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拜见德鲁克的时候，我带去一本他写的《旁观者》，请他在这本书上签名。
此后几年，德鲁克在我带去的书上签过许多次名。但他主动送给我的著作，只有两本。一本是《创新与创业精神》，中文本，海南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的。签字时，他说：「这本书跟你的气质最吻合。你读完了，可以去给你的学生上课。不要让别人讲，你比任何人都能讲得好。」后来，我还真的在我的管理研修中心与美国圣里奥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MBA课程中，成功讲授了这门课。
德鲁克送我的第二本书，是《正常运作的社会》（功能社会）。那是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书里收录了他65年写作生涯里最要紧的十几篇文章。德鲁克对文章做了新的修订和编排，写了导言。那本书2002年11月出版。在那之前的一封来信里他就告诉我，他度过了一个「有生产力的夏天」，编辑完成了这本新书。
德鲁克正在为赠予我的A Functioning Society一书题辞。
2003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我去见他。沙发前的茶几上已经摆着刚刚出版的《正常运作的社会》。他说了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想你已经很了解我的著作了。你甚至已经在讲我的著作了。但等你读了这本书，你才能明白我为什么去研究管理学。」
接着，他郑重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题辞：
To Chairman Shao Ming Lo：With profound admiration and with my best wishes for the continuing success of Bright China Management Institute。New year's Day 2003， Peter F. Drucker
中文译过来是：致邵明路主席：谨此致以由衷的钦佩及我对您的管理研修中心长期成功的最佳祝愿。2003新年题辞，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手写的题辞
很惭愧，因为英文太差，我没能很快去读那本书。拿到书，我只是靠查字典一字一句读完了序言，它的题目是「社会、社区和政体」。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不论是纳粹主义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终将失败。」虽然那时我还并不清楚什么是极权主义，但我应该是自此之后，从只关注他的管理著作，开始注意他的其他作品。但还是因为忙，每次开始，总是翻了几页，就把书放到了一边。
（二）
与编辑《正常运作的社会》同时，在那个有生产力的夏天，德鲁克还编写了《下一个社会的管理》。那本书收录的，大多是他晚年的新作。他为那本书写了一篇结论性的末章，题目是「下一个社会」。
我有幸见证了这篇文章的问世过程。德鲁克先是写了一篇纲要式的文章，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接着，由德鲁克基金会组织了一场小型研讨会，邀请了12个人参加，每个人都提前获发了《经济学人》发表的纲要。我记得参加者有基金会主席法兰西斯·赫塞尔本、Service Master公司的CEO兼主席比尔‧波拉德、阿根廷的一位天主教主教，还有英国、日本的朋友，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研讨会上，德鲁克先是发表了挺长的演讲。主要意思是，在世纪之交，我们得关注新的现实（new reality），盘点一下有哪些过去没有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说，过去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是美国、苏联、欧洲。但现实已经发生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大概率会没落，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新兴大国：巴西、墨西哥、印度、中国。这些新力量的崛起，有一半的可能性朝着好的方向，也有一半的可能性朝着坏的方向。
提到中国时，德鲁克点了我的名：「邵主席对这个问题最了解。」
