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华东淮海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主持的中原野战军开始整编，陈锡联由纵队司令员转任第三兵团司令员。这个兵团后来参加渡江、进军西南，麾下几位将领，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军政建设中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记。
第三兵团下辖第10军、第11军和第12军。三个军的前身，分别来自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第3纵队和第6纵队，都是长期在晋冀鲁豫、中原地区作战的老部队。
陈锡联本人并不列入“七大虎将”之内。若从兵团所属部队中寻找代表人物，既要看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实际职务，也要看后来在军队建设中的影响。按照这个标准，下面七人最具代表性。
第一位是杜义德。
杜义德早年长期在刘邓大军中任职，1948年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与王近山搭档。第6纵队作战凶悍，部队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常常冲在前面。
整编后，杜义德担任第10军军长。渡江战役期间，第10军突破长江防线，向皖南、浙赣方向推进。随后参加解放西南的作战，部队在复杂地形中连续行军，承担了相当繁重的战斗任务。杜义德既能带兵冲锋，也重视政治工作，是典型的军政兼长型将领。
第二位是曾绍山。
第11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陈锡联曾长期担任该纵队司令员。改编之后，曾绍山接过了这支部队的指挥权。
曾绍山不是凭借一场战斗成名，而是在长期作战中形成了稳健、坚决的指挥风格。第11军参加渡江战役后，继续向西南挺进，在川东地区承担攻坚和追击任务。对一支老部队来说，换了番号，也换了主官，但战斗传统没有中断，这正是曾绍山接任后的重要意义。
第三位是刘华清。
在第三兵团时期，刘华清担任第11军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不像军长、师长那样直接站在战场前沿，却要求干部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全局意识。
刘华清后来长期投身海军建设，曾任人民海军司令员，对海军现代化、装备发展和战略建设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又被授予上将军衔。能跨越陆军作战、海军建设两个领域，在开国将领中并不多见。
第四位是王近山。
王近山担任第12军军长，是陈锡联麾下最受倚重的战将之一。第12军的前身是第6纵队，王近山曾与杜义德共同领导这支部队。
王近山打仗有一个鲜明特点：敢于在关键处用兵，也敢于承担风险。中原战场上，他指挥部队多次啃硬骨头，形成了顽强果断的作风。第三兵团进军西南时，第12军承担了重要任务，既要突破敌军防线，又要在山地道路中迅速推进。说它是第三兵团的一把尖刀，并不夸张。
第五位是肖永银。
肖永银是第12军副军长，也是王近山的重要助手。与王近山相比，他的名气稍逊，但在部队指挥和具体战术执行上十分扎实。
解放西南期间，部队作战常常受到道路、粮秣和通信条件限制。将领不能只会在地图上部署，还必须解决部队如何走、如何打、如何保持连续进攻等问题。肖永银长期处在这种一线环境中，表现出较强的临机处置能力，后来成为第12军系统中的重要骨干。
第六位是尤太忠。
尤太忠担任第12军第34师师长。师长级干部看似不如军长显赫，实际上，解放战争后期的师一级部队，往往要独立承担突破、穿插和追击任务，指挥员必须能够把上级意图落实到战场最前沿。
尤太忠带兵硬朗，执行任务坚决。第34师随第12军参加渡江及西南作战，在连续推进中经受了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1988年授上将军衔，是两次被授予军衔的高级将领之一。
第七位是李德生。
李德生担任第12军第35师师长，与肖永银、尤太忠并称第12军的“三剑客”。这个称呼虽带有部队内部的口语色彩，却反映了三人在第12军中的地位。
李德生并非只在解放战争中表现突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第12军参加上甘岭战役，李德生率部投入战斗。上甘岭阵地狭小，火力密集，部队伤亡很大，指挥员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严密组织和持续作战能力。
1955年，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和刘华清、尤太忠一样，他的人生经历也说明，军衔只是一个阶段的标志，真正决定一名将领分量的，还是长期战争实践与后来承担的职责。
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并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第10军、第11军、第12军各有来历，也各有战斗传统。陈锡联负责统筹，杜义德、曾绍山坐镇军级指挥，刘华清承担政治工作，王近山、肖永银、尤太忠、李德生分布在军、师两级，构成了这支部队最具代表性的将领群体。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陈锡联出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12月，西南战场继续推进，第三兵团所属部队又投入成都方向作战。番号在变，战场在变，但从中原一路打到西南的那批将领，仍然承担着决定战局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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