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栏围了一圈人,我挤进去,专家组名单末尾那个名字,像根刺扎进眼里。
贾俊悟。
三个月前还跟在我身后递手术钳的年轻人,顶了我的位置。
三十万奖金,连同我熬了三个通宵写成的方案,都成了他的名。
楼道里消毒水味儿冲得人鼻子发酸。
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通知,转身往办公室走。
第二天一早,一辆黑色轿车堵在医院门口。
穿旧中山装的老头递过一份材料,五岁孤儿的心脏畸形手术申请单,术者栏草草地写着我的名字。
他问我:这台没人敢做的手术,名单上怎么只有你的名字?
01
我是在更衣室看到那张公示的。
那天早上我值完夜班,正拿搪瓷杯接水,听见外面走廊有人放大了嗓门喊:“专家组名单贴出来了,快来看!”
我没当回事。
年初医院争取到国家级科研项目,我是第一批被通知入选的。
前后忙了三个月,方案改了四稿,最后一版熬了三个通宵,连做梦都是心脏不停跳搭桥的手术画面。
等我挤进人群,一眼就看到了名单上的变化。
专家组一共三十人。我习惯性地从中间找自己名字,没找到。往前数了十个,没有。又往后数了十个,还是没有。
最后在名单最后一个位置上,看见一个陌生的名字。
这个人我认识。
三年前从国外留学回来,分到心外科,跟过我半年台。
持针钳拿不稳,血管缝合线打了三次结都系不紧,后来调去行政岗了。
每周一全院大交班,他坐在最后一排,低头刷手机。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来回数了三遍,确认没有“徐向东”三个字。
旁边不知谁说了一句:“老徐,你这三个月白忙活了吧。”
我没接话,端着杯子回了办公室。杯子里的水凉了,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没喝。
上午十点,我去了蔡昊强的办公室。
蔡昊强是我们科主任,四十二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桌上摆着一盆碧绿的绿萝,长得很好。他看到我进门,笑了一下:“老徐来了,坐。”
我不坐。我把手机里的公示照片亮给他看:“主任,这个名单,怎么回事?”
蔡昊强看了一眼,笑容没变:“院里研究了,专家组人员要优化,一是年龄结构,二是梯队建设。你四十八了,得给年轻人腾位置。”
“腾位置?”
“老徐,你的手术水平大家都认可,这个没话说。但你也知道,上面现在看重的是学科建设,是后备力量,贾俊悟有海外背景,写材料有优势,项目结题的时候好收尾。”
我盯着他:“那套结题方案是我写的,我比谁都清楚它什么水平。”
蔡昊强没接这话茬,低头翻了翻文件,像是很忙的样子:“这件事是院务会定的,我也就是执行。你有意见,可以找上面反映。”
我站在他办公桌前,站了很久。他始终没抬头。
下午两点半,我回了心外科病区。
走到护士站拐角,听见里面两个人低声说话。
一个声音挺年轻:“他那个办公室可真不小,朝南的,还带阳台。听说贾公子过几天要搬进来。正好离手术室近。”
另一个声音压得更低:“行了行了,小点声。”
我没停步,从走廊那头走过去。两个人的声音同时断了。
推开办公室门,我的桌子还在,椅子上搭着那件洗了无数遍的白大褂。
桌上放着一份厚厚的手提袋,拆开一看,是项目申报书。
封面印着“国家级心血管疾病前沿技术研究项目”字样,下面是专家组名单,第五页核心术式部分,白纸黑字写着“贾俊悟”三个字。
我一页一页往后翻。第三十七页,是心脏不停跳搭桥的核心操作流程示意图。
这幅图我画了整整三个通宵。
A3纸,圆珠笔一笔一划勾出来的,连血管夹角的角度都标了精确数值。
可图下方的署名,清清楚楚写着两个字:贾俊悟。
我把申报书合上,放回袋子里。
然后坐在椅子上,盯着窗外那棵梧桐树看了很久。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好像前一天刚下过雨。
护士长路过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四下瞅瞅没人,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U盘,塞进我手里。
“前阵子蔡主任的助理小朱在旧电脑上拷东西,用的这个。我听了一耳朵,好像是打印项目材料要的。”
她说完就走了,步子很快,头也没回。
我把U盘攥在手里,攥了一下午。
02
项目颁奖大会是周五下午开的。
报告厅坐满了人。
台上拉了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启动暨专家组授聘仪式”。
项目配套的三十万奖励经费,从市里批下来的时候,文件里写得明明白白:用于专家组核心成员绩效激励。
贾俊悟作为核心成员代表,上台发言。
他穿了一身深蓝色西装,头发打了摩丝,亮锃锃的。
走上台的时候先向台下的贾四海方向看了一眼,才把稿子念出来。
前两段是感谢领导重视,第三段开始讲技术路线,讲到了“主动脉阻断”和“冠状动脉灌注”的先后顺序,他念反了。
台下前排几个老专家互相看了一眼,没吭声。后面有人低着头,肩膀一动一动的,是在憋着笑。
贾四海坐在主席台中间,脸色没变。
我坐在报告厅倒数第二排靠墙的位置,盯着投影幕布上那几幅图片。
它们和我申报书上的示意图一模一样,只是制图软件重新描了一遍,线条更漂亮了,旁边加了一个水印名称:“贾俊悟”。
大会开到四点半,结束的时候外面开始起风了。
我在走廊里慢慢走着,老护士从后面追上来,压低声音说:“那个U盘你看了没有?”