其实，我对他关心的事没太多思考，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既然被点名，我就谈了谈对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看法。我说，识别中产阶级的标志，不是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数量，而是要看一个家庭有了维持生存之外的可支配收入以后，拿这些钱做什么。中国人有了一点余钱之后，会投资后代的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知识实现跃迁，从事更体面的工作，过上更体面的生活。后来我才明白，我说的所谓中产阶级，其实就是德鲁克笔下的「知识工作者」。
至少三、四次，在谈到中国时，德鲁克都说，这个问题让我们问问邵先生。这让我受宠若惊。但那天我就只说了这点儿看法，其他的实在说不出什么。虽然躬逢一个巨变的时代，自己又在这个巨变的社会里做事情，但我对中国走向的理解，只能说模模糊糊。德鲁克的视角和他关心的问题，我并不完全明白。
我想，德鲁克高估了我。他对我的期待和我的实际程度之间有落差。德鲁克大概认为我既能了解中国社会，也能跟得上他的思考。实际情况是，他的有些智慧，我有切身的领会。比如「创新与创业精神」，讲的就是我的真实工作和生活。可是，当德鲁克谈论「社会、社区、政体」之类的题目时，哪怕是以中国为例，我也常常语塞。当时的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离自己比较远。
（三）
真正开始了解德鲁克在管理学之外的苦心，是在2006年前后。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那段时间，我重新捡起他送的那本《正常运作的社会》，随兴挑了比较短的一篇，No More Salvation by Society，中文译为「消失的社会拯救」。
一开篇，德鲁克就引用了前苏联领袖戈巴契夫的名言：只要不会威胁苏联共产党独大地位的就是社会主义。
虽然苏联提出了所谓的「新路线」，其新路线的实质，就是务实主义。苏联不再像从前那样赤裸裸地宣扬意识形态。为了维护苏共的统治，他们愿意淡化原教旨主义，转而采取更功利的治理手段，比如刺激经济。
德鲁克断言，戈巴契夫或许可以透过提振经济维持苏共的统治，但有一件事他们绝对办不到，那就是让人民再度相信，社会能带给我们拯救：
因为大家早已不再相信，「社会能让我们得救」，尤其是在苏联；大家没有变得更务实，而是更愤世嫉俗。
不只人民不再相信，就连政党自己，也不会再相信。
「社会拯救」不是苏联的特有迷信。德鲁克说，20世纪人类遭受的最大灾难，都跟这种迷信有关系。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都向人们许诺，只要接受一套理性设计的理想方案，人民就能迎来完美的社会，从而获得拯救，得享人间至福。
18、19世纪的思想家，例如卢梭，制造了这个迷信。20世纪的大众则沉迷于这个迷信。每一次迷信的破产，都会导致大众的绝望。绝望的大众又会在绝望之中拥抱下一个迷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任何形式的「社会拯救」迷信出发，无论是以民族主义，还是以进步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名目出现，人们都可能走向极权主义。
如果到了世纪之交，「社会拯救」的迷信终将破产，那意味着什么呢？那可能意味着，始终依靠这个迷信进行统治的政党必须做出选择，是抛弃迷信拥抱文明，还是继续用更蛮横和更狡猾的手段维持迷信。
读到这些的时候，我重新记起德鲁克当年的忧心：
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跟美国平分秋色的力量。问题在于这个力量会把世界往好的方向推动，还是往坏的方向推动？
德鲁克所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可能朝着好的方向，也可能朝着坏的方向。中国的朋友都盼着中国强大，都把「强大」当成绝对的好事儿。在德鲁克那儿，「强大」、「力量」是中性词。它只是一个现实，或一种工具。人们有责任管理强大，而不是盲目地支援和歌颂强大，因为「强大」有可能成为当权者作恶的资本。
当年听德鲁克谈及这个话题时，我觉得，中国已经在朝着一个务实的、容忍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方向前行。大潮已经形成，再坚固的闸门也挡不住它了。
2003年，德鲁克送我《正常运作的社会》这本书。直到差不多2008年，我才摸到一点他的思路。
（四）
对「社会拯救」的迷信，并不单单存在于极权和专制社会里。哪怕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可能被它迷惑。在德鲁克的《旁观者》里有一章〈博蓝尼这一家〉。就算是博蓝尼这样既高尚、善良又聪明的思想者，也容易陷入「社会拯救」的思维，穷尽一生，寻找完美的社会方案。
我们总是相信完美的主义、完美的制度、完美的领袖、完美的人事物。对那些包装完美的谎言，我们缺乏识别能力；对真实世界的种种瑕疵，我们深恶痛绝。即使意识到自己有这种绝对和偏激的毛病，我们这代人恐怕也很难从这种思维惯式里完全跳出来。
