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天晚上，我用后背硬生生接住了三记铁棍。
第一棍打在肩胛骨，我听见了骨头的声音。
第二棍扫在腰侧，我的腿瞬间软了。
第三棍落在脑袋边缘，要不是我往旁边歪了半寸，那根棍子现在直接插在我太阳穴上。
我倒在血泊里的时候，看见老板从那群人中间穿了出去，跑掉了。
我替他挡住的，是奔着他脑袋去的三棍。
住院二十八天，开颅风险评估，肩胛骨复位，腰部软组织重度撕裂，缝针二十三针。
老板来看过我一次。
放下一个信封，说了四个字："你好好养。"
信封里，是三万块钱。
三棍，三万，一棍一万。
我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没想明白这笔账该怎么算。
二十八天后，我出院了。
拖着还没长好的身子走回家，刚转进那条巷子——
我的脚步停住了。
单元楼门口，站着一排人。
西装，皮鞋，每人手里夹着厚厚一叠文件。
我仔细数了数。
十一个。
老板站在最里面的台阶上，看见我，眼神动了一下，没说话。
01
我叫林建国，三十四岁，干保安这行整整十一年了。
不是那种坐在玻璃亭子里刷手机、偶尔起身拦一下快递员的保安，是真正扛过事的那种。
我在部队待过五年，退伍之后学历摆在那儿，高中文凭，没什么太大用处。
那年我二十三岁，揣着三千块退伍补贴来到省城，在人才市场对面的小旅馆住了十一天，投了四十几份简历，回音寥寥。
最后是老乡介绍，说城南有个私人会所在招保镖，老板姓马，做工程出身，在本地颇有些门路。
面试那天，马总坐在一张黑色大班台后面，上下打量了我半天，问了我一句话。
"你下过死力气没有？"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点了头。
马总扔过来一包烟，说："行，留下来试试。"
就这样，我成了马建平身边最近的那个人。
马总的生意我从来不打听，他带我出入的地方五花八门，有时是政府的会议室，有时是城郊的工地，有时是包了场的高档会所。
我的职责只有一条：护住他，不出事。
跟在马总身边的头两年，说实话，并没出什么大事。
无非是应酬场合上有人喝多了闹事，或者工地上有包工头带着人来讨说法，声势浩大，但都是虚张声势。
我见过最大的阵仗，是一个被马总撤掉分包合同的供应商，带着二十几个工人堵在公司门口。
那次我一个人往门口那条缝里一站，没动手，就那么站着，对面的人楞了好几秒，散了。
马总后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不错"。
那两个字，让我记了很久。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一句轻描淡写的夸奖，比什么都管用。
我开始把这份工作当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去做，不只是混日子。
马总出行，我提前踩点；马总应酬，我全程跟着；马总发火，我站在屋外守着，不叫任何闲人靠近。
他的每一条行程，我比他的司机记得还清楚。
02
马建平这个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他在生意场上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段，从不蛮干，什么事都讲究一个体面。
但他也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他对身边的人，从来不会高看一眼。
司机老陈跟了他七年，有一次在高速上车胎爆了，处理完事故回来，马总劈头就是一句："这点破事都搞不利索，要你何用？"
老陈低着头，一个字没还嘴。
我后来私下问过老陈，他怎么忍得住。
老陈点了根烟，吐出一口烟雾，说："林子，跟这种人干活，你得想明白一件事——他给你开工资，不是要你有尊严的。"
我当时听了这话，没接腔。
但这句话压在我心里，隐隐的，像一块没消化的东西。
马总对我，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他不骂我，也不怎么夸我，更多时候是把我当一件工具，随手拿起来用，用完了放回去。
工资每月按时打，从没拖过；逢年过节有红包，数额不大不小；生病了他会叫司机送去医院，但从来不会亲自问一句。
就这样的一种关系，不远不近，谈不上情分，但也谈不上恶意。
我在这种不上不下的处境里，一干就是九年。
直到他遇上了那件事。
马总的生意越做越大，从本市扩展到了外省，手里捏着几个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合同，身价据说过了十位数。
人一有钱，麻烦就跟着来了。
本地有个姓周的，在工程圈子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跟马总有过几次合作，后来因为一个项目的分成问题翻了脸。
两个人对薄公堂，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后马总赢了，但赢得不好看。
