟，等着交警来。我父亲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那年我十四岁。

我妈在医院走廊里哭得站不住，我扶着她，她的身体一直在抖，像秋天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我没哭。我觉得哭没有用。父亲的遗体从急诊室推出来的时候，脸上盖着白布，我看见他的手露在外面，手指上全是机油的黑印子，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捷通达公司给了一笔抚恤金。三万块。我妈说不够，说他在那儿干了十二年，公司应该给个说法。公司的回复是，这是交通事故，跟公司没关系，人是在下班路上出的事，不算工伤。我妈去找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同一个结果。后来她就不去了，一个人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不说话。

那三万块钱很快就花完了。医药费，丧葬费，还有家里的债——父亲生前借了钱给奶奶看病，奶奶也没撑过那个冬天。

我退了学。

初中都没念完，我就去了孙老板的汽修棚子。一开始是打杂，递扳手，倒废机油，扫地。孙老板嫌我小，不想给钱，管两顿饭就行。我没吭声，干了半年，他开始让我上手干活。换轮胎，换刹车片，清洗节气门。我干活慢，但干得细，不像别人那样凑合。孙老板有时候骂我磨叽，说换个刹车片磨蹭半天，别人都换三辆了。我不理他，继续干我的。

晚上回到隔断间，我翻父亲留下的那些维修笔记。

他的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写得用力。笔记本上记满了各种车型的故障代码、维修参数、拆卸顺序。德系车的最多，奥迪、宝马、奔驰，还有一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型号。笔记本的最后几页被他撕掉了，只剩下几道撕痕。

我不知道那几页写的是什么。

我妈说，别翻你爸那些东西了，翻来翻去能翻出什么。我说我就看看。她说你看吧，看完了记得烧给他。我说不烧，烧了他就看不到了。

二〇〇五年春天，孙老板的棚子来了一个开奥迪A6的客人。车是德原进口的，仪表盘上亮了一排故障灯，孙老板看了一眼就摇头，说这活儿接不了，没电脑检测仪，没维修数据，搞不定。客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孙老板点上一根烟，说这年头德系车越来越多，咱们这破地方连个像样的检测设备都没有，还修个屁。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网吧待了三个小时，搜了关于德系车维修的各种资料。网吧的电脑是老式的方正台式机，屏幕笨重得像块砖头，网速慢得要命。我把能找到的技术文档都存了下来，花了两块钱打印了几页关键的。打印纸是那种薄薄的劣质纸，上面的字歪歪斜斜，但能看清。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去网吧待两个小时。不是为了打游戏，是为了看那些技术文档。很多是德文的，我一个字都看不懂，就把德文单词抄下来，拿到新华书店去查。书店有个德国人编的机械工程词典，厚得像砖头，我蹲在书店地上一页一页翻，翻到书店关门。

就这样蹲了半年。

半年后我能看懂德文维修手册了。不是全懂，但关键的地方能看懂。扭矩参数、拆卸步骤、故障码解释，这些词汇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十个，看多了就记住了。我不会说德语，一个词都说不利索，但能看懂。

孙老板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我干活还算踏实，不偷懒，不惹事。他不知道我晚上在网吧干什么，不知道我蹲在书店地上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不知道我把父亲的笔记翻得起了毛边。

他什么都不知道。

二〇〇五年八月，我妈又病了一场。

她身体不好是从父亲去世那年开始的。一开始是睡不着觉，后来是吃不下饭，再后来是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喘。我带她去卫生院看了，大夫说是贫血加营养不良，开了点补血的药，吃了没用。我带她去县医院，大夫说她可能有心脏病，得做进一步检查。检查费八百多块钱，我掏不出来。

孙老板那个月给了我八百块钱工资。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发整月的工资，之前都是三百五百的给。我把钱攥在手里，在县医院缴费窗口前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最后还是没交。我把钱装回口袋，出了医院大门，站在马路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站了很久。

我想起了捷通达。那家中德合资的公司，我父亲干了十二年的地方。

第二天我在招工报上看到了捷通达的招聘广告。技术总监岗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五年以上德系车维修经验，德语基础优先。每个月工资是孙老板给的八倍。八倍。