「社会拯救」的迷信总是看起来用意良善，却往往从追求纯粹和完美的好心出发，制造人间大恶。这是德鲁克了不起的发现。那么，如何化解这种危险呢？不是拿一种新的迷信取代旧的迷信，而是用一个「尚可容忍的社会」取代完美社会，他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或许我们可以以小恶，而不以大善为主要的考量。」
这是德鲁克更加了不起的见解。他一辈子的追求，不是完美社会，而是正常运作的社会。他认为，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必须有多元的、丰盈的社会生态。
工商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和政府都在其中发挥功能，承担责任，也因为承担责任，他们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权力，并且得学习正当使用自己的权力。在丰盈的社会生态里，没有什么完美的方案，没有什么完美的领袖，也没有什么完美的个人。每个人都是受造物，因此不但都有瑕疵，而且都不可能与恶绝缘。但每个人又都分有造物主的荣光，因此都可能发挥优点，对世界做出独到的贡献，并且因此享有尊严。
在跟德鲁克交往中，我发现他有一种独特的智慧，那就是对人身上「小恶」的谅解和宽容、对从动机出发评判人和事的警惕。
讨论办学师资的时候，德鲁克建议我，要从有实际经验的人里物色老师。他说当年在纽约大学的时候，他曾请洛克菲勒讲课。洛克菲勒是成功的企业家，却很看重教授的身份。大学颁给他一张客座教授聘书，这令他引以为傲，他把聘书悬挂在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让人一进门就能看到。他这样的人物不在乎钱，却特别在乎知识界的承认。讲这件事时，德鲁克补了发人深省的一句：「这是虚荣，但又有何妨？」
德鲁克说，他认识很多虚荣、有野心的企业家，可这不是问题。虚荣、野心，正是激励他们去行动的力量。
你可以从动机上指出某个企业家的创新是为了名，另一个是为了利。可这又何妨呢？创新发生了，这就是好的。一个人做了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比这个人的动机更重要。
德鲁克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一个德国银行总裁的故事，他的女儿很崇拜父亲，有一次问起他的成功之道，在分享了许多经验之后，他谈到了勤奋，说自己总是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又总是下班后拎着沉重的公文包把档案带回家加班，十几年如一日。虽然论聪明才干，他不是公司里最突出的，但他的老板最看重的是一个员工是否苦干，最终还是提拔他当上总裁。女儿很意外，因为她从来没看见父亲回家后工作过。总裁笑了，让女儿去打开放在屋角的公文包。女儿打开一看，赫然发现包里放了两块砖头！
这分明是弄虚做假，正当我们疑惑的时候，德鲁克解释了他的用意：「我可不是教你们学坏呀，但是你如果在一个组织中工作，还是要明白这个组织的文化，也要了解你的顶头上司，他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的习惯和偏好，否则你不会成功。」
后来和我一起创办「加州高等管理学院」的Bill Cohen，是一位退休将军，也是德鲁克早期带出来的博士生，他也转述过德鲁克给他们上课时讲的一则故事。一位日本企业家到美国去投资办厂，期间，州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所以他想在工厂的开幕致辞里表达感激。他当着来宾问州长：如果您将来退休了，会不会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当顾问？听了这话，翻译愣了一下，跳过去，没有译。企业家又重复了一遍，翻译还是没有译。事后，翻译告诉企业家：在美国，你这样讲涉嫌行贿，是违法的。德鲁克说：「在美国是违法的事，在日本其实却有例可循，算不得什么。」
还有一次，他讲了个发生在德国的故事。大意是一个德国商人为了生意，很聪明地用钱打通关卡，最后把事情办成了。他说起这个人的行为，如果不说是欣赏，至少一点儿也没有批评的意思。听他一说，我脱口而出接了一句：「这不是跟在很多地方办事一样吗？」说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那个瞬间，我太太在一旁抓拍了一张照片。照片现在还摆在已被用作纪念馆的克莱蒙特的德鲁克故居里。那是德鲁克和我拍得最好的合照。
德鲁克与我最好的合照
这就是德鲁克，对「小恶」宽容、幽默，对大恶深恶痛绝。在德鲁克的智慧里，容忍「小恶」，或许正是抵制极权主义这个大恶的必修课。
（五）
《正常运作的社会》也使我终于理解德鲁克为什么如此慷慨地支持我的工作。
在被称为「管理圣经」的《管理：任务，责任，实务》的序言里，他这样道出管理的目的和意义，尽管这段话有点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全文引述：
