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些小组织投向商业世界时,或许会在未来产生巨大涟漪。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邓双琳

编辑|马吉英

头图来源|中企图库

王钰博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同事”的概念了。去年从大厂裸辞以后,今年王钰博独自创立了声序智能,专攻民族音乐相关的AI产品,所有业务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奔走,每天睁眼便是工作,上下班的概念也不再存在。

但她也不觉得自己是老板。“哪有这样的老板?”王钰博笑道,“每天对着一群AI员工发号施令,让一群Agent跑代码、做UI、搭小程序、剪视频……一个人类员工都没有。”整个公司唯一的人类只有王钰博本人。

但她一个人几乎可以替代传统创业公司一整个团队,产品、设计、前端、后端、测试、销售……最近甚至还做起了直播。

当Agent时代到来,王钰博这样一个人撑起一家公司的创业者越来越多,这个群体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代号: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

在中关村AI北纬社区,OPC随处可见,一台电脑、一个人构成了这里最小的办公单元。只要符合入驻政策,OPC们可以免费在这里办公,使用会议室或者做直播。类似北纬这样的OPC社区,今年在全国一二线城市遍地开花,其中一些不仅能够提供空间,还提供一站式公司注册、财税、法律咨询甚至融资链接的服务。

但OPC至今没有统一的官方标准。“这是个创业新范式,不能用老标准去衡量。”中关村AI北纬社区孵化器运营方代表、氪星创服董事长兼CEO董博对《中国企业家》说,“这一行业变化太快了,大模型迭代速度加上一人公司创业者的灵活度,很难去界定这个概念。”

可以明确的是,OPC绝非过往的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根据我们的走访,目前各地出台的扶持政策、各地OPC社区申请入驻的条件大部分都沿用这一门槛:1~10人的团队,通过AI工具实现产品和服务输出;月消耗算力1000元以上;有的地区会严格界定公司成立时间要在1~3年以内。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数据,2025年,仅中国新增单人创业主体就达732万家;另据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今年6月发布的《全国OPC发展观察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已建成85个OPC社区,覆盖30余座城市,其中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OPC需求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5%。

AI技术平权降低了OPC创业的门槛,即便创业初期也不需要什么成本。过去,创业者一旦出来创业,往往默认下一步是融资、扩张、上市,但如今的OPC创业者们似乎状态更轻松。他们希望保留更多自主时间,不想陷入复杂的管理和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规模焦虑,由于成本低,即便项目不做了也谈不上有多失败。

我们今天讨论OPC,并非在跟风炒概念。当和数位OPC相关从业者深度交流以后,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当这些小组织奔向商业世界时,或许会在未来产生巨大涟漪——以前企业为了提高效率,会把资源集中,产生规模效应,也因此诞生了诸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巨型公司。但在未来,AI会让能力逐渐个人化,市场会涌现越来越多的OPC,企业对于人才的价值判断,甚至企业本身的边界,都将因此而发生改变。

或许未来,商业世界将会由一个个OPC组成项目制的协作组织,每一家OPC都拥有专属的细分专长,大型的企业内部也将形成独立小型的OPC单元。一个人的专业能力、行业经验、个人品牌、客户资源甚至审美,都可能成为可以直接交易的资产。

但这只是畅想,到达OPC未来式的路径相当遥远。至少对于现在的OPC们而言,各种困难依然横亘眼前。

一个人,如何成为“OPC”?

一人公司的第一步,反而是不要把“组建公司”当成第一步。听起来或许有些拗口,你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公司不再是创业的起点,而是创业之后才需要做出的一个选择。

打个比方,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几乎默认创业需要付出极高成本,在创业早期就需要组建创始团队、租办公室,创业者往往要承担员工、房租、库存、设备或者融资带来的沉没成本,甚至创始人为了公司卖房卖车的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OPC时代的创业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一个人、一台电脑加上一套AI工具,就能拥有过去一个团队的生产能力。一个OPC想要增加产能,或许只需要增加一个Agent,或者调整一套工作流。这其中,最大的成本就是算力和创始人自己的时间精力。

王钰博有20多年的民乐演奏经历,她告诉《中国企业家》,自今年4月创业以来,平均每个月成本可以控制在7000元以内,大头支出在AI工具的Token费用和她自己的社保上。公司成立4个月,现金流早已回正,累积用户1600+。

声序智能创始人王钰博 来源:受访者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熵增力场创始人孙卓见的公司主营智能硬件、智能空间、物联网相关业务,同时承接企业内部FDE(前沿部署工程师)相关工作,团队原本有十名左右员工,经过两年业务转型、赛道调整,现在公司实际运营的人只剩他本人,误打误撞成为了典型的一人公司。但在孙卓见看来,公司规模变小,反而利润率更好了,目前公司年营收大概在百万级别,最大的固定成本也是Token相关支出,大概每个月1万元。