周老板的公司直接被判赔了两百多万，连带的几笔资金链也出了问题，在圈子里元气大伤。
这种事，在外人看来是官司了结了，往后各走各的路。
但懂行的人都知道，两百多万的口子，不是钱的事，是脸面的事。
周老板在本地工程圈子里混了大半辈子，输给马总这一局，让他颜面尽失。
从那以后，马总每次出行，我都要提前做好判断，多留一分心眼。
03
事情出在那年的秋天，天气刚开始转凉的时候。
马总接了个局，说是几个合作方要在城东一家私房菜馆吃饭，顺便谈一个新项目。
我提前去踩了点，小馆子开在一条老街里面，三层楼，外墙爬着青藤，看起来文气得很，但周边地形复杂，背靠一条窄巷，两侧都是老旧居民楼。
我当时就有点不踏实，跟马总说，要不换个地方。
马总摆了摆手，说："你想多了，都是自己人。"
饭局开始的时候，一切确实正常。
我守在包厢门外，偶尔替人倒茶，听着里面的人划拳行令，声音越来越大。
大约到了晚上九点多，马总出来上厕所，我跟着走到走廊尽头。
就在这个当口，楼梯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转过头，三个人从楼梯涌上来，一人手里攥着一根铁棍，不是细的那种，是那种砸窗户用的防盗棍，沉甸甸的，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领头那个，我认出来了，是周老板身边的人，在几次场合见过面。
他们没说话，直接冲着马总的方向来了。
我下意识往前跨了一步，挡在马总前面。
第一棍落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格挡，正正打在我左侧肩胛骨上。
那一下，整个左臂像是断了电一样，瞬间没了知觉。
第二棍扫过来，我侧了一下身，没躲开，从腰侧刮过去，人直接跌到了墙上。
第三棍是奔着我脑袋来的，我往旁边一歪，棍子擦着耳根落了下去，砸在墙壁上，砸出一个坑。
我倒下去的时候，听见马总在我背后喊了一声，然后是一阵乱跑的脚步声。
等我撑着地面想要爬起来，那三个人已经跑了，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趴在地上，肩膀和腰都疼得像是要碎掉。
包厢门被推开，几个合作方探出头来，脸色都白了。
服务员跑来跑去，有人打了急救电话。
我就那么趴着，没动，等着救护车来。
那时候我脑子里出奇的清醒，只是想不明白一件事——马总跑哪儿去了？
04
救护车来的时候，马总不在现场。
是他的司机老陈赶来的，脸色发青，把我送进了医院。
急诊室里，医生让我签手术同意书，我拿笔的时候才发现右手也在抖，不是疼，是那种大量失血之后的虚脱感。
老陈在走廊外守着，一根烟接一根烟，进来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那句话："医生说怎么样了？"
医生说了很多，我记住的就几个词：肩胛骨骨裂，腰部软组织重度撕裂，脑部轻微震荡，开颅风险需要观察四十八小时。
手术做了三个小时，我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老陈在走廊椅子上靠着打盹，听见动静立刻弹起来，走过来看了看我，点了点头，说："没事就好。"
就这四个字。
我知道他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但那一刻，这四个字让我觉得还有人在。
马总第三天下午才出现。
他进病房的时候，我正半靠在床上，左肩打着石膏，腰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动一下就疼。
马总站在病床边，往我身上扫了一圈，没什么表情，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床头柜上。
"你好好养。"
他说完这四个字，往椅子上坐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医生说多久能好"，然后就走了。
前后不到十分钟。
信封里是什么，我当时没拆。
是老陈下午来换班的时候，替我拆开了——里面是三张银行卡转账单，合计三万整。
老陈把那几张纸放回信封，什么都没说。
我盯着天花板，数了一遍屋顶的灯格，一共八个。
三万块钱。
我在这行干了十一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用肉身替人挡了事，换来的是三万块钱和一句"好好养"。
我没有愤怒，或者说，我不知道该不该愤怒。
马总没有亏待我，他按规矩给了钱，这在很多人眼里，已经算是讲义气了。
但我躺在那张病床上，左肩动不了，腰翻不了身，脑袋偶尔还会发出嗡嗡的响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说不清楚，又说不明白，就那么压着。
05
住院的二十八天，马总没有再出现过。
电话倒是打过两次，都是简短的问候，问我"养得怎么样了"，我说"还行"，他"嗯"一声，就挂了。
老陈来得最勤，有时候带点吃的，有时候就是坐着陪我说说话。
