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在2019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做《托米丽司女王》，讲述希罗多德写过的著名马萨格泰女王的故事。托米丽司Tomyris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确实是一位世界历史上的著名巾帼英雄。她身上同时承载着真实的历史内涵和层层叠加的文化想象。所以她的故事经常被人演绎成为各种文艺作品，甚至是电脑游戏。但是我们翻开历史书就会发现她几乎完全活在希罗多德这样的叙述当中，因为他们这种游牧民族的文字记载是比较少的。
历史上关于她作战的高光时刻主要就是击毙入侵的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因为后者是著名的波斯君主，以作战勇猛著称，所以死在这里也算是棋逢对手。
当时大致的历史背景是，居鲁士大帝为征服中亚草原，向马萨格泰首领托米丽司提出婚约，遭拒了，以此为出兵借口。因为那个时候托米丽司是丈夫去世，她继承王位了，是守寡的，游牧民族其实不在意再婚这个事情，只不过是看得出来求婚是一种诡计，就是想借助联姻吞并他们的草原。
然后因为这样的谈判没有进展，冲突就升级了。
托米丽司之子马萨格泰王子斯帕尔伽毕斯Spargaspises率部偷袭波斯营地，被俘后自杀。据说是被灌醉抓起来了之后，一睁眼发现自己已经被俘了。所以就要求把双手解开，因为毕竟身份比较高贵，但是给他解开之后他就想办法自杀了。于是双方矛盾激化了。
之后女王就集结了大军，与波斯军队进行决战。马萨格泰人采用贵族重装骑兵占据队形的中间，平民步兵在两翼，这种组合的阵型，然后使用了复合弓和厚重的鳞甲，他们骑的马也披着一些防护的甲，如此这般，最终击败了波斯军队。
其实就是说在女王任职期间正好是波斯帝国的扩张时期，求婚当然只是一个理由，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人之后，想顺便打下这块地方，如果能够不费劲就得到那更好。所以说女王当时很聪明，知道对方不会是千里迢迢跑过来就看上她自己一个寡妇了，一开始就是拒绝接见波斯的来使的。
双方经过僵持和渡河作战之后，有了刚才说的结果。根据希罗多德的描写是这样的。 战斗结束后，托米丽司命人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寻找居鲁士的尸体。寻得后，托米丽司就把他的首级
割下来放到她一只盛血的革囊浸泡。托米丽司一边蹂躏居鲁士的尸体，一边说：“我现在还活着，而且在战斗中打败了你，可是由于你用奸计把我的儿子俘虏了去，则战败的勿宁说是我了。然而我仍然想实现我威吓过你的话，把你的头用血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
不过除了一些历史传说和希罗多德的叫做“历史”的这个资料之外，还有一些铭文和史料。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说法。
第一个是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520年刻于伊朗克尔曼沙赫省的山崖上，以古波斯语、埃兰语、巴比伦语三种楔形文字书写。铭文中大流士列举帝国疆域时，将斯基泰（Saka）和巴克特里亚列为波斯属国。
由于冈比西斯没有任何东征记录，学者推断这些地区是居鲁士征服的，这间接证明居鲁士的第二次东征并非如希罗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一场彻底的惨败。
第二是居鲁士圆柱铭文（Cyrus Cylinder）。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后 deposited 于马尔杜克神庙地基中的泥柱铭文，以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书写。
虽然它不涉及居鲁士之死，但提供了居鲁士本人第一人称的政治宣言，是极少数可直接断代到居鲁士在位时期的实物文献。
第三是那波尼德编年史（Nabonidus Chronicle）。是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记录了居鲁士于公元前539年10月在欧庇斯Opis击败巴比伦军队、随后进入巴比伦城的过程。它提供了居鲁士晚年活动的精确时间框架，也间接证明居鲁士死于公元前530年底，根据巴比伦商业文书的纪年断代来说的。