而一些更年轻的创业者,如来自郑州西亚斯学院的00后外贸创业者王腾,大二时便接触到阿里国际站,一个人几乎零成本便开始了跨境轻创业,在创业初期精打细算地计算每一个Agent的免费Token额度,甚至到处去薅免费的“算力羊毛”。

成本低,意味着可以失败和反复试错。OPC概念爆火后,董博时常会被问及一个问题:第一批OPC倒下了吗?“不要用传统创业的观念去评价OPC。OPC当然也会失败,但AI显著降低了单次创业试验的成本,过去一个产品失败,可能意味着团队解散、资金耗尽;现在创业者可以更快验证需求、及时止损,再重新组合自己的能力进入下一次尝试。OPC真正改变的,不是失败是否存在,而是创业者持续试错和重新出发的能力。”董博向《中国企业家》强调道,“OPC们可以同时做好几款产品,一个项目做不下去,可以直接关掉,再做另一个。即使真的不干了,那也只是不干了,失败的成本也就是算力和精力,归来可能还是二三十岁,人生还有很多可能性。”

在中关村AI北纬社区的样本里,OPC创业者的年纪普遍偏年轻。截至2026年8月,AI北纬社区收到OPC相关入驻报名近500家,筛选通过超120家,其中85后创始人占90%、95后占40%,最年轻的OPC创业者甚至是05后。

在董博的观察里,这一代OPC创业者对于创业的理解与上一代70后、80后创业者完全不同,不会特地为创业赋魅,目标不会定成必须做大做强,反而更像是在寻找一种自由且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方式,而且大家不会极端到为了创业而倾尽所有。

中关村AI北纬社区孵化器运营方代表、氪星创服董事长兼CEO董博 摄影:邓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在中关村AI北纬社区的创业者样本中,海归比例35%,博士比例20%,有大厂经验者占40%,有行业经验者占60%,纯一人公司40多家。他们并不是一群完全没有积累的人,很多人恰恰是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已经积累了一种专业能力,然后开始尝试把这种能力单独拿出来变现。

董博介绍道,“AI北纬社区的OPC创业者,大多不是毫无积累地从零开始。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学科背景、技术能力、产业经验或大厂经历,AI正在帮助他们把过去分散的知识、技能和行业洞察重新组合起来,转化为可以独立交付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王钰博,就是将技术能力与民乐相结合。

实际上,办公空间会更容易捕捉到OPC趋势变化。WeWork大中华区市场部负责人刘佳毅发现,过去WeWork的主要客户是100个工位以上的大公司,后来20个工位以下的小公司比例越来越高,如今已经达到约三分之一。此前,大部分入驻WeWork的公司是把团队先组织起来,再租下一套或者一整层办公室;现在越来越多人只需要偶尔使用一个工位、一间会议室。为此,WeWork甚至把办公空间进一步拆分,切成按小时、按半天、按天去预订,空间、时间和支付都更加灵活,今年还落地了专门的OPC社区。

刘佳毅告诉《中国企业家》,最初WeWork对于一人公司的想法并没有太宏大,后来逐渐发现变化,思考如果创业者只有一个人,他究竟需要怎样的办公空间?

董博和运营团队则是在去年的大厂AI混战中,发现AI产品已经普及到了老人和小孩,这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业起点。中关村AI北纬社区在去年7月正式挂牌运营,除了沿袭过往的空间运营,也一直在思考是否有更未来式的定位。“评价一个创新社区,不能只看入驻率和工位数,更要看它是否持续发现新项目、帮助产品走向市场、促成订单、融资和产业合作。空间可以装满,但创新生态不能停止流动。”董博说,“刚好超级个体的概念很火,我们团队本身又有创投基因,去年12月8日我们就在北京率先发布了人工智能OPC服务计划。”

据了解,上海、北京、杭州、深圳、西安、厦门等城市都落地了OPC相关的扶持政策,对创业者以免费入驻办公、Token补贴等为主,对挂牌OPC的社区则有一定资金支持。以上海发布的《OPC超级个体扶持政策》为例,对OPC购买算力服务、数据集服务、大模型服务以及AI工具链的费用,普通OPC给予最高80%补贴,高校学生创办OPC额外给予20%补贴,年度最高不超过30万元;支持OPC开发AI工具上架国际开源社区,经认定给予年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等。