我把报纸看了三遍。

晚上回到隔断间，我对着一面巴掌大的镜子刮胡子。镜子是碎的，用透明胶粘起来的，照出来的人像是裂开的。我看着镜子里那张年轻的、瘦削的、棱角分明的脸，忽然觉得这张脸跟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有点像。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楼下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我站在小卖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报纸，跟我妈说我想去捷通达试试。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别去。

我问为什么。

她说，别去了，听妈的话。

我没问她为什么。挂了电话，我把报纸叠好，塞进裤兜里，一个人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走了很久。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大半，地上坑坑洼洼的，积了前几天的雨水，踩上去啪嗒啪嗒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下水道的臭味，还有谁家炒菜的油烟味。一只野猫从垃圾桶上跳下来，看了我一眼，跑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张招聘广告又从裤兜里掏出来，摊在桌上，用手把皱褶抚平。

我给捷通达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女的，声音很客气，说面试安排在九月十二号，上午九点，让我带好简历和相关证件。我说我没有大专学历，她说技术总监这个岗位确实有学历要求，但如果有特别突出的实操能力，也可以考虑破格。我说我没有五年的德系车维修经验，她愣了一下，说那你有什么。我说我在汽修厂干了三年，修过各种车，德系车也修过。她说你先把简历寄过来吧，我们看看。

我把简历写了三遍。第一遍写了真实学历——初中肄业。看了一眼，撕了。第二遍把初中肄业改成了初中毕业，又撕了。第三遍什么都没改，就一个初中肄业，下面写了一行字：能看懂德文维修手册。

我把简历投进了邮局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投进去的那一下，我忽然觉得这张纸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面试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起了个大早，穿上了唯一一件没有油渍的深蓝色工装夹克，把头发用水梳了梳，挤上了去城东的公交车。车上人多，我被挤在门口，脸贴着玻璃，窗外的阳光刺得眼睛疼。车子晃晃悠悠走了四十分钟，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司机喊了一声：捷通达到了啊，下车的往后门走。

我下了车，站在捷通达公司门口，抬头看了一眼那块牌子。

中德双语的，蓝色底，白色字，上面是中文“捷通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下面是德文“JETTONDA Automotive Technology GmbH”。牌子擦得很亮，阳光照在上面反光，刺眼。门卫是个老头，让我登记，问我找谁，我说面试的。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或许是同情，或许是别的什么，我没细看。

面试安排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我到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等了十来个应聘者，有男有女，都穿得板板正正的，衬衫领带，小西服裙子，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件夹。我站在走廊最里面，把工装夹克的领子竖起来，挡住脖子上的灰。

我旁边坐着一个女的，看起来二十出头，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手里攥着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装着她的简历和证书。她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我这身打扮有点奇怪，但没说什么。过了几分钟，她小声问我：你也是来面试技术总监的？

我说是。

她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看得更仔细了，从我的工装夹克看到我的布鞋，又从布鞋看到我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简历。她的表情变化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她叫林春燕，后来我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只觉得她是个心地不坏的姑娘，看我这副穷酸样，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又怕伤我自尊。

走廊里有人开始议论。有人说这个岗位要求大专以上，有人说自己有五年经验，有人说自己德语过了四级。我站在墙角，什么也不说，把手插在裤兜里，手指绞着兜里的那块布。那块布已经被我绞出一个洞了。

九点整，会议室的门开了。

走出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他的嘴唇很薄，眼睛很小，看人的时候眼神是往上挑的，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他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站在门口扫了一眼走廊里的人，嘴角往上翘了一点，又收回去了。

他开口说了一句话。

一句话就让我愣住了。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而是因为他说的语言。他说的是德语。一句完整的、流利的、带着柏林口音的德语。翻译成中文大概是：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面试官方明国，请大家按照叫号的顺序依次入场。

走廊里没有人动。没有人听懂他在说什么。有人面面相觑，有人低头看自己的鞋，有人小声问旁边的人他说的啥。方明国等了几秒，面无表情地切换成中文，把刚才那句话又说了一遍。说完转身进了会议室，门半掩着。

他进门之前，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小拇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戒指上刻着一个徽章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应聘者被叫进去了。是个男的，穿蓝衬衫，戴眼镜，看着挺精神的。他在里面待了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脸色很难看，一边走一边小声骂了一句。我问他怎么了，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直接下了楼。