如果我们的组织型多元社会中的机构不能负责任地自治，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有个人主义，人们也没有机会实现自我。我们会活在彻底的管制中，没有人可以享有自治权。在这种社会里，斯大林主义横行，没有参与式的民主，而要随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更不可能了。暴政将成为强大而有效的自治机构的唯一替代品。
暴政以一人独断取代多元竞争，以恐惧取代责任感。暴政的确可以废除所有的机构，以独大的帮派政党官僚机器替代所有机构。暴政之下，虽然还是能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不过断断续续、多所浪费，产量也是少得可怜，而且人们还得付出苦难、羞辱和挫折等庞大的代价。在一个组织型的多元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过去和现在，在全世界的管理学界，有不少公认的「管理学大师」，从来没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对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有这样深刻的体悟。这是德鲁克独一无二的洞见，是他的满腔同情所在，也是管理之所以重要，值得去研究、学习和推广的根本。这也是德鲁克穷毕生精力，创建和教导管理学的初衷。和「功能社会」的概念联系起来思考，一个社会要具备应有的各方面功能，绝对无法只由政府和家庭提供，只能拜众多的多元、自治的组织机构之赐，而管理则是任何这样的组织机构能否承担起它们的责任，能否奏效的决定性力量。由于中国的发展愈来愈对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德鲁克强烈希望有人可以把管理文化和绩效精神带到中国，让它在中国的土壤里扎根和开枝散叶。他意在培养能够担当管理重任，拥有相关的工作知识、勇气、智慧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中国不缺少有勇气做事的人，但这样的人往往缺乏足够的视野、工具和知识。中国的管理教育，应该帮助这样的人尽快成为成熟的工作者。他们当中，有人会创办企业，有人会成为独立自主、不等待高层指令的经理人。他们正是建构功能社会的中坚力量。
按照德鲁克的看法，完美无瑕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尚可容忍、功能正常的社会才是人类可能得到的最好结果，而这样的社会必定要求多元、丰盈的生态环境。在多元、丰盈的社会生态里，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置。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可以发挥独一无二的功能。生态足够丰盈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成全。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人对政府的彻底依赖、恐惧和顺服或说政府对人的全面控制，也不是各行其是，枉顾他人和公众的无政府主义。政府、组织、个人都是社会的器官，有着各自的生态位置，各守本分，各司其职。
一家由企业家开办的培养中国经理人的学院，也应该有它的生态位置。美国知名的商学院那些院长、教授都不认为企业家办学有什么必要，似乎企业家唯一该做的，就是出钱。德鲁克却特别看重这件事。或许他认为，这样的学校，只有企业家才会想到要办，也只有企业家才可能办成。
拜访德鲁克之前，我传真了自己的履历。他知道我的背景，知道我年轻时曾经是共产党员，还当过乡镇一级政府的党委书记。
我是从这样的身份，兜兜转转，变身为一名商人和企业家，然后加入ServiceMaster的。我的经历让我比很多人更了解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这样的知识，让我能在困难和复杂的环境里找到门路，把事情办成。在德鲁克眼里，这可能恰恰是我的长处。
有一次，我向他通报办学进展：一个原本被认为棘手的项目很快就通过了政府教育当局的审批。德鲁克轻松地调侃：「你是不是又用了什么『方法』？」
（六）
最近这些年，我们努力把德鲁克社会生态学的见解融进管理课程。
例如「企业的目的与企业的战略」这门课，依照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最好的战略，不是在零和游戏里打败对手取胜，而是在市场和行业中，找到和占据独特的生态适当位置。这在本质上是非竞争战略，和主流商学院教的「竞争致胜」完全是两种思维。
另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问题是企业经营者自身的价值观。