AI加持:创业门槛变低,成功门槛变高

同样是单打独斗,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的模式已经存在多年,OPC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核心只有一个:AI是不是核心生产力。如果去掉AI属性,公司照常运转,那就是个体工商户;如果离开AI无法运转,那才是OPC。这不是简单在技术上的升级,而是AI重新组织生产能力之后出现的创业新范式。

与此对应的一个通用门槛是,一家OPC每个月至少要支出1000元人民币的算力消耗,因为1000元大概对应100个用户、每个用户交互10~20次。虽然OPC的标准还没有正式被统一定义,但这个门槛已经被很多出台政策支持的省份所沿用了。

摄影:邓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九间科技创始人李春对《中国企业家》表示,2012年他初次创业时,全程只有自己一个人,前端、后端、设计全部自己包揽,偶尔找外包分担部分工作,但单人精力终究有限。如今AI普及之后,相当于多了无数虚拟员工和专业咨询顾问,可以调用顶尖大模型规划业务路线、梳理团队搭建方案;同时自主开发多款专属AI智能体,有的负责运营小红书账号、发布内容,有的自动抓取客户信息,还有多款AI工具辅助代码编写,传统企业里多个职能岗位的工作,现在全部由AI承接落地。

目前,李春的公司有10人左右,主营AI+教育赛道,刚好属于OPC企业的规模范畴。他介绍,公司每月Token固定支出400美元,如果业务峰值超量,再叠加调用API接口,超额部分最高两三千美元,整体合计每月1500~2000美元,这笔费用差不多等同于一名初级工程师单月薪资,却能支撑起公司全部业务运转。

同样来自郑州西亚斯学院的00后外贸创业者李佳乐和何佳坤也都把AI当成最重要的生产力,李佳乐几乎每天都在用Accio(阿里推出的电商AI工作台)处理选品、市场调研、标题和产品优化、客户背调等工作。过去,一个业务员一天最多复盘30个客户,现在可以把100个客户交给AI先筛一遍,再把人的精力集中在已经接近成交的客户身上。何佳坤则把原来“一名运营管理一个店铺”的模式,变成一个人可以管理五个店铺、约5000个SKU。

对他们来说,AI不是用来生成一张漂亮图片或者改一段商品文案,而是在逐渐接管从外贸行业前端运营到后端供应链中的一部分流程。随着模型效率与工程能力同步提升,李佳乐也发现,Accio单次任务的使用成本下降了50%,如果工作流成熟,每个月的AI支出成本只需要大约100美元。但真正值得计算的不是花了多少Token费用,而是这些投入能不能转化成利润。

对OPC而言,并非成本低就一切无虞。创业的门槛虽然变低了,但技术平权也让成功的门槛变高了。

当你能够在短时间内靠Agent搭建出一个产品时,意味着别人可以用更快的时间去复制,并且成本更低。你的对手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对AI感兴趣的高中生。来自巨头的挤压更加无情,或许巨头只需要在现有的原生应用中增加一个Agent插件,就可以把你精心做出来的产品的用户夺走。

一些OPC创业者甚至感慨道,AI时代以前,生意做不好还能归咎于员工能力不足,现在所有问题根源都在创始人自身,赚不到钱只能怪自己。

中关村AI北纬社区办公室。摄影:邓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比以前更残酷了,OPC如何突围?

孙卓见观察到,身边有大量独立开发者已经可以把个人官网、产品和作品矩阵做得非常漂亮,但就是没人看、没人买;反过来,有些创业者只搭一个简单工作流、建一个微信群,通过私域就能完成交易,反而可以稳定经营。于是他认为,传统的“先研发产品,再出去卖”的顺序可能需要倒过来:先找到客户,确认需求存在,再用AI快速把产品做出来,这样更有利于OPC实现商业变现。

技术门槛下降以后,真正难的事情是理解需求。李春也经历过类似的认知转变,他曾在互联网公司里担任CTO,过去很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思维,但真正独立创业以后才发现,技术先进本身没有价值,能够解决用户需求的产品才有价值。对他来说,OPC创业第一步甚至不应该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产品,而是先赚到第一笔100元,完成最小商业闭环。

OPC的核心优势是轻量化、灵活敏捷,聚焦解决真实、细分的小众痛点,因此建立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很重要。声序智能便是如此。王钰博认为,技术和民族音乐的交叉背景能让她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也能理解模型训练中的细节。声序智能的乐谱识别准确率能做到95%以上,外行在短时间内复制这种数据和经验并不容易。

但星火深智创始人吕世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虽然AI普及,人手一套工具,但依旧会拉开差距,核心在于使用工具的人。一部分创业者具备内容创作、技术开发天赋,能最大化发挥AI工具的价值。

董博也有如此理解,他认为OPC创业者本身的素质是基础。“OPC创业者最好得是六边形战士,至少学习能力强,不会的及时学、及时问。如果连学习能力都没有,事情肯定做不起来。”

困境:没有背书,如何证明自己?

