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王伯群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和“教育救国”三大领域。1924年，他在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状况之下，单枪匹马在上海创办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以及大夏上海附中、贵阳附中、重庆附中和南宁附中，形成了著名的大夏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亦是中国高教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伯群以“服务国家，曰公曰诚”之精神，对于大夏大学，屡经创业之艰、发展之难、播迁之困而永不放弃。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生动的教育史诗，充满了激情、意志与智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大夏大学董事长兼校长王伯群
创办大夏：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王伯群（1885-1944），祖籍江西，贵州兴义人。1905年，王伯群以公派生赴日本中央大学留学，专习经济学，同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返国参加革命，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大共和日报》，宣传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1915年以贵州护军使代表，与梁启超、蔡锷等积极策动“护国运动”，领导贵州独立，终使袁世凯败丧，再造共和，被誉为“民主共和”功臣。1918年后，先后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和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议。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次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及招商局监督等职。
1924年6月，福建厦门大学爆发学潮，该校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30余名失学青年要求，决定北赴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发展根本端赖教育，在厦大学生代表何纵炎的引介下，决定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彼时的王伯群是激情的革命者，他为何要捐资办一所大学？他的办学动机和思想基础是什么？这盖与王伯群的家学渊源有关。他的外祖父刘官礼在贵州兴义创办过20余所学校，他母亲创办了当地首所女子学校。从小的耳濡目染，养成他对教育的情有独钟。故当他在会见欧元怀等教授时，表达自己素有创办教育的愿望。
1924年7月，大夏大学筹备处在上海成都南路美仁里24号挂牌设立，同时租借临时校舍。大夏初名“大厦大学”，后定名“大夏大学”，以志校史系由厦大嬗变而来，并寓光大华夏之意。1925年9月，王伯群在胶州路建成新校舍，注册学生700余人，教授70余人。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对胶州路校园记忆犹新，他忆述道：“在图书馆旁边，是学校的大礼堂，在大礼堂里我曾听过胡适、田汉等许多人的精彩演讲。学校的二楼是大大小小的教室，三层楼是学生宿舍，我入学就住在那里。”
大夏原先计划在胶州路校区办十年，但到了四年后的1929年，学生已达1200余人，校舍不敷使用。是年3月，王伯群自斥巨资且多方劝募，在沪西购定中山路（今中山北路3663号）新校地300亩。大夏首期建筑费初拟筹30万，后扩充为40万。《大夏周刊》载：“本校校长王伯群先生，五年以来，对本校物质精神两方面，援助备至。近又募集巨款，购置新地址。”12月，王伯群委托苏生洋行董大猷、费力伯两工程师绘成图样，登报招标，投标者20余家，均由王伯群核定。1930年9月，大夏师生全部迁入新校区，胶州路等处校舍则拨归大夏附中使用。
1930年，在王伯群的劝捐下，“面粉大王”荣宗敬捐赠丽娃河。丽娃河及丽娃河上的夏雨岛，成为大夏和上海文艺青年的向往之地。作家茅盾在《子夜》中四次描写丽娃河。其中一次写道：“新辟一个游乐的园林，名叫丽娃丽妲村，那里有美酒，有音乐，有旧俄罗斯的公主郡主贵嫔名媛奔走趋承；那里有大树的绿荫如幔，芳草如茵！那里有一湾绿水，有游艇！”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在《我念我母校大夏》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忽然地会想起了那一条清碧而又美丽的丽娃栗妲河。乍听起来，这河仿佛是流动在国外的一条相当有名的河。其时不然，这儿所说的河，实实在在流动在中国上海大夏大学高高耸起的群贤堂的西边，粼粼的水光，与倒影着大课堂西边玻璃窗的闪闪阳光，上下互相辉映，是一处多么漂亮的读书的好地方！”
大夏大学社会学系1930届毕业生保志宁，对搬入新校区记忆犹新，她忆述道：“校舍本部，设在群贤堂即教室，群力斋为男生宿舍，群英斋为女生宿舍。后来，又继续添建机械工程系、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疗养院，及中学部校舍。新校舍规模宏大，风景美丽，遂使大夏大学一跃而为沪上巨校之一。”
王伯群本着“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在办学过程中，秉承“自强不息”之校训，坚守“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倡导“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推出实施复兴民族教育纲要，激励师生奋发努力。他率先在国内高校中实行“导师制”，推行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管理现代化。蔡元培曾高度赞扬大夏大学，他说：“私立大学办理进步速者，推大夏大学为独步；而推行导师制，尤为开国内各大学风气之先。”彼时，中国大学有“北南开，南大夏”之说。
广纳名师：共创“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大夏大学创办时，全国和上海已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大夏以无甚财力的私立学校，思与这些学校争一席之地，若不是因为王伯群对教育之信心，不敢尝试。王伯群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中外名校毕业的师资，是他办学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