“还没来得及。”
“先别回家,找个地方看一下。”她说完就走了,像是怕被谁看见。
我回到办公室,锁上门,把U盘插进电脑。
里面只有几个打印文件快照,但有一张截图,是从我旧电脑的CAD软件里抓的,带了我的文件名和桌面路径。
截图右下角,有个时间戳。
三个月前,我的方案初稿定稿那天。
我没再看别的,拔掉U盘,把它锁进抽屉最底层。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唐丽芳坐在客厅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两盘菜,用碗反扣着保温。
她听到开门声,站起来:“回来了?饭菜都凉了,给你热热。”
我坐在饭桌前,她端着菜去厨房,热锅热油的声响传过来。我盯着桌子上的筷子架,是一只小瓷狗,几年前我手术成功,她特意买来放桌上的。
热好的菜端上来,她坐到我旁边,没动筷子,看我把饭扒了几口,终于开口:“医院的事,我听说了。”
我没吭声。
“你那个U盘,是不是要查一查?”她的声音轻了下去,“你别总一个人闷着。”
我放下筷子:“没有的事,吃饭。”
她没再说什么,坐了一会儿,起身收拾碗筷。厨房的水龙头哗哗响了好一阵,才听见她关了水,在灶台前站着没动。
那一晚我在书房坐到快十二点,顺手翻了一下电脑里这个项目的所有文件夹。
第一个是空的。第二个也是空的。第三个,整个文件夹不存在了。
我翻遍电脑回收站,清空的。
又翻旧邮件,没有备份。
这台电脑是我办公用的,里面存了三个月来所有的工作文档、数据、图纸,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有U盘里那一张截图还在,像一根线头,撑着我还没崩断的神经。
我坐在地板上,后背靠着书桌,面前一片漆黑的电脑屏幕里映出我自己的脸,明明四十多岁的人,怎么看起来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03
第二天是周六,我没去医院。
唐丽芳一早就去学校了。我在家翻了半天,从一个旧皮箱最底下,翻出三年前的笔记本。
足有两寸厚,牛皮纸封面的,边角磨破了,用透明胶带粘着。
里面是我三年前写“心脏不停跳搭桥”预案时的全部手稿。
从最初的文献综述,到连画了十几稿的手术路径图,再到最后的结题框架,每一页都有日期和批注。
图上那些线条、标注、箭头,全是我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我翻到其中一页,画着一个特殊的心脏畸形结构图,旁边写着几行小字:“罕见类型,术前判断难度极高,国内尚无病例报告。如遇此类病人,需提前考虑旁路建立顺序,以防止术中室颤。”
时间落款,三年前的四月。
我看了很久,把笔记本合上,放回皮箱底。
晚上唐丽芳回来,看见我坐在书房地板上,面前摊着三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干什么?”
“备份。”我说,“把手稿和复印件分成三份。一份寄市卫生局,一份寄省医疗事故鉴定中心,还有一份,放回老家柜子里锁起来。”
她蹲下来,跟我一起把复印纸往信封里塞,塞了一会儿,忽然停手:“你就没想过,是你老家那条路子,先起作用?”
我没听明白她话的意思。
她指着信封:“省里那个鉴定中心,退休返聘的专家组里,有一个姓杨的老医生,以前在县医院当过院长。你忘了?他跟你师父是同学。”
师父。我愣了一下。我师父老梁,退休前是市里的著名心外科专家,两年前病逝了。他生前给我留了一句话:手术刀认得路,人就丢不了。
那是我做住院总医师那一年,他看我连台做到凌晨三点还跑去急诊缝伤口,半夜靠在更衣室椅子上,眯着眼说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信封装好,贴好邮票,打了个电话请跑腿的连夜送出去。第二天一早,我又亲自跑了一次邮局,把三份都寄了挂号的。
寄完之后,我站在邮局门口,吸了一口早上的凉气。
周一早上八点,我在门诊看完三个病人,直接去了贾四海办公室。
秘书拦了一下,我说我有项目署名的材料要当面汇报。秘书犹豫了几秒,放我进去了。
贾四海办公室很宽敞,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厚德载物”四个字,笔力遒劲。
他坐在大班台后面,看见我进来,把眼镜摘下来,笑了一下:“老徐,坐。”
我没坐,把打印出来的申报书核心页放在他面前:“院长,我想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从项目申报书里消失了?”
