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印度调整了2020年以来针对陆路邻国投资设置的审批框架。按照新规，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投资实体中来自陆路邻国、不具有控制权且不超过10%的受益所有权，可以不再经过原有的政府审批程序。
对于过去几年受到严格审查的相关投资而言，这是一道值得注意的松动信号。但不到四个月后，另一幕却在上演。
9月9日，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的严重欺诈调查局（SFIO）建议对小米公司展开调查，理由是小米公司在商业模式及遵守外商投资法规方面涉嫌违规。
印度公司事务部下属的严重欺诈调查局（SFIO）建议对小米公司展开调查（资料图）
一边打开了一道门，一边仍然保留着门后的警报系统。这种看似相反的动作，或许比“回暖”二字，更能描述中国领导人时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前夕，新德里对华考量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把视线从政府大楼和政策文件移开，这种复杂性同样存在于不同印度人的讲述中。
在新德里，学习中文已经超过20年的阿西（Ashish）告诉澎湃新闻，“中国已经深度进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从手机、家电到越来越多在印度本地生产的中国产品，他亲历了过去二十年中国与印度经济联系的迅速加深。
但在另一个印度年轻人艾伦·艾利克看来，印度需要外国投资，却又担心本国经济的关键领域受到外部力量过度影响。几年前，当他第一次准备来中国时，他的母亲甚至因为长期从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担心这里“不安全”，一度阻止他成行。直到艾伦和姐姐真正来到中国，这种印象才开始改变。
这种“需要”与“警惕”并存的状态，也出现在印度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判断中。
“中印关系不能只用‘竞争’或‘矛盾’来理解。”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中印关系不能只用“竞争”或“矛盾”来理解，图为中国国旗和印度国旗（资料图）
在他看来，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仍然比较脆弱，双方的疑虑已经不只是边境问题，还涉及经济、安全、国际合作以及媒体和舆论等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只有等到充分互信建立以后才能合作。
“真正的稳定不是‘彼此完全相信’，而是在还没有完全建立互信的时候，也能够做到不轻易误判、不轻易失控。”狄伯杰说道。
过去两年，中印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从2024年喀山到2025年天津，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会晤；边境问题的外交和军事沟通继续推进；中断五年多的中印直航于2025年10月恢复，签证、朝圣和人员往来也逐步恢复。
金砖峰会前夕，《印度快报》又披露，中印双方正在研究启动战略经济对话，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投资和签证等长期问题可能进入讨论范畴。
但与此同时，印度过去数年之间形成的一些对华限制和防范并没有同步消失。边境仍然被印度方面视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围绕中国资本、供应链、关键产业和贸易失衡的讨论也仍在持续。这正是今天中印关系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差：政府间的接触正在恢复，经济联系从未真正中断，普通人对于彼此却仍然存在认知距离。
改善是真实的，顾虑或者担忧也同样真实。
9月12日至13日，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国外交部9月11日确认，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
中方表示，愿同印方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从喀山到天津，再到新德里，关系改善的轨迹已经越来越清晰。此时此刻更加值得探讨的是，经历2020年以来的关系波折之后，印度正在怎样重新计算与中国相处的方式？
为什么是现在？
今年7月，卡内基印度中心发表了一个长篇报告。这份报告在梳理中印双方政府公开材料，并与印度现任和退休政府相关人士、产业界人士交流后，将目前影响印度对华接触的因素归纳为四项，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存在的优先次序。
排在第一位的，是稳定和管理中印争议边境；第二是经济需要，包括保障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降低贸易脆弱性以及吸引资本和技术投资；第三，是在2020年以后寻找一种新的与北京长期相处的政治模式；美国政策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压力，则排在第四。
报告明确指出，把印度重新接触中国主要归因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变化，或者单纯归因于经济压力，都是“不完整”的解释。
这个排序值得注意。2024年10月，中印就边境有关问题取得进展，为双边关系逐步恢复创造了条件。习近平与莫迪随后在喀山举行会晤。2025年，莫迪赴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再次与习近平会晤。
此后，两国外长、外交部门、国家安全事务负责人以及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接触逐步恢复。
今年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双方同意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新增两个高级军事指挥官会晤点，并在东段和中段增加两条边境军事热线，同时同意继续推进跨境河流、边境贸易和朝圣等领域合作。