有一次他说漏了嘴，说马总最近风声很紧，那件事之后，周老板那边有人被警察带走了，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事没完。
我躺在床上听着，没接话。
那三个人打我的事，警察来做过笔录，我如实说了。
至于后续怎么处理，马总那边自有他的人跑动，跟我没有关系。
我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养伤，等着出院。
肩胛骨的骨裂愈合得慢，医生说至少要六到八周才能真正恢复活动功能，在那之前我的左手提不了任何重物。
腰上的撕裂伤是大问题，软组织的恢复比骨头还难熬，每天换药的时候，那种钻心的疼能让我咬烂一根筷子。
脑震荡的后遗症是头疼，时不时的，没有规律，有时候半夜里就爆发出来，整个人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敲鼓。
医生开了药，说慢慢会好，但也没说多久。
二十八天里，我想了很多事，但大多数时候，脑子转不动，就那么躺着，看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地变。
有时候会想起刚来城里那年，在那家小旅馆住了十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劝自己，说这地方总有自己的一条路。
没想到这条路，走到了一张病床上。
出院手续办完的那天，正好是个工作日，医院里人来人往，走廊里都是推轮椅的护工和拎着营养品的家属。
老陈本来说要来接我，临了打来电话说有事脱不开身，说派了个司机来。
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了，自己走回去。
派来的那个司机我认识，是马总新换的人，平时话不多，但眼神灵活，像是会记事的那种。
我不想跟他一路，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不想。
我在医院门口叫了辆出租车，拖着那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袋子，坐进后座，把家里的地址报给了司机。
车开出去没多远，我靠着窗玻璃，看着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往后退，脑子里莫名其妙地转出那句话——
"三棍，三万，一棍一万。"
06
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停下，我付了钱，推门下车。
秋天的风比住院前凉了一大截，吹在脸上有点刺，我把夹克往里裹了裹，提着袋子往里走。
我住的是个老小区，楼层不高，没有电梯，平时进出的都是些住了多少年的老街坊。
这个点儿，小区里一般就是有人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晒太阳，或者楼道里传来炒菜的油烟味。
我从小区门口拐进去，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水泥路往里走，快到单元楼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我的脚，停住了。
单元楼门口，站着一排人。
深色西装，皮鞋锃亮，每个人手里都夹着厚厚的文件，笔直地站在那里，像是等了有一阵子了。
我往前走了两步，数了数。
十一个。
他们站得整齐，没有说话，没有走动，就那么静静地朝这边看着。
马总站在最里面的台阶上，两手插兜，看见我走近，眼神动了一下。
他没开口，只是那么站着，等着我走过去。
我的脚慢下来，腰侧的旧伤随着走路的动作一阵阵地扯疼，但我没停，继续往前，直到站在那排人的面前。
风又吹过来，把地上的一片落叶卷了起来，打了个旋，落在我的脚边。
我站在那条巷子口，脚像是钉进了地里。
风从背后灌过来，掀起我病号服外面套的那件薄夹克，腰侧的伤口一阵一阵地往外抽疼。
我知道我应该转身走。
但腿不听话。
老板抬了抬下巴，朝我的方向示意了一下。
那十一个人齐刷刷地转过来，看着我。
领头的一个，年纪四五十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捧着一个深棕色的文件夹，用我听不出情绪的声音开了口。
"林先生，我们等您很久了。"
我张了张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我替他挡了三棍，他给了我三万。
然后，他带着十一个律师，堵在了我家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抬腿，往里走。
领头的律师侧身让开，同时将那个文件夹向我递来。
我的手接住它的那一刻，感觉到了它的重量。
封面上，印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我只看了一眼，脑子里嗡的一声，彻底空白了。
我用命换来的，竟然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