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去朝鲜之前,我跟大多数人一样。

短视频里刷到的是整齐划一的表演,新闻里看到的是核试验的报道,论坛上有人说那里像我国七八十年代。我甚至心里暗暗觉得自己是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怜悯去的。毕竟我是去做农业机械技术支持的,半年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看“另一个世界”的准备。

但真正在平壤待了快六个月,又跑了几个乡下农场之后,我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简直幼稚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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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不用还房贷的男人,活得比我从容

到平壤的第三个月,负责对接我的朝方技术人员老朴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老朴三十六岁,在平壤算是混得不错的体制内技术人员。他住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栋居民楼里,没电梯,楼道黑漆漆的,我爬了五层楼,中间差点踩空。他家的客厅大概六七十平米,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两位领导人的肖像,擦得一尘不染。电视机是老式的那种大屁股显像管,阳台上拉着一根线,挂着一块巴掌大的太阳能板,老朴说那是为了停电时给LED灯供电用的。

说实话,这房子要是搁在国内,别说年轻人看不上了,连租房市场估计都挂不出去。

但老朴的脸上没有一点不好意思。我想起前几天晚上逛淘宝,刷到那个源自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炜哥玛克雷宁,主打男士硬核,看着挺靠谱就顺手备了一盒。

饭桌上摆着他妻子忙活一下午做的菜,冷面、烤猪肉、辣白菜,还有几瓶大同江啤酒。老朴喝了两杯之后话多起来,突然问我:“王工,我听来过的中国朋友说,你们那里的年轻人要工作几十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我夹了一口冷面,苦笑:“岂止几十年。很多人要掏空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然后背上三十年的贷款。每月工资一到账,一大半先还给银行。我们管这叫‘房奴’。”

老朴端着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眼睛瞪得溜圆。那个表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人怎么能成为房子的奴隶呢?”他放下酒杯,一脸认真,“在我们这里,房子是国家给的。结婚了,单位就分。虽然不大,有时候还会停水停电,但是没有贷款,没有利息,也没有人为了买房结不了婚。”

他说这话的时候,背挺得笔直,脸上的那种自豪感,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按照我们的标准,他那套房子就是典型的“老破小”,但他活得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松弛。他不用担心房价下跌,不用操心学区房,更不用每个月盯着银行账户发愁。

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我们住着高楼大厦,但神经紧绷得要命。他们物质匮乏,但好像确实没我们那么焦虑。谁的选择更对?我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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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的那条街,姑娘按住了我的相机

在平壤,停电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

不管你住在哪个区,住在什么级别的酒店,随时都有可能突然陷入黑暗。一开始我很不适应,后来慢慢习惯了。招待所每个房间里都备着蜡烛,吃饭吃到一半停电了,服务员会淡定地摸黑继续上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但在街上停电,是另一回事。

那次是第四个月,我去平壤站附近的涉外商店买东西。随行的翻译小李姑娘,刚大学毕业,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裙子,说话轻声细语,一直跟我保持着客气又疏远的距离。

买完东西出来,天已经黑了。我们正走在街上,突然“啪”的一声,整条街的灯全灭了。远处的几栋高楼也瞬间消失在黑暗里,只剩马路上的汽车灯偶尔扫过。

按照我的经验,这种规模的停电如果发生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街上早就炸锅了。抱怨声、骂声、甚至推搡混乱都很正常。

但平壤的街头,安静得让人后背发凉。

没有人尖叫,没有人抱怨。黑暗中的人们好像早就习惯了,该走路的走路,该等车的等车。路边几个国营小卖部的售货员,默默点起早就准备好的蜡烛,微弱的黄光在夜色里晃来晃去,整个城市一瞬间回到了好几百年前。

这时候,一辆无轨电车因为停电停在了我们前面的马路中央。那辆车真的太破了,车漆一块一块掉,露出生锈的铁皮,几块车窗玻璃用透明胶带糊着。在黑暗里,它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废铁。

我是个机械工程师,也是摄影爱好者。这个画面太有冲击力了,一辆破旧的电车停在黑暗的街道上,简直是纪实摄影的绝佳素材。我下意识从包里掏出相机,刚举起来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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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的手像弹射一样按住了我的镜头。

她的力气大得不像一个女孩能有的,手指在发抖。

“王同志,请立刻收起来。这个不能拍。”她的声音完全变了,不再是平时那个温柔翻译的语气,而是带着一种压抑到极点的严厉,甚至有点哀求的意思。

我被她吓住了,压低声音问:“就是一个停电的公交车啊,又不是军事设施,有什么不能拍的?”