第二个也是个男的，比第一个出来得还快，三分钟不到。

第三个是个女的，出来的时候眼圈有点红。

走廊里的人越来越少，气氛越来越沉。没有人说话，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闷得慌。有人开始低头看手机，有人把文件夹翻来翻去地看。林春燕不知道什么时候挪到了我旁边，小声跟我说：你看见刚才出来的那个女的了没？

我说看见了。

她说她是个一本毕业的，学车辆工程的，我认识她。她都没过，我觉得我悬了。

我说没事，可能就是运气的事。

她说你心态倒是好。我说也不好，手心都出汗了。她笑了一下，然后问我什么学历。我说初中肄业。她愣住了，跟刚才看我穿工装夹克的时候表情差不多，但这次持续时间更长。她张了张嘴，最后说了一句：你……

我说我知道，我这就是来凑数的。

轮到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半了。

走廊里就剩了三四个人，林春燕是其中一个。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发软，不是因为害怕，是站得太久了。我推门进了会议室，看见方明国坐在长桌的正中间，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助理，女的，戴着一副很窄的眼镜，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摊着一叠简历。

方明国没抬头，用德语说了一句：下一个。

我没动。

他又说了一遍。我还是没动。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切换成中文说：坐吧。

我坐下了。那椅子是真皮的，坐上去往下陷了一下，我不太习惯，往前挪了挪。

方明国翻开我的简历，看了一眼，眉头皱了一下，又看了一眼，然后把简历递给旁边的助理。助理接过简历，扫了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很快又绷住了。方明国把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我扫了一眼，没看清写的是什么。

他开口说话。还是德语。

这次他说了很长一段，语速很快，带着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每一个词的发音都咬得很准，像是在表演什么才艺。他说完之后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咧开嘴，露出一个标准的傻笑。那种笑我在汽修厂练了很多次，每次孙老板骂我的时候我就这么笑，笑着笑着他就骂不下去了。我把头微微歪着，眼睛眯起来，露出一排不算太白的牙齿，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乡下孩子。

方明国等了几秒，见我没有反应，又说了一遍，这次语速更慢了，像是跟小孩说话。

我继续傻笑，然后开口说了一句中文：“您能说普通话不？我这小学文化，听不懂那洋话啊。”

方明国的脸上闪过一个表情，不是生气，是一种介于轻蔑和得意之间的东西。他跟旁边的助理对视了一眼，助理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我注意到她写的字是用德文写的，但我没完全看清，只看到了几个字母。

方明国切回中文，开始问我问题。问题不算难，都是些基础的维修常识，我一一回答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像是在听一个小孩背课文。问完基础问题，他开始往深了问，问了一些德系车特有的故障案例，我也答了。他停了一下，又翻了一页笔记本，看了一眼我的简历，忽然换了一种语气，像是在闲聊一样随口问了一句：你简历上写的德语基础，是怎么个基础法？

我说我看得懂德文维修手册，能查字典看懂。

方明国的眉毛动了一下，然后用德语说了几个词：“Bremsscheibe，Bremsbelag，Bremsflüssigkeit。”他说完之后看着我，等我翻译。

我没翻译。我继续傻笑，然后拿腔拿调地说了几句在抖音上学的德语：“Guten Morgen，Ich liebe Dich，Danke。”

方明国愣了一下。那种愣不是被震惊的愣，是被逗笑的愣。他跟助理对视了一眼，这次俩人同时笑了出来。不是那种大笑，是那种憋着笑的嗤笑，嘴角往上扯一下，又扯一下，像是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方明国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助理凑过去看了一眼，也写了几个字。

面试就结束了。

方明国说你先出去等通知吧。我站起来，说了一声谢谢，咧着嘴走出了会议室。

我出去的时候，走廊里只剩下林春燕一个人了。她看见我出来，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吧。她说你怎么还笑。我说不笑还能哭啊。她说面试官问你啥了。我说他跟我说了不少洋话，我没听懂。她叹了一口气，说你这种心态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你是心大还是傻。

我说可能是都有一点吧。

走廊里又安静了。

林春燕被叫进去了，我等在外面。等了大概十分钟，她出来了，脸色比进去的时候好了不少，但也不算好，介于勉强及格和差一点之间那种状态。我问她怎么样，她说还行，答上来了几个，有几个没答上来。

