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公共性相对稀缺的时代,播客以及播客节以一种另类的、具有实验性质的方式为公共价值争取了一席之地。
原文 :《线下播客节拓展城市公共生活》
作者 |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曾维涵
图片 |网络
声音是播客主要的内容呈现形式,但播客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通过声音来传递信息和情感。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文播客社群通过组织线下活动,连通了人与人之间展开交流的“最后一公里”。这些活动涵盖了由主播基于听友社群组织的小规模线下聚会,也包括规模相对较大的、节庆式的文化事件。它们既拓展了播客本身媒介形态和组织形式的边界,又让播客的公共价值不论是对于主播还是听众而言都变得更为可触、可感。譬如,“声量播客节”“狂喜播客节”和“小宇宙漫游日”等,这些活动更像是一个节庆式的事件,能够吸纳规模更大、兴趣更多元的听众,为参与者创造出调剂甚至打破日常生活节奏的“例外状态”。
平等对话:去中心化的播客舞台
大型播客节可以被视作各种小型播客线下活动的“有机聚合”。它超越了活动在数量层面的简单叠加,打造了一个更为开阔、平等的平台,不仅可以让播客主播与他们的听众展开更为紧密的互动,还促使不同播客主播之间发生更多的碰撞和更深入的交流。“狂喜”的发起人致力于将这一播客节打造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舞台,保障“主播嘉宾、听友观众、志愿者同等重要、同等被尊重”。为此,他为主播听众的交流互动专辟了一个独立空间,让听众在场间休息时能够与主播更近距离地接触。这样的共同在场带来的感受比收听音频更加真实立体。而其另一位发起人还认为,在播客节现场,主播和听众的角色可以调换,让主播尝试主动去倾听听众的故事。
“声量”播客节也秉持了与“狂喜”相似的理念。在“声量”的现场听众有机会直接加入主播对话或是体验播客录制。主办深夜谈谈喊出了“请不要‘听’播客”的口号,意在让不管是“做播客的人”还是“听播客的人”都拿起话筒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其主理人设计了一个近乎疯狂的“玩法”:第一届“声量”设立了33个点,从活动当天的00:00开始陆续展开近100场24小时不间断的对谈活动,观众可以选择任意场次随时加入讨论。与之呼应,“狂喜”专门设有播客录制的体验区,为了鼓励大家参加播客录制体验,现场的自制标语上面写着“每个人都能录5分钟播客”,甚至也有听众在体验区驻足许久后决定在小宇宙上开播一档自己的播客。
生活方式的策展:多元价值与开放空间
播客节还试图拓展更为多元的生活方式,并以类似于策展的思路把音频节目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设计成一系列线下活动,最后转化为具身的体验。“声量”播客节便是一个典型。如其主理人所言,“我不希望播客它就是平时你听到的一个BGM……播客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想法在第二届“声量”播客节中得到了落实,深夜谈谈团队尝试将更为丰富的玩法和更为多元的生活方式汇集在宁波余姚的玉兔岛上。在那里不仅有播客中常听到的对谈,还有音乐、户外运动、露天电影、艺术装饰、市集、阅读和冥想等一些列活动。由此,玉兔岛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一个延展空间,并将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生活方式的五花八门,从只能在耳边听到的他者经验,转换为了一种可以调动身体各种感官的切身体验。
不仅如此,线下的播客“狂欢”也为城市的本地空间注入了活力。播客平台“小宇宙”在上海举办的两次线下活动都设址于市民日常活动或消费的公共空间。以“播客!点亮你的人生志趣”为例,杨浦区大学路最东一段为此被临时设为步行街区。在自东向西数百米的马路两端设有“登陆点”的门头和兑换奖品的“结算点”,中间则遍布“宇宙扭蛋机”“灵感点点”“播客毕加索”等九个活动项目。活动无需报名预约,也无需付费,直接走进便能参加,其中有三两朋友结伴而行,也有家长陪同小孩参与,还有年轻人带着父母体验。利用开放的城市空间,线下播客节融入了城市的在地生活,让一块文化飞地临时地从夹道的餐馆、咖啡店、书店、服装店之间“生长”出来,被编排进所有市民的日常经验和生活节奏当中。
开源的社会创新
线下播客节既是一种“商业创新”,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创新”。一方面,线下播客节将诸如开放对话、多元价值、重返“附近”等公共价值落实在具体的社群活动中;另一方面,它们对公共价值的践行也被置于试验、复盘和改进的过程当中。就后者而言,“狂喜”无疑是对社会创新进行集中复盘的先行者。从第一届到第三届,每一届“狂喜”结束后主办方都会组织数场复盘对谈,同时这些内容也会被制作成节目发布到播客当中。这意味着对创新的反思从“后台”搬到了“前台”,具有一定的透明度,也意味着这样的反思带有了集体性和制度化的色彩。“狂喜”的发起人多次在复盘对谈中公布过活动的收支状况,他认为“狂喜”应该是一个非盈利的、透明的“开源项目”。
虽然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张力可能持续存在,但是如社会学者孙哲所说,关键在于“是谁兼容谁”。理想的状态是用社会创新去兼容商业创新,使商业属性服务于社会和公益属性。“狂喜”的发起人孜孜不倦地向外界言说“去中心化、自组织性、超量供应和开源分享”的理念。这本身超出了播客所指向的媒介形式或媒体行业的范畴,而是反过来将一种公共生活的价值观念投射到播客以及播客节这样的媒介之上。在这个公共性相对稀缺的时代,播客以及播客节以一种另类的、具有实验性质的方式为公共价值争取了一席之地。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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