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吴老师开了一个小栏目“吴聊”，这些不到1000字的小作文，是吴老师的随身笔记，有一时兴起有感而发的碎碎念，也有当下热点事件的实时解读。今天我们分享其中的三条，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欲言又止的话，可以在“吴聊”中有的聊。
人到四十该做什么？
在我所接触过的学界前辈中，第一妙人是张五常老师。在未见面前，读他的《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每每为他的聪慧和洞见拍案不已。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2007年12月1日，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天是他生日，一干杭州的朋友在西湖边的望湖楼为他庆生。席间，有人问他，平生最得意的功夫是什么？他答：拍照第一，书法第二，学问第三。
众人哈哈笑，那天他生日，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酒过三巡，乘着先生兴致颇高，我请他题写一本新书的书名，他顺口就答应了。店家取来笔墨宣纸，他借着酒劲连写数遍，直至满意。这便是《激荡三十年》封面上那畅快淋漓的五个字。
他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马上四十了。
他停顿片刻，然后幽幽地说，“人到四十，就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不紧要的事情上了。”
张先生接下来讲的一段话，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他说，四十岁的人，该炼的武功都炼成了，这时候最要紧的事情是跑到江湖之上，提刀去找那个最值得杀的高手。要么杀掉他，要么被他杀掉。一生功名，在此一举。
张先生四十三岁那年，正在芝加哥大学写论文当教授，有一天，在学校林间悠闲行走，他的老师罗纳德·科斯叫住他说，“Steven，你的国家即将展开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你不应该在这里跟我们鬼混了，你要回去，目睹它的发生。”
张五常因此回到香港。那年正是1978年。
当世华裔经济学家，公认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个人，一是杨小凯，一是张五常，杨先生被上帝早早的接走了，张先生则被他的老师“赶”到回中国，成为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观察者之一。
张先生学问做得好，天资奇高是一部分，更难得的是注重实证调研。他教我说，“一地经济是不是向好，看什么？其他都是扯淡，就看两点，一是厂房租金，二是劳动力成本。“他还说，“如果99%的经济学论文没有发表，世界照样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天，张先生酒兴大发，跟我们一群人阔聊到子夜，临分手时，醉态可掬的他很得意的说，“你们如果到了70岁还能跟我这般就很厉害了，有一群年轻人愿意跟你聊天到半夜，你的精力和脑力居然还拼得过他们。”
那个初冬的湖畔之夜，张先生对我洗脑成功。后来的七八年里，我坐冷板凳，专心于中国企业史的创作，大抵是得了他的教训。而最近十来年，我跑去做自媒体，浑浑噩噩到今天，不知道再见张先生，会不会遭他斥笑。
所有的青春都充满了挫败感
到了我这个年纪，“青年节”是猝不及防地到来的。它原本已不在期待之中，只是昨日凌晨，突然在手机屏幕上，从五月四号变成了“五四青年节”。
艾略特在《荒原》中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枯死的泥地里，硬长出丁香花。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用春雨搅动迟钝的根蒂。”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对青春最贴切的描述，残忍，顽强，肆无忌惮，如生生不息的野草，以成长的名义颠覆一切。
1998年，一部名叫《泰坦尼克号》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上映，风暴来袭，巨轮沉没，杰克与露丝的爱情却在冰冷的海面上绽放。那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第一次出现民营企业的大面积倒闭事件，太阳神、巨人、秦池、爱多、南德、三株、瀛海威、亚细亚相继沉没，我如同一头嗅到血腥的猎犬，奔波于各地，着手创作一部新书。
那年我三十岁。两年后新书出版，我给它起名《大败局》。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大败局》最为残忍和肆无忌惮，却也最难以复制，那个年纪，那个年代，那个故事。
其实，几乎每一个人的青春都充满了挫败感。风暴若不来袭，哪来奇迹出现，梦想若不幻灭，青春如何见证。
在我的青春年代，正值国家巨变，经济腾飞，“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想当年，有三位跟我年纪相近的年轻人，黄光裕、丁磊、陈天桥，从白手起家，在三十岁左右的年纪一跃而为“中国首富”。
然而，二十余年之后，他们却不是同时代人中最为成功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去天台国清寺，一位大和尚站在隋梅下，悠悠地对我说，“在你的一生中，有两个东西是一定会来过的。”
我问，“它们是什么？”
大和尚曰：“一个是爱情，一个是金钱。”
我当时闻言哈哈大笑，大和尚恍恍惚惚地望着我，欲言又止。
如今思来，恍若隔世。
今天的我，居然也到了欲言又止的年纪。“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所有的朋友们，青年节快乐。
“做事吧”
又有一位新的天子要来了。汴梁城外封丘门，百官在寒风中跪拜等候，第一排中央，唯冯道低眉兀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五十四年时间里，中原更替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皇朝，“兵强马壮者为天子”，这其中有汉人、契丹人和沙陀人。汴梁城头的大旗不时变换，而崇元殿里的领班大臣却数十年就是那个人。
冯道身历四朝，先后伺候了十位天子，当了24年宰相。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那么几个人，生前成就不朽功业，身后却让后人避而不谈，管仲是一个，商鞅是一个，王安石是一个，冯道是一个。
其中，最难言说的恐怕还是这个冯道。经典儒家讲究君君臣臣，君辱臣死，而冯道却不挑不拣，是个皇帝就服侍，如假包换的贰臣一枚。然而，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在半个多世纪的乱世里，他如同一台破烂机器中的那个稳定的轴心，虽然十分的不堪，却维持着朝野秩序的运转。
这几天，居然追完了48集的《太平年》。最让人难忘和纠结的就是冯道。
千年儒家道统，从孔孟、程朱到陆王，在君臣关系上其实各有表述。孟子说的最刺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冯道心目中的排序，似乎最符合孟子的标准。
在《太平年》里，导演为冯道设计了一个硕大的书房，上下左右俱是典章奏折，他日日在昏暗的烛光下往复批阅。朝堂之上刀光剑影，他的助手战战兢兢，冯道的回复只有一句话：“做事吧”。
做什么事？汴梁街巷的一段安宁，老百姓饭碗里的一勺热粥。
郭威问冯道，如何成就万世太平？冯道说，神仙也做不到。那么，千年太平呢？圣人也做不到。百年太平呢？冯道曰，也许可求得，却需去做事。
冯道在乱世中雕印《九经》，首创国子监官刻图书范式。他去世时留下的“遗表“，是《天下州县丁口筹计札》，这是自唐末百年以来的第一份国家人口统计账册。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据说这是冯道写的诗句，起名曰《天道》。
盛世，乱世，太平世。我且问你，今世何世？从地缘政治到科技突变，从经济周期到产业变局，有人曰盛，有人曰乱，我独曰“盛乱世”。
能变的，努力去变，不能变的，竭力顺从，认定一些你认为有意思的事情去做，“莫要问前程”。这是历史虚无，这是犬儒主义，这是推石头的西西弗，这是冯道。
这个人，一开始我不喜欢，后来同情，再后来理解，现在我竟觉得自己就是他。
做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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