方明国跟着她出来了，助理跟在后面。他们站在会议室门口，低声说了几句话。走廊里就剩我一个应聘者，他们可能是以为我已经走了。方明国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我，皱了皱眉，跟助理说了一句德语，声音不大，但也足够让我听见。

那句话翻译过来大概是：那个傻子还没走？

助理轻声回了一句：可能是迷路了吧，这楼里信号不好。

方明国笑了一下，转身回了会议室。助理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神色，然后也跟进去了。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站在原地，没动。

走廊的窗户开着，秋天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干枯的味道。窗外是一排杨树，叶子已经开始发黄，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影，光影里有灰尘在飞舞。我看着那些灰尘，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灰尘就是灰尘，落哪儿都一样，人是人，不是灰尘。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带我去修车，我在旁边玩泥巴，弄了一身灰，我说我像灰一样脏。他说你不是灰，你是人，人有腿，能走，灰走不了。

方明国的助理又出来了一趟。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往走廊另一头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问我：你叫王德彪？

我说是。

她说你的简历上写的德语基础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我真能看懂德文维修手册。

她说那你刚才怎么一个字都答不上来？

我说我看得懂，但我说不出来，也没学过听。她说看得懂和听得懂是两回事，但你觉得方总监会信吗？

我没回答。

她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她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一步一步，像是什么东西在敲。

她走了之后，走廊里彻底安静了。我站在走廊尽头，靠着墙，墙上的白色墙漆硌着我的后背，凉飕飕的。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转过很多东西。父亲的笔记本，被撕掉的那几页。母亲的沉默，她在电话里说的那句“你别去”。方明国手上的那枚银戒指，上面刻着的那个徽章。还有那个助理低头写字时，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门还开着一条缝。方明国的办公室就在会议室隔壁，门也没关。里面没人。他可能去洗手间了，也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许什么都没想，或许什么都想了。我只知道我的腿带着我走了过去，推开门，走了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摆着方明国那本黑色的笔记本，还有他的笔，一支银色的钢笔，笔帽上刻着跟那枚戒指一样的徽章。

我翻了那本笔记本。

笔记本的前半部分记的是面试记录。每个人的名字、学历、表现评价，一一对应。我看到自己的那页，上面写着几个字，用的是德文，大意是：“学历造假，专业匹配度为零，不予录用。”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已发现破绽。”

我继续往后翻。

后面夹着几张纸，纸张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像是被反复翻看过很多次。纸上的字不是方明国的笔迹，是另一种字体，工整但僵硬，像是带着某种刻意。我看到了几个字——是在一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

“……涉事车辆制动系统在事发前曾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完成异响检修，但维修档案中未发现‘制动系统彻底检测’记录。技术资料管理相关负责人建议对上述流程执行简化处理……”

下面的内容被遮挡了。

我用手指拨开遮挡的那一页，看到了一个编号。那个编号是一串数字，后面跟着一个签名。签名的字迹模糊了，看不清是谁的名字。但那个编号我见过。在母亲锁着的抽屉里，父亲工亡认定书的附页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编号。

我赶紧拿出手机——那个翻盖的诺基亚，还是父亲留下的旧货——把这几页纸拍了下来。手机像素低得可怜，拍出来的照片模糊一片，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原处，走出了办公室。

回到走廊的时候，我的腿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往外冒，像被堵了很久的水管忽然通了一点，水压顶得盖子嗡嗡响。

林春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上来了，站在走廊另一头，看见我从办公室出来，眼睛瞪大了。我说我去上厕所了，走错了门。她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没再问。

方明国回来了。

他跟助理一起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步伐很快，皮鞋声嗒嗒嗒地响，像是在赶时间。他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听不见，但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变得客气了很多，甚至带了几分讨好。他说：“是，赵总您放心，我们这边马上就好，您不用亲自过来。”

他挂了电话，转身对助理说：“赵总说要过来看一眼。就那个技术总监的岗位，他说德方那边很看重，他要亲自把关。”

助理愣了一下：“现在？”

“就现在。”方明国把手机装进口袋，“你先去把资料整理一下，把不合格的简历提前剔出去，别让赵总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