每一个组织在确定自己的适当或最佳生态位置时，要从三个维度做出评估：外部机会、内部能力或长处，以及经营者自身的价值观。即你选择要从事的业务，是不是确实有市场需求（外部机会）？你所在的组织是不是具备能力，比别人更擅长从事这项业务（内部能力或长处）？你们是不是特别看重这件事，发自内心地觉得它值得自己投入全部精力和热情（经营者自身的价值观）？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就表示你找到了自己的生态适当位置。但是，在商学院的课程里是不论价值观的。一谈战略，就只考虑机会、能力和资源能否和如何匹配，因为价值观好像有些玄虚。但是，其实它才是界定生态适当位置的先决条件。
德鲁克在《创新与创业精神》中，把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称为「气质」：如果一项生意的客户所看重的价值和经营者自身的「气质」不合，这项生意就很难令经营者有热情和兴趣去投入和做好它。于是，从市场需求和企业能力的角度看，这项生意可能确实是个好机会，但它却是属于别人的机会，不是该经营者及其企业的机会。
我1999年初认识德鲁克，那时，他跟我谈的都是非常务实的问题，送我的书，也是工商管理类的《创新与创业精神》。直到2003年，或许他认为是时候了，才送我《正常运作的社会》这本书，希望我理解他在管理学之外的所思所虑，以及那与管理学之间，生死攸关的关系。可对我而言，那还早了些，还要再过几年，我才在因缘际会之下，把握到德鲁克的忧心。从那时起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继续研读德鲁克的著作，时读时新。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德鲁克的学说可以帮助读者打开一个从来没有看到的新世界。当然，这先要读者愿意拓展自己对德鲁克的了解。
（七）
其实，德鲁克的著作很早就进入中国了。据说某前领导人，曾经连夜读完那本《有效的管理者》，大为激赏。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还把它列为学员的指定读物。我因为生意的关系认识一些中共官员，一位高官告诉我，他读过《有效的管理者》，正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读的，见我似乎不相信，还出示了当年党校印制的该书读本。
德鲁克的著作被系统引进大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贡献。华章分社是中外合资事业体，他们打算翻译、出版德鲁克的著作，征询我的意见。我给他们推荐了第一批五本书，整个项目就启动了。后来，他们进一步出版德鲁克全集，问我能不能给这套书写一篇序言。我试着在序言里介绍了我所理解的德鲁克的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他所主张的「正常运作的社会」。其中我引述了德鲁克晚年说过的话：「中国一定会强大，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可能给世界带来好的影响，也可能给世界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像前苏联那样，去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就是坏的方向。」华章的编辑打来电话，告诉我为了通过上级的审查，必须把那段话删掉。我能理解出版社的处境，做了妥协。
在今天的中国，德鲁克的读者不在少数，包括学者、企业家、经理人和官员。读者对德鲁克的态度，却是各取所需。对于他们不理解、不需要甚至认为有危险的内容，或是径自忽略，或是在引用时加以删除。
2019年我们举办「中国德鲁克管理奖」的评选活动，在参与提名获奖企业的100多位商学院院长和教授当中，竟有超过90％的人推举了明显是全面违背德鲁克管理原则的某公司，其中还包括几位全国知名的「德鲁克专家」。人们普遍糊涂至此，着实令我意外和沮丧！这足以证明，要想读懂德鲁克，并不是有学问有经验，肯下功夫就可以做到的。我愈来愈觉得，只有结合德鲁克的信念、价值观去读，他的学问才能被参透，才能帮助我们明辨事非，应对现实。「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作为读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基本信念，是否可以和德鲁克融通，决定了他对德鲁克及其学说的领悟程度，而《正常运作的社会》这本书，就是德鲁克基本信念和价值观最集中和最好的读物。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年才明白这一点。
不禁又想起德鲁克的叮嘱：「我想你已经很了解我的著作了。你甚至已经在讲我的著作了。但等你读了这本书，你才能明白我为什么去研究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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