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拉各斯郊外的工业区迎来了短暂的宁静，轰鸣了一整天的柴油发电机终于停歇，几十个当地工人从各个厂房涌出，汇成一股黑色的下班人潮。
我站在二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这熟悉的场景，点燃了今天的第十四根烟。桌上的财务报表显示，这个月我的塑料制品厂净利润又超过了十万人民币。
在国内同行的眼里，我无疑是个成功者——四十岁出头，年入几百万，在非洲拥有一座占地广阔的工厂，而且我还入乡随俗，娶了三个当地老婆。
每次回国，饭局上的朋友们总是带着几分调侃和羡慕的语气，拍着我的肩膀叫我“人生赢家”、“非洲土皇帝”。
面对这些吹捧，我总是逢场作戏地笑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把涌到嘴边的苦涩和着酒精一起咽进肚子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距离故乡一万多公里的赤道国家，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下班，就是回家。
回想十年前，我带着国内创业失败的满身债务，犹如丧家之犬般逃到尼日利亚。那时候的我，满脑子只有生存和赚钱。非洲的原始和粗犷给了我喘息的机会，但也给了我最残酷的下马威。
建厂初期，我吃住在满是蚊虫的铁皮棚里，每天和狡猾的材料商扯皮，和懒散的工人斗智斗勇。在那段最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染上了恶性疟疾。
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来回拉扯我的骨头，高烧让我整整三天神志不清。是阿米娜救了我。她当时是我工厂里的一个女工领班，一个身材结实、沉默寡言的当地女人。那几天，她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行军床边，用浸了凉水的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喝当地那种带着酸味的木薯粥。在异国他乡，在生死边缘，这种最原始的照顾击穿了我内心最脆弱的防线。
病好之后，我按照当地的风俗，买了几头牛，送了一笔彩礼，娶了阿米娜。那时候的我，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妻子，不如说是需要一个在异国他乡能够让我感知到温度的伴侣。
她后来给我生了一个肤色微黑的儿子，还帮我管理着家里那些当地佣人。在那两三年里，虽然我们语言沟通仅限于简单的英语单词和手语，虽然她永远吃不惯我做的西红柿鸡蛋面，但我曾以为，这就是我在非洲的家了。
但是在非洲做生意，很多事情身不由己。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利润不断翻番，我开始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当地的黑帮来收保护费，环保部门隔三差五来找茬罚款，甚至连电力局也会无缘无故地断掉我所在片区的工业用电。我的塑料厂成了一块肥肉，谁都想来咬一口。
在一次险些导致工厂停工的危机中，我通过中间人认识了当地一位很有势力的部族酋长。为了彻底解决工厂的生存环境问题，在中间人的极力撮合下，我迎娶了酋长的侄女，格蕾丝。在尼日利亚，一夫多妻是受法律和传统认可的。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利益交换。格蕾丝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张扬，浑身穿金戴银。她嫁给我之后，工厂的那些麻烦确实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但我的噩梦，也从那一刻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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