OPC最难解决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信任问题。

“尤其一个人的OPC,没有背书的话太难了。”孙卓见向《中国企业家》感慨道。OPC是单兵作战模式,需要有很强的行业积累、人脉,包括销售和商务的能力,才能打破信任壁垒。“没有前期口碑的话,大公司几乎不可能把业务给OPC去做。”

按性格测试工具MBTI来划分的话,孙卓见自认是一个比较“i”的人,不太擅长商务,走上OPC的道路完全是因缘际会。出生于1996年的他,此前只在平安银行工作过一年半,后来辞职创业,被奇绩创坛投资。

“像我这种没有太多职场经验的创业者,工作上很难积累人脉。但也有建立信任的渠道,那就是去写一些开源项目,开发者之间天然会用代码去说话。所以我有时会去参加一些黑客松的活动,现场编程、现场解决问题,‘show me the code’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孙卓见说。

其他年轻的OPC创业者也有同样的体会——没有背书,如何证明自己?竞标大公司的项目,需要一定的规模和实力,即便甲方里有人力荐,也会在其他层级确认中被质疑,从而落选。

因此,孙卓见特别强调OPC创业者要做好个人IP营销。当越来越多OPC使用相同的云端AI工具、产品本身越来越同质化,客户最后需要判断的不是谁能做,而是“我为什么相信你”。毕竟大公司考虑的角度更多维,尤其是一个人的OPC,一旦能力不行或者卷款跑路,谁来负责?

“此外,未来市场会充斥大量OPC一人公司,客户很难在海量同类服务商里精准找到你,创业者必须打造差异化标签,建立自身独特竞争力,差异化可以是专属渠道、独特审美,或是个人人格魅力,无论依托哪种优势,都要放大自身独有特质。”孙卓见说。

摄影:邓攀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几乎所有一人公司,都会面对一个相当隐晦但又相当致命的问题:身体不适,病了,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怎么办?是的,这个“致命”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这也意味着公司的一切都与自己命运共担。

我们采访的OPC创业者们几乎都有过这种经历,聊业务时与客户相谈甚欢,但谈签单时,对方却一脸委婉地说:你身体状况如何?撑得住吧?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普通公司里休几天病假、年假,几乎都能找到同事帮忙顶几天。但对纯一人的OPC而言,连生病都是一种奢侈,一旦客户联系不上你本人,约等于和你的这家公司也失联了。

王钰博是不敢生病的,更不要提给自己放个假,她怕客户找不到自己。自从创业以来,她便失去了对工作日和周末的感知。但更大的焦虑其实来自孤独,一个人创业,意味着所有的抉择和后果都要压在自己身上,王钰博有时会觉得“失重感”很强,她已经在物色合适的合伙人。

一人公司听起来概念伟大,但碳基生物终究是肉体凡胎。孙卓见、王钰博都认为一人公司只是一个创业的早期阶段,很难在这个阶段形成高估值的商业模式。

理想的OPC业务,需要搭建自动化运转体系,创始人无论休息还是遭遇突发状况,业务都能持续创收。此外,OPC植根于AI,但不能完全依赖AI,很多问题还是需要合适的人来解决,外部的协作网络有时也是必要的。

单打独斗不意味着要脱离人群,反之,OPC创业者更需要和人交流。“创业者的人脉边界触达极其有限,再强的学习能力,也不如把一群创业者放进一个真实的社区里,让他们通过活动、路演和日常交流快速获得资源。”董博说,“如果一个创业者永远关起门来做产品,很容易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但真正站到台上面对别人连续追问的时候,很多原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才会暴露出来。”

在董博的畅想中,社区或许可以作为中间平台,帮助OPC创业者解决信任难题。创始人本该把全部重心放在产品打磨、客户维护上,社区可以打包标准化财税、法务、工商代办配套服务,做成插件式一站式服务,让OPC创业者只专注核心业务。而社区更具价值的方向是对OPC提供全周期成长服务体系,AI北纬社区正在朝这个方向摸索实验,帮助OPC们做产品验证、场景对接、融资链接和产业成长的系统化培育。

OPC未来式

虽然OPC概念引领了一波创业风潮,但在不少投资人看来,OPC目前并不是优质的投资标的。传统股权投资逻辑看重市场天花板、收益回报率,这套标准并不适配OPC的发展模式。