助理点了点头，快步走了。

方明国看了一眼走廊里的我和林春燕，皱了皱眉，跟助理说了一句：“那个傻子怎么还在这儿？”

助理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方明国摆了摆手，推开会议室的门进去了。

林春燕戳了戳我的胳膊：“那个傻子是不是说你呢？”

我说可能是吧。

她说你不生气？

我说生什么气，傻子又不是骂人话，有些人是聪明，但心是傻的；有些人是傻，但心是聪明的。你觉得我是哪种？

她没回答，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楼下传来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从窗户往下看，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公司门口。车是什么牌子的我没看清，但我看到车上下来一个穿深灰色工装夹克的男人，五十五六岁的样子，头发白了大半，脸上没什么表情，走路不快但很稳。他没有从前门进，而是绕到了侧门，像是有什么急事。

林春燕小声说：这个人我见过，之前在我们学校搞过招聘会，好像是捷通达的董事长，姓赵，叫什么来着，赵……赵青峰。

我盯着那个人的背影，手忽然攥紧了。

赵青峰。这个名字我在父亲的笔记本上见过。在那些被撕掉的页面的残页上，这个名字出现了不止一次。

赵青峰没有直接上楼。他在一楼的接待厅停了一会儿，跟门卫说了几句话，然后才上了楼梯。他的脚步声很轻，跟方明国那帮人不一样，方明国的脚步声是趾高气昂的，他的脚步声是沉稳的，带着一种经过岁月打磨过的钝感。

赵青峰推门进会议室的时候，方明国正坐在里面等着，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那笑容不浓不淡，不远不近，像量过尺寸一样精准。他说：“赵总您来了，我这边正好面试完，简历都整理好了，您要不要过目？”

赵青峰没接话。他在会议室里站了一会儿，目光从那叠简历上扫过去，然后移到了等候区的方向。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秒，就在这一秒里，我看到了一个东西。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在人群里多看了一眼的那种不一样，而是像在找什么东西，找了几十年，忽然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线索。

那种眼神只有失去了什么的人才有。

方明国的助理这时候端着一杯水进来了，差点撞到赵青峰身上，连忙道歉，把水放在桌上后退了两步。赵青峰没在意，他转过头看方明国，问了一个问题。

他问得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中午吃什么一样随意。他说：“刚才面试的这些，还有人在吗？”

方明国愣了一下，说：“有几个还没走，在走廊里等着呢。”

赵青峰说：“都叫进来吧，我看看。”

方明国和助理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像是一块石头忽然硌到了脚底，但面上还得装着没事。方明国对助理点了点头，助理快步走出会议室，把走廊里的几个人都叫了进去。加上我和林春燕，一共四个人。那两个人一个是上午被刷下去没走的，一个是下午刚来的，三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衬衫领带，站成一排，我穿着工装夹克站在最边上，像一根歪了的木桩子。

赵青峰从第一个人看到第二个人，又从第二个人看到第三个人，最后看到我。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的时间比前三个加起来都长。他看着我的脸，像是在辨认什么。然后他看了一眼方明国，又问了一遍刚才那个问题。这次问的不是“还有人在吗”，而是——

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另外几个人，最后把手放下来，语气依然平淡，像是在聊一件小事。

他说的那句就是——“这小伙行吗？”

方明国张了张嘴，像是准备好了台词。

但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我从等候区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鞋底磨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方明国的助理站在桌边，手里还端着那杯水，看见我走过来，下意识地往旁边让了让。

我走到方明国面前。他没有看我，他在看赵青峰，脸上还挂着那个恰好的笑容，但他的耳朵红了。一个人的耳朵红的时候，说明他的血液在加速流动，血液加速流动的时候，人往往在紧张。

我伸手拿起了方明国桌上的那本黑色笔记本。

方明国的笑容僵住了。他伸手想拦，没拦住。

我翻开笔记本，翻到我名字的那一页，把那一页对着赵青峰，让他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然后我没有犹豫，一页一页地把那本笔记本撕碎了。纸张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被撕开，撕开了就再也合不上了。

纸屑落在地上，落在我穿着布鞋的脚上，落在方明国的皮鞋上。

方明国的脸白了。那种白不是纸的白，是血褪下去之后皮肤透出来的那种惨白。他张了张嘴，嗓子里发出一个含混的音，像是什么东西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