贾四海看了一眼那页纸,目光没有停下来,语气照样温和:“这件事院里讨论过。结题的时候要评审,你的年龄……说实话,确实是个劣势。”
“我的方案呢?这张图都是我画的。”
“老徐啊,一个项目是一个团队的成果,分那么清楚干什么?你是老同志了,要有大局观。”
他说话的时候始终笑着,眼睛却没什么温度。
我忽然觉得,这个人当了这么多年院长,早就练成了一身本事,你无论跟他讲什么,他都有现成的话在等着你。
我看了他一眼:“手术刀认得路。”
贾四海脸上的笑还挂着,但僵了那么一瞬。
我没再多说,转身拉开门走了。门合上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他拨电话的声音,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了什么。
第二天,我又去了卫生局。
综合处的工作人员听我讲完情况,倒了一杯水给我,然后说:“这是医院内部人事安排,市里不好直接干预。建议您先跟院里沟通。”我当天下午又去了信访办、人事科,接待的人都很客气,但话都说得滴水不漏,归根结底四个字:不归我管。
我站在卫生局大楼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天慢慢阴下来,站了很久。
04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很平静。
我照常出诊、查房、上手术,该干什么干什么。
专家组换人的消息在科里传了一圈,议论了几天,也渐渐平息。
见我没闹出什么动静,一些人松了口气。
星期三,我做了一台常规冠脉搭桥手术。
三个桥,四个小时,从切皮到关胸,中间一次停顿都没有。
台下跟台的年轻医生全程没说一句话,下台的时候悄悄嘀咕了一句:“这手艺,可惜了。”
我听见了,没接话。
但是那天下午,蔡昊强来找我了一趟。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个保温杯,没进屋子:“老徐,下周省里有台学术交流会,院里定了让贾俊悟去,你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
我坐在电脑前,没抬头:“什么交流会?”
“就是卫健委那边组织的学科建设论坛,规格挺高,去了要发言的。”
“他讲什么?讲怎么把针拿稳?”
蔡昊强沉默了两秒,语气放低了:“老徐,你心里有什么气,当着我的面说可以,但明天的事你要想清楚。院里对你还是不错的,你别把自己搞被动了。”
我转过头去看了他一眼:“什么叫被动?”
他没接话,转身走了。走廊里传来他的皮鞋声,一下一下,走远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唐丽芳已经把饭做好了。
她没问我寄出去的信有没有回音,只是给我盛了一碗汤,又给我夹了几筷子青菜,说:“你最近瘦了,多吃一点。”
我端着碗,忽然问她一句:“你说,人要是一直做对的事,到头来会不会还是被亏待?”
她放下筷子,看着我,目光很安静:“亏不亏待的,你心里头那杆秤没歪就行。”
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话,但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我扒了一口饭,点了点头。
那一晚我睡得很沉,第二天早上六点就醒了。
洗漱的时候,唐丽芳让我穿一件干净点的外套,我找了一件藏青色的,已经洗得有点发白,但还算整齐。
出门的时候,她跟到门口:“今天有消息吗?”
我说:“不知道,等等看吧。”
下楼的时候路过传达室,我看见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牌是省城牌照,挂得板板正正。我扫了一眼,没多想,继续往医院大门走。
刚走出去两步,身后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徐向东?”
我转过身,一个陌生老头站在车旁边。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头发花白但梳得整整齐齐,手里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他大概六十多岁,快七十的样子,但腰板挺得很直,目光锐利得像一把手术刀。
我停下脚步:“您是哪位?”
“卢福贵。”他说,“省心血管病研究中心来的。”
我愣了一下。卢福贵这个名字,在我们这一行内有分量,他是国内心外科领域的泰斗,在业内有“心刀”之誉。但我从没见过他本人。
我把手伸过去:“卢……卢老师,您怎么来了?”