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周志峰表示,以往每一轮商业变革最核心的特征,都是人均生产力大幅提升。因此,OPC模式能够成立的底层根基,是单人每年能创造100万美元以上的产出。按照这个标准,目前OPC整体还处在非常早期的试跑阶段,很多人只是在小规模尝试。“根本原因还是当下AI模型的能力,还没能真正把人均产值拉高到单人百万美元产出的标准。”因此,他对OPC暂时持观望态度。

但另一方面,做得好的OPC完全也不需要外部投资,团队小、成本低、利润高,没有扩张团队和重资产投入需求的话,融资没有明确用途。

实际上,真正获得融资的原生OPC屈指可数,目前市面上能够拿到融资的OPC创业者,几乎都是在上一轮创业就曾有过融资资源。

我们总结了未来或许可以拿到融资的OPC类型:1.创始人是行业顶尖天才,个人知名度高;2.业务具备规模化复制、指数级增长潜力,例如行业赋能型的OPC,能够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客户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

但在众多OPC创业者看来,走向资本市场并非他们的目标,“小而美”的一人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脱离了“融资、上市”这套传统创业叙事,不用为估值和扩张焦虑。

一个更具价值的问题是,如果OPC趋势越来越主流,未来生产能力越来越个人化,大企业、中小企业、OPC、平台和社区之间会形成什么关系?就业和人才逻辑会发生何种变化?

过去,一个公司之所以要雇佣产品经理、程序员、设计师、销售,是因为把这些人放在同一个组织里,能够降低协作成本。一个项目需要反复沟通,如果每个环节都去市场上临时寻找供应商,交易成本可能高得无法承受,所以公司选择把人招进来。

AI带来的变化是,第一次让组织的边界同时从两边受到挤压:一方面,公司内部个人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另一方面,外部协作的成本也在下降。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未来——一个大企业可以把一个项目拆成十个模块,分别交给十个专业OPC;而一个OPC不需要自己养设计师、财务等,向另一个OPC购买标准化服务。

这意味着OPC的兴起不会简单减少就业,而是产生更多独立创新主体和灵活协作机会。未来的企业可能也不是简单地“从1000个人变成100个人,再变成10个人”,而是从一个封闭的组织变成一个开放的网络。

例如一个大企业保留战略、品牌、资本和核心能力,把大量专业环节交给外部;OPC保留最核心的知识、客户和判断能力,需要的时候再调用外部资源;平台负责匹配需求与供给;社区负责建立关系和信任;专业服务机构承担财税、法务、工商等业务。也许会类似于现在的链主企业,把一个产业链上的众多环节拆成多个小环节,再由不同的下游公司完成。

未来OPC的定义不能局限于独立注册的小型团队,大型企业内部、不同岗位的员工依托AI也可以形成独立小型OPC单元,各个单元相互串联协作。

WeWork位于上海西岸的国际传媒港社区已经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办公空间了。今年8月,WeWork与Apple产品合作,在这里完成了空间升级,不仅单独划出苹果产品体验区、增设创作工坊和AI工坊,部分共享工位上还配备了苹果全套设备。

WeWork Mac优享版工位。来源:受访者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比如位于一楼的创作工坊,里面配备了几台苹果设备组成的多机位拍摄系统,以及剪辑所需的软硬件,甚至墙面上还挂着不同颜色的背景幕布——这意味着即便你的公司只有一个人,只要产品demo做出来了,推开这扇门,照样可以拍一支像样的产品宣传片。

OPC创业者不需要去专门养一支摄影团队,或者为了拍摄产品视频、做直播而专门搭建摄影棚,这些需求都可以被拆解成共享资源。

这也是社区入局OPC的原因。如同WeWork和AI北纬社区,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工位,而是在试图解决一个人无法独自解决的资源问题:客户、融资、政策、上下游、人才和同行之间的连接等。

WeWork与Apple产品合作的创作工坊、AI工坊。来源:受访者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而且,单个OPC购买Token、Agent的价格和议价能力有限,但平台拥有数千家企业之后,就可以和服务商谈更好的价格。WeWork已经率先建立了“空间+AI”的生态平台,依托平台集采优势,为小微企业、新锐AI企业及OPC提供一站式AI token集成购买和AI Agent接入服务,无论用量大小,都能享受企业级价格。

未来,或许市场还会出现一个综合的撮合平台,让不同OPC展示自己的服务能力,由需求方和服务商直接匹配,一切信任成本由平台承担。这意味着一种更加松散、更加模块化,也更加个人化的商业社会可能会出现,这也是OPC未来最有想象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