还有一些文献，例如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波斯志》Persica。这位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医生曾在波斯宫廷任职，其记载经后来的佛提乌斯Photius摘录保存。克特西亚斯版本中，居鲁士是在与德尔比克人(Derbices，马萨格泰的一个分支）作战时受伤，且有印度援军和战象参战，但波斯人最终获胜，居鲁士伤重数日后去世，其子冈比西斯将遗体运回波斯。这一版本与贝希斯敦铭文的证据更为吻合。
还有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政治哲学小说，不算是严格史书。其中居鲁士在帕萨尔加迪的宫殿中安然去世，临终前向两个儿子留下遗训。虽然历史价值有限，但其中某些元素（如居鲁士要求葬于土中）可能根植于波斯口传传统，这个并不一定是真的，供参考。
此外还有贝罗苏斯Berossus的记载，这位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祭司用希腊语写作的历史著作提到，居鲁士是在与达海人Dahae作战时阵亡的，地点在锡尔河上游西北方向。但是他的著作也是仅仅只有几个片段留存下来，然后因为和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甚远，可能有传说部分。
根据考古和一些物质上的证据，有现在的伊朗的法尔斯省，帕萨尔加迪居鲁士陵墓附近的CMa、CMb、CMc三组铭文以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刻写。在这上面都提到了他的名字。
陵墓的存在本身说明居鲁士的遗体最终回到了波斯本土，这与希罗多德说的"托米丽司将居鲁士首级浸入血中"的戏剧性叙述存在张力的说法可能不是很贴切，那也许头拿走了，遗体回去了。
在费尔干纳盆地出土过青铜的釜，还有萨卡风格的黄金饰品，后来在圣彼得堡冬宫收藏。这些文物也为了解马萨格泰人这些民族提供了一些实物的证据，也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文献当中对这些蛮族描述的片面性，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制造一些东西，他们还是有一些文明元素的。
所以总体来说，希罗多德的叙述和其他人的一些叙述要相互印证来看，也许是有一些戏剧性，也许是有一些根据他们的政治和叙事动机出发点不同，写的情节就不一样。
结合文物当中的铭文，可能居鲁士确实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但是后来在战斗当中负伤身亡是真的，至于一些细节可能就有残酷性的夸张了。
希罗多德自己承认对于托米丽司的一些作战写法，也是找了一些他自己认为最可信的。但他不能保证是确定事实。他明确写关于居鲁士的死有很多传说。克特西亚斯的版本截然不同：居鲁士是在与德尔比克人(马萨格泰的分支）作战中负伤，波斯人最终获胜，居鲁士数日后伤重而死。这个版本与贝希斯敦铭文（因为大流士一世将斯基泰列为波斯属国）更吻合。
贝罗苏斯则说居鲁士死于与达海人的战斗，地点在锡尔河上游西北方向。
所以根据后来的考证，托米丽司是否亲自杀死了居鲁士呢，还是后来的交战当中获得了他的尸首，又或者居鲁士确实在其他的战场上死掉了。这些可能还可以继续研究。
但是希罗多德等等历史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写一位女性君主呢，这是被嵌入了一个道德规训的框架。就是教育当时的其他君主认识你自己的限度。说居鲁士是当时波斯帝国的大帝，是一位缔造者，是战无不胜的，被当时人们都害怕的，但是因为他继续的贪欲越过了锡尔河。
被一个他曾经小看的女人打败了，希罗多德这么写，他采信了这一部分史料，需要这个结局，构建它的历史叙事主题，也就是帝国的野心，终将招致毁灭。
有一些其他的历史学者非常敏锐，指出希罗多德在塑造这个女王形象的时候，做了一些微妙的对性别的处理。说她之所以成为女王，是因为丈夫死了，这是被动的一种继承。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寡妇在儿子长大成年之前，似乎是替他保管政权摄政那种感觉，而并不是一个真正有实权的女王，其实这种想象是多余的。
然后之所以复仇，是因为儿子被害了，就是搞出那种母性的动机，而非政治家的理性决策，这个就是男性视角，历史学家强加在女政治家身上的东西，一个本来可以代表女性统治者进步形象的叙事，就被悄悄还原了一种悲痛的母亲才有的东西。当然并不排斥，这本来就是一种本能，但并不是全部。
这位女王的行为当然是为了保存他们整个民族，不是像当时历史学家，像希罗多德叙事当中的这种男性视角表达的。
在希罗多德的文本当中，至少有三层男性视角的编码，加上了这种滤镜。
第一层是权力的合法性，需要解释。希罗多德开篇就写，马萨格泰人的统治者是一个女人，她在丈夫死后成为女王。大家注意这个语序。他首先强调女人这个词。然后再用丈夫的死亡来解释她为什么能掌权。如果是男性统治者就不需要额外的说明，但是女性统治者必须有一个为什么是这个女人的交代和铺垫。这本身就是一种男性视角的预设，也就是说女性掌权是异常的状态，需要特殊理由来给她合理化。