他没握我的手,而是直接把手里的公文包打开,抽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我昨天在学术会议上,看到了一份项目申报书。里面有一张手术路径设计图,跟我记忆里一篇文章的图像完全一样。文章三年前发在内部学术期刊上,署名是‘徐向东’。”
他顿了顿:“可这份申报书上的名字,变成了‘贾俊悟’。”
我看着他,手里那纸文件被他塞到我手里。风有点大,纸张一角翘起来,我按住它,低头看了一眼。
那是一份项目申报书的复印页,核心术式图解部分,用红笔圈了一个大圈。
卢福贵又从包里抽出另一份文件,递过来:“还有这个。”
我伸出双手接过来,这是一份手术申请单。
患者信息写着:男,五岁,先天性复杂心脏畸形,室间隔缺损合并右室双出口。
术前风险评估一栏,写着八个字:国内尚无成功案例。
最下面术者签名栏里,有两个钢笔字:徐向东。
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卢福贵也正看着我,那目光像是要把我的人从头到脚打量个遍:“这台手术没有医院敢接,患儿家属找到了我,我翻遍省内能做这个手术的人,最后找到了你,三年前的预案,你预判过这种畸形结构。徐大夫,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台手术你接不接?”
我站在清晨的风里,手里拿着那两张纸,沉默了很长时间。
05
那是我人生中最奇怪的一个早晨。
卢福贵坐在医院的会议室里,把那台手术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五岁男童,双侧心室发育不平衡,主动脉骑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合并三尖瓣闭锁,省内跑了三家大医院,没有一家敢收。
后来家属托人找到卢福贵,卢福贵把这个病例拿给几家医院的专家班子看了看,所有人都摇头。
“唯独你的预案里写过这个结构。”卢福贵用指节敲了敲桌上的文件,“三年前你画过一张图,预判了这种畸形的旁路建立顺序。当时没人当回事,现在这个孩子站在手术室门口了。”
我盯着那张CT片看了很久。图像的轮廓确实和手稿上画的一模一样。
“这手术您也能做。”我说,“您是前辈。”
“我手不沾台三年了。”他伸出右手,指节有点变形,是早年手术做太多落下的职业病,“你现在让我缝血管,我估计连持针钳都握不稳。这事得你来。”
“可我被人从专家组除名了。”
“那是你的医院内部事务。这台上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跟你的专家组名单没有关系。”卢福贵把话说得很直接,“这个孩子等不了太久了,心肺功能在恶化,最多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你接不接,现在给我一个准话。”
我盯着CT片上的影像,盯了很久。
脑子里浮现的是那张手术安民告示上的冷嘲热讽,是贾四海客客气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时的表情。
我本该说“让我想想”,但嘴里说出来的是:“接。”
卢福贵点了点头,什么也没多说,收拾了文件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明天上午十点,市中心医院心外科手术室,术前讨论会,你带上手稿来。”
他说完就走了,办公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台手术申请单上我自己的名字。
我坐在椅子上,愣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唐丽芳打了个电话。她接起来的时候声音有点紧:“怎么了?”
“我接了一台手术。”我说,“心脏畸形矫正,省里没人敢做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然后她说:“那你就好好做。”
就这一句,没有多问。
下午我回办公室取手稿,经过楼梯口的时候,迎面撞上贾俊悟。
他穿着一身灰西装,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看到我笑呵呵地打了个招呼:“徐老师,听说今天有个省里的专家来找你?”
“你消息倒是灵通。”我没停步。
他跟上来两步:“我爸说省里有人关注咱们医院,让我多留个心眼。徐老师,您不会是在外面跟谁说我们医院什么了吧?”
我停住脚步,转过头看着他。他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但眼睛里有种没底的试探:“你顶替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咱们医院’?”我说。
他脸皮一僵,没接话,端着咖啡走了。我站在楼梯口看了他背影一会儿,转身也走了。
晚上回到家,我把三年前的手稿从皮箱里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看到半夜。
那个患儿的畸形结构,和我图纸上的预判几乎完全吻合。
只不过当时我画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真会遇到这样的病例。
唐丽芳给我倒了杯水,轻轻放在桌角,没打扰我。
我合上笔记本,忽然想到一件事,那份申报书里专家组名单上,没有卢福贵的名字。
他怎么会看到申报书的?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
是医务科打来的,通知我上午十点去中心医院参加术前讨论会,并“希望”我带上所有病历和手稿资料。
语气客气得反常。
我换好衣服出门,走到楼梯口,看见蔡昊强站在门边,像是等了我很久。
他开口第一句话:“院里听说你接了省里那台手术,贾院长让你慎重考虑。”
我看着他:“病人不等。”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省里这台手术风险太大了,万一台上出问题,你担不起这个责任。医院也会受影响。”
我迈步走出门口:“那我就更得做了。”
他急了:“徐向东!你非要跟院里拧着干?”
我站定,转过身看了他一眼:“蔡主任,你儿子要是病了,全省没人敢做手术,你希不希望有个人站出来?”蔡昊强没有接话。
他的嘴张了张,没发动。
我下楼的时候,听见身后一层一层远去的脚步声,像是把什么关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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