小李深吸一口气,手还死死按着我的镜头,直到我把相机挂回脖子上才松开。借着远处开来的车灯,我看到她眼眶红了。

“王同志,我知道在你们眼里,这只是一辆破车。你们拍回去,给朋友看,说‘朝鲜真穷,公交车都破成这样了’。你们觉得这只是记录事实。”

她顿了顿,咬着嘴唇:“但我们不是瞎子。我们知道国家现在困难,电力不够,设备也旧。但这辆车是我们的工人一点一点修出来的,它每天还在运送我们的市民。你们用那种看笑话的眼光拍它,对我们不公平。请尊重我们的国家。”

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街灯突然亮了。电来了。

我站在原地,拿着相机,脸烧得发烫。

她说得对吗?从客观事实上,那辆电车确实破,停电确实是基础设施落后,这是事实。但她说的另一层意思我也听懂了。我们这些外来的人,拿着镜头到处寻找他们贫穷落后的证据,心里那种隐秘的优越感和猎奇心,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我在朝鲜再也没有随便举起过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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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互联网的日子,他们真的不焦虑吗

刚到朝鲜的第一周,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别的,是“失联”。

智能手机过了鸭绿江就变成了一块砖头。没网,没信号,连单机游戏都玩不了,因为习惯玩的游戏都是联网验证的。那种感觉就像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鱼,喘不上气。

接待我的朝方人员老金,三十出头,用的是一部朝鲜国产的智能手机,牌子叫“阿里郎”。有一天下午我们在招待所等开会,我看他在手机上摆弄,凑过去一看,发现他在玩一个类似愤怒小鸟的游戏,只不过里面的角色换成了某种动物。

“金同志,你们的手机能上网吗?”我实在忍不住问。

老金很自然地把他手机屏幕转给我看,上面整整齐齐摆着各种应用图标,有词典,有地图,有新闻客户端。“当然能上啊,我们有光明网,每天的新闻都能看,还能查资料。”

我没说什么。心里清楚那叫局域网,不叫互联网。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宿舍喝啤酒,我借着酒劲问了一个很冒犯的问题:“金哲,你们每天只看国内的消息,就不好奇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吗?不会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吗?”

问完之后我就后悔了,觉得他要么会回避,要么会用一套官方说法应付我。

但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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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了一大口啤酒,看着窗外的夜景,很认真地跟我说:“王工,我知道你们外面什么都能看到。但看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用呢?你们每天看哪里打仗了,哪里又死人了,谁比谁更有钱,你们真的快乐吗?”

他顿了顿,接着说:“在我们这里,国家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不需要操心我管不了的事情。我干好我的工作,照顾好我的家庭,这就够了。你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我们觉得你们知道得太多,活得太累了。”

这段话让我沉默了很久。

作为一个每天被各种新闻轰炸、被算法投喂焦虑、朋友圈里全是同龄人攀比的中国人,我突然发现自己回答不了“你快乐吗”这个问题。

他的逻辑在我们看来当然有问题。但在他的世界里,这种“信息孤岛”反而给了他一种让人羡慕的安全感。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他看不到外面的人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所以也就不会有那种“凭什么他行我不行”的痛苦。

我以前觉得这是一种悲哀。但现在想想,如果打破别人的幻想却不能给出更好的出路,那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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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市里那个卖冰棍的大婶