第二层就是政治动机被置换成为母性的动机，因为有一句很讨厌很滥俗的话叫做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其实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你不繁殖的话，就不为民族复仇了吗……其实，这位女王在战前曾经向居鲁士发出特别清醒的政治警告。
“满足于治理你自己的王国，容忍我们治理我们所统治的人们吧。”这是当时的一个主权国家统治者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统治者的外交声明，她有逻辑，她很清晰，措辞很精准。首先看出来求婚的阴谋，然后在交战之前还警告对方，所以说政治家就是政治家，并不是说前面加个女字就弱了一等。
但是在希罗多德的这些文字当中，把决战的动机完全将焦点转向了儿子被杀掉。这种复仇就被呈现成为一种女性的和母性的悲痛，而非政治家的战略决策。这样格局一下就变小了。那个民族的草原被侵略者践踏，还有那么多阵亡的士兵其实都是王国的子民，在希罗多德的叙述当中，似乎就被隐形了。
第三层男性视角的编码就是一个女政治家的胜利被去政治化。这就是后面听了传说的那些艺术家等等的再创作。比如著名的那些油画，在后世西方的绘画传统当中被反复描绘，居鲁士的头颅被放进那个盛着血的皮袋子里。鲁本斯甚至选择了一种仰视的角度来画出来，他那样去呈现一个女王的柔美和血腥场面的张力，这种视觉角度呈现的潜台词就是一个女人的复仇，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胜利，让人感觉到猎奇和暴力美学大于政治观感。
如果我们剥离这种历史糟粕的男性视角的叙事，看一下历史上真正的图景是什么样的。把希罗多德这些人的滤镜拿掉，从游牧社会本身的结构来看，看看她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样的。
根据考古的证据显示，斯基泰-萨卡文化圈中女性地位远高于同时代的农耕文明。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大量女战士墓葬被发现。她们骨骼中嵌有箭矢，随葬品包括武器和马具，墓主保持骑马姿态下葬。 在游牧经济中，所有社会成员都面临暴力威胁，女性尚武是生存必需而非例外。托米丽斯能指挥军队，不是因为丈夫死了没办法，而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女性领导战争本就是常态化的。
从这个角度看托米丽司的决策是有完整的政治链条的。首先识破婚约背后的吞并意图，然后用外交手段劝退，分退失败之后，提出对等的作战条件，再然后儿子被俘之后拒绝屈服，发现儿子被害之后集结全部力量决战，然后采用斩首战术，击溃敌军的中枢，最后还取走首级，震慑敌军。所以这每一步都是一个正常政治家对自己民族主权捍卫的理性的步骤，保存种族群体和他们的土地才是根本的作战动机。
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可能会问一句，谁是既得利益者或者谁是那个凝视者。的确，很多时间或者说绝大多数时间历史是男性书写的，这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受教育更多的、受倾斜资源更多的性别，自然也具有话语权。
对于古代或者说公元前很多东西确实有个根本困境，比如对这位女王的全部认知，几乎都来自一个希腊男性历史学家的转述，所以这是否准确呢，就得见仁见智了。
很多游牧民族确实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关于他们的历史，哈萨克斯坦学者说过，游牧无文字，考古即史书。
不过考古的话能够看到最直接的东西其实是一些硬件，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却无法还原一个人的内心动机和政治思考。所以这位女王的行为本质上是保存族群的政治行动，但是这个故事经过希罗多德的男性视角翻译了之后就被重新编码了，非常闹腾，简直就像是后来的莎士比亚的戏剧。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果马萨格泰民族自己有文字的话，他们会怎么记载这个女王呢，不排除也会在男性视角去书写。也许我们不会知道确定的事实或者一些特定的细节答案了，但是能够思考这种叙事扭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阅读方式的一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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