这些变化虽不意味着边境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却表明双方正在建立更多防止误判和管控突发情况的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认为，国际格局的变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印度稳定对华关系的现实需求。
在他看来，过去一个时期，印度曾判断中美矛盾不断加剧会提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价值，使新德里获得更大的政策腾挪空间。
“中美关系现在开始走向战略稳定，稳定之后（中美）博弈的尖锐性下降，那么中美两国对印度的顾忌和借重就下降了，印度利用中美矛盾牟利的空间也就下降了。”张家栋说。
在他的判断中，印度对稳定中印关系的迫切需求因此正在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战略转向。“印度改善中印关系是真实的，但他们已经明确划出了中印关系的上限。”张家栋说，历史、地缘政治以及印度自身的大国诉求仍然深刻影响着印度对中国的认知。
从这个维度上说，与其说印度正在“转向”，不如说它正在进行一次重新校准：重新衡量与中国关系紧张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重新评估一段相对稳定的中印关系能够给印度带来什么。
越想发展制造业，越绕不开中国
在经济领域，这种计算表现得尤其明显。过去几年，“降低对华依赖”一直是印度经济和产业政策讨论中的一个高频概念。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是：印度越希望加速制造业发展，越难在短期内绕开中国。
印度2025年从中国进口约1316.2亿美元商品，对华出口约194.7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约1121.5亿美元。印度旁遮普国家银行经济研究部门公布的全年贸易数据也显示，中国一国约占印度全年货物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
巨额逆差在印度国内长期受到关注。但如果进一步拆解双边贸易结构，会看到另一面：中国向印度出口的大量商品并不是普通消费品，而是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化工原料等印度本土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和资本品。
印度的医药行业是一个典型案例。公开数据显示，印度制药行业的关键原料药近九成依赖中国，2025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印度制药企业92%的活性药物成分（API）需从中国进口，像印度最大的制药公司太阳制药，生产常用降压药、降糖药时，从中国进口的API占比甚至高达95%。
印度显然希望降低某些它认为具有风险的集中依赖，但在印度制造业继续扩张的同时，又需要中国的中间品、设备、技术、资本和成熟供应链。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今年的一篇研究把这种政策思路概括为“管理相互依赖”（managed interdependence）：在维持经济往来的同时，试图降低印度方面认定的战略脆弱性，而不是实施全面经济脱钩。文章承认，中国仍然处于印度许多制造业供应链的重要上游位置，突然切断联系会提高本土制造成本、影响就业和工业发展。
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印度政策中一些看似方向相反的动作。
在新德里从事中文翻译工作的阿西，对于这些情况有着比研究报告更加生活化的观察。
他2005年开始学习中文，2007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工作，此后曾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习，并长期在德里大学教授中文。
“2005年，在印度学习中文还是一个相对冷门的选择。”阿西回忆，当时很多印度人不了解中国，甚至认为学习中文没有什么前途。
二十年以后，他说，“中国已经深度进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
这种进入首先发生在商品层面。
“以前，因为印度商人会从中国进口便宜的货物，结果导致印度人认为中国制造的都是差的东西。现在中国品牌，比如海尔、vivo、OPPO、小米都做得很好，很多印度人也使用他们的手机，了解了中国的产品很好。”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印度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
阿西发现，一些中国企业已经从单纯向印度出口商品，转向参与印度当地制造。以手机等行业为例，部分产品在印度生产以后还会出口到其他市场。
“这正是印度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他说。
需要与顾虑并存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曾在中国留学、如今准备从事国际贸易的印度青年艾伦·艾利克告诉澎湃新闻：
“印度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像某些国家那样，大部分甚至几乎完全被其他国家所掌控。印度确实需要外国投资，但是印度更希望外国只是在印度投资，而不是控制或掌握印度经济的命脉。”
艾伦并不是政策制定者，他的看法当然不能代表整个印度。但这句话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社会切面：对一部分印度人而言，欢迎外来资本和技术与担忧经济控制，并不矛盾。
张家栋认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国家政策中并不少见。“所有国家的政策都分为宏观面和微观面，他们需要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是宏观面，并不意味着在微观面就不可以采取措施。”
他认为，中印经贸关系的基本面依然存在。“中国需要印度的市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同时印度也需要中国的资本技术。只要有基本面，其他方面就不会造成很大影响。”
金砖：连续两年的窗口
印度对华政策的这轮调整，恰好又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多边外交时间窗口。