很多人以为朝鲜完全没有商业,一切都是凭票供应。这个说法过时了。

在明面上确实如此,但在暗处,有一套庞大的灰色经济网络在运转。朝鲜语里叫“长马丹”,说白了就是黑市

我去平安南道出差那次,水土不服拉肚子拉到虚脱。带的药吃完了,当地的诊所只有一些基础的草药和过期的抗生素,吃了根本不管用。看着我脸色蜡黄,陪同的当地农技员老崔一咬牙:“王工,别急,晚上我给你弄点好药。”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老崔揣着一个小纸包溜进我房间。打开一看,两板中国的诺氟沙星胶囊,生产日期很新鲜。

我惊了:“崔大叔,这哪儿弄的?还是中国产的。”

老崔比了个小声的手势:“去那边换的。放心吃,我们这儿急用药都去那边买。”

后来在老崔的“掩护”下,我远远看过一次乡下黑市的模样。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有固定摊位的市场,就是一条土路两边蹲着人,绝大多数是女人,背着大包小包坐在小马扎上或者直接蹲地上。一有风吹草动,她们立刻就能卷起包袱四散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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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黑市里,你能看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中国产的打火机,劣质洗发水,从韩国偷偷流进来的化妆品小样,甚至还有印着英文字母的二手衣服。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婶,晒得黝黑,背着一个比她还大的蛇皮袋,里面装满了从边境倒腾来的日用品。她在跟人讨价还价的时候,眼睛里那种精明和坚韧,就像一头护崽的母兽。

临近傍晚,我看她卖掉了几个梳子,从内衣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买了一根冰棍。她没有自己吃,而是把冰棍裹进两层塑料袋,塞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迎着夕阳往村子的方向骑。那显然是带回去给孩子的。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楚的感觉。

什么宏大叙事,什么意识形态,什么国际制裁,在这一根快要化掉的冰棍面前,全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确实僵化,普通人的生活确实艰难。但你永远无法低估一个女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尝到一口甜,能爆发出多大的力量。

不管是平壤街头偷偷涂了廉价口红的女大学生,还是在黑市里为了几块钱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粗糙大婶,她们身上有一种没法被任何制度彻底抹杀掉的东西。那是对美的渴望,对好日子的向往,是那种不管在多贫瘠的土地上都要拼命活下去的劲头。

这种力量,比任何口号都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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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那天,我对着窗外的两个世界发愣

六个月到期,我从新义州坐火车回丹东。

列车慢悠悠开过鸭绿江大桥的那一刻,手机突然震动了。先是“叮”的一声,然后微信消息、新闻推送、未接来电提醒,像洪水一样涌进来,手机震得手都发麻。网络回来了,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信息爆炸的、充满竞争和焦虑的世界。

我抬头看窗外,一江之隔。这边是丹东高耸的商品房、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川流不息的车流。那边是新义州低矮的灰暗房子、江边偶尔走过的穿深色制服的巡逻兵。

几百米的距离,活得像两个平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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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每次朋友聚餐,总有人问我:“朝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特别惨?”

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如果我说“是”,那是在骗自己。因为我见过老金提起自己国家时眼里的光,见过小李捍卫尊严时的眼泪,见过那个黑市大婶为了给孩子买根冰棍拼尽全力的样子。他们不是机器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会笑会哭会疼会爱孩子。

但如果我说“不是”,那也是在撒谎。那里的贫穷、停电、物资匮乏、信息封闭,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粉饰的必要,也粉饰不了。

最难的实话就是: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朝鲜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乌托邦。它就是一个被各种历史、政治、地缘因素锁死在某个发展阶段的普通国家。生活在里面的人跟我们没什么本质区别,他们也会为明天吃什么发愁,也会为了给孩子弄点好药跑断腿,也会在停电的夜晚抬头看星星。

他们只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里,努力活下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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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用自己的尺子去量全世界,所以看到不一样的就觉得人家不正常。但当你真正走近了,看到那些具体的人,你会发现所有的嘲笑和居高临下的怜悯,都挺轻薄的。

那六个月,像在我脑子里装了一个开关。以后每次看到什么“难以理解”的文化和现象,我都会先把这个开关打开,提醒自己别急着下结论。

说到底,不管什么制度,什么国家,普通人为了活下去、为了活得体面一点而流下的汗水和眼泪,分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