2026年，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2027年，主席国将由中国接任。中印双方早在2025年就明确表示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两年的金砖主场外交。这意味着，两个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将连续两年承担着推动金砖合作议程的责任。
图为印度新德里金砖峰会场馆（资料图）
对于印度而言，金砖的重要性正在发生变化。张家栋表示，随着国际格局变化，印度对金砖以及上合组织等机制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等为中印提供了共享的平台。”他说，“无论中国还是印度也都需要一个团结的金砖，在面对美西方时，能够有更多博弈的筹码。”
印度外交近年来在不同方向同时展开：它继续发展同美国、日本、欧洲等方面的关系，加入美日印澳（QUAD）四边合作，也继续参与金砖、上合组织等机制。印度政策界经常以“战略自主”等概念解释这种外交实践。新德里希望扩大自身的大国影响力，并尽可能为自身保留较大的外交回旋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伯杰把印度和中国连续主办金砖峰会称为一个难得的“两年窗口”，“两次峰会不应该被看成两个互相独立的会议，而可以看成一个连续的两年合作窗口。”
“中印作为连续两年的轮值主席国，应该加强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是进行竞争。”如果印度和中国能够把两年的主席国任期衔接起来，并通过金砖建立一些能够延续下去的长期合作项目，狄伯杰认为，这不仅能够推动金砖合作，也可能逐步为中印之间积累制度性互信。
他特别提到贸易、投资、数字支付、基础设施、科技、绿色发展、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两国可以利用金砖机制推动跨境支付合作，扩大本币结算，提高贸易和金融合作的便利程度。”
就在峰会举行前，这一建议与金砖内部正在推进的议程出现了直接呼应。9月11日，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声明提出，要加强成员间协调，推动支付系统互操作性，并促进更快速、低成本、安全和包容的跨境支付。印度还在推动关于央行数字货币互联的讨论。
中国商品已经进入印度家庭，两个社会却仍有距离
相比外交和经贸关系，另一个层面的恢复显然慢得多。那就是两个社会之间的感知。
阿西对此有非常直接的感受。今年，因为印度主办金砖峰会，他参与了不少相关会议。中印交流增加，也给他带来了更多中文翻译工作。
“但跟疫情前相比，现在两国间的交流还是远远不够。”他的这句话，与此前那句“中国已经深度进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反差。
中国商品进入印度社会的速度，远远超过两个社会真正了解彼此的速度。很多印度人每天可能都在使用来自中国的手机、电器和其他产品，但他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却仍可能主要来自印度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而如今现实情况是，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的记者屈指可数。
阿西说：“正常情况下，印度人非常欢迎中国人，然而，当边界发生摩擦时，印度新闻报道中国的不足之处，中国报道印度的不足之处，老百姓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
艾伦的经历提供了另外一个样本。2022年前后，他曾经获得到广东学习的机会，但家人没有同意。“我妈妈一直看到媒体上说中国不安全，所以担心我来中国会有危险，不让我来。”
2023年，艾伦和姐姐亲自来到中国。此前的安全疑虑逐渐缓解。2024年，他又前往浙江一所高校学习中文，如今准备在中国从事自己的外贸业务。
艾伦说，他身边不少人对中国的认识同样主要来自媒体和社交平台。
“但媒体和很多网红都很喜欢传播负面消息，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而两国很多人对于对方国家的认知，恰恰是由舆论或媒体塑造的。”
政府间关系可以在两三年中明显改善，人与人之间的感知却不会以同样的速度变化。
狄伯杰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印之间的“信息赤字”和“认知赤字”。
“过去几年人员往来减少、记者交流受限，使双方普通民众越来越依赖二手甚至第三方信息来认识对方，形成了明显的‘信息赤字’和‘认知赤字’。今天中印民众之间的问题并不完全是‘没有兴趣’，而是接触机会减少以后，刻板印象越来越容易取代亲身经验。”
因此，在他看来，下一阶段中印关系真正需要恢复的，不只是政府之间的机制。“中印关系不能永远只靠领导人见面来维持。”“如果普通人、学生、商人、学者、游客之间重新建立联系，两国关系才会有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
阿西则说得更加干脆，“百闻不如一见。”他甚至做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如果未来有100万、200万印度人去中国，也有100万、200万中国人来到印度，两国民间情绪可能发生非常快的变化。
中国领导人此次时隔7年再次访问印度，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节点。政治、经贸与社会感知的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客观需要与主观疑虑相互重叠，这正是理解今天印度对华政策最重要的背景。
狄伯杰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双方能不能把“领导人之间的共识”，一步一步变成下面的机制和普通人的实际交流。
“如果边境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热线和军事沟通机制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贸易、投资、旅游、朝圣、教育和人员往来继续恢复，那么我认为中印关系是有可能从现在的‘谨慎缓和’逐渐走向一种有分歧、但能够稳定相处的长期关系。”
狄伯杰说，真正的稳定，并不是“彼此完全相信”，而是在还没有完全建立互信的时候，仍然能够做到“不轻易误判、不轻易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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