自大夏大学创办之始，作为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素来重视教授资格素质。在大夏，素有王伯群、欧元怀、王毓祥“三大元老”，以及鲁继曾、孙亢曾、吴浩然、夏元瑮、吴泽霖、马宗荣、邵家麟、王欲凯“八大金刚”之说。
在管理方面，王伯群聘请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德工学博士、政治活动家马君武担任校长，留美博士、教育家欧元怀任副校长，纽约大学硕士、教育家王毓祥担任秘书长，留美博士王裕凯为教务长等。
在师资方面，聘请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学生夏元瑮博士，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数学家朱公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物理学家蔡宾牟，康奈尔大学博士、化学家邵家麟，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民族学家吴泽霖，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家刘湛恩、邰爽秋、朱经农，历史学家王国秀，芝加哥大学博士、教育家韦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经济学家卜愈，华盛顿大学博士、政治学家吴澄华，以及文化大家郭沫若，戏曲家田汉，国学家孙德谦、陈柱尊、邵力子、王蘧常，历史学家翦伯赞、姚雪垠、吴泽，哲学家李石岑，古文字学家程俊英，历史学家何炳松、梁园东，新闻学家谢六逸等著名学者担任大夏教授，以期大教克明，为国储才。
王伯群礼敬教师，他与教授们除了交往协作的同僚之谊，更有因教育家精神而相互吸引的灵魂共鸣。大夏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培育出众多事业有成、闻名于社会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周扬、刘思职、胡和生等15人。
王伯群礼敬教师，爱生如子，结交众多社会名流，且多有资助和施援。国学家孙德谦的学问名闻海外，德国汉堡大学重金求购《太史公书义法》以教授学子，日本的福田千代、德国颜复礼等学者多次登门请益。王伯群相当敬重孙德谦教授及其才学。他念孙教授常患胃病，特建议将上课教室从三楼改至二楼，课时从最初的十二小时减至九小时。但孙从不因其病痛而缺课或迟到，乃“愈奋发，力竭嘶声，往往踣地不肯去”。
1944年8月16日，王伯群闻夏元瑮教授病危，他至感怆然道：“夏之学问性情皆不可得，万一不测，不特大夏损失，亦中国之损失。”翌日上午八时，王伯群接夏元瑮死亡通知书，悲痛不已，当决用30万元厚予丧葬。为解决夏元瑮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在大夏专门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瑮教授奖学金。
大夏校风简朴安宁，主要原因之一，乃来自校长。校长不太过问校内事，主要劳心筹款、应付当权军政首长，殊费心力。偶有学生风潮，则多被化解。校长的坚定信念、经历和人格魅力，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尊严，在他周流潜默的教化，使大夏获得崇高的地位，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捐资筹款：在不断奋斗中求进步
王伯群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为大夏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大学治理中，他本着教育家与人为善、以人为德之精神，一是自掏腰包，捐资办学；二是积极向教育部争取政府资助；三是向军政首长、各方财阀和地方闻人劝善捐资，用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教育事业。
1924年王伯群慨捐二千银圆为大夏开张起到决定性作用。由此之后，他对学校不惜投入巨资，唯有自奉极为节俭。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在上海中山路建成新校舍。到1932年底，学校募捐总额为38万余元，其中他个人捐款24万余元、筹款5万元；占地近70亩的丽娃河是他从“面粉大王”荣宗敬手中募捐来的。军界杨虎城、陈济棠、韩复榘、何健，政界蒋介石、孔祥熙、陈仪，银行实业界的钱永铭、杜月笙、南洋华侨胡文虎等重要人物均慷慨捐资。此时的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等五大学院和师范专修科，大夏与复旦、光华、大同被称为“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
1932年5月，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身份巡视西南。在数月的繁忙公务中，他仍不忘向川省军政首脑为大夏募捐。8月，刘文辉决定捐赠2万元，邓锡侯捐资4万元。他还向重庆实业家卢作孚代募，他曾专门致函感谢：“承蒙代向杨森军长募得渝币二千元合沪币一千六百三十元，高义热忱，莫名钦佩。”在中山路新校舍大部分完成后，大夏副校长欧元怀、秘书长王毓祥因建设过度扩张，财政困难，皆想辞职。为学校前途计王伯群一面挽留，一方亲自四处奔走，疏通各方要人代为募捐，其中妹夫何应钦为纾困出力最多。经笔者统计，何应钦总计为大夏捐款40余万元。
抗战期间，大夏迁址贵阳后，为保证办学经费，王伯群在贵州积极筹办实业，发起组建建国银行、聚康银行、利民公司和贵州永岸、仁岸川盐运销处等。大夏教务长王裕凯曾忆述道：“伯群先生自民国廿九年即开始与贵州绅耆、商业领袖商谋贵州振兴实业，以救黔民生活。一方面又将每年大夏大学募捐之款投资商业，所得利益，补助学校经费使一举两得，先生筹划之苦心，可想而知。”王伯群还另辟财路，与财政部盐务总署合作开设盐务专修课，既为大夏增加收入，又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王伯群擅长篆书，在大夏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常鬻字和变卖家产为学校筹款。1942年10月，他花费十余天为滇南边区总司令卢汉母亲撰篆寿屏，以换取卢汉捐款。1944年4月，撰写二十几篆联挂卖，为大夏二十周庆典筹款；6月，他专门撰写4副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精美装裱送云南省主席龙云，以便托其捐款。王伯群为大夏办学经费呕心沥血，1944年，他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召集刘航琛、康心如、胡子昂等西南金融巨子，一次募集款项达百万元，解大夏经费短缺之急。
1944年7月，王伯群篆文天祥的《正气歌》赠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大夏大学筹款
组织董事会：可以为社会表率
民国时期的私立高等学校借鉴美国的经验，设立董事会制度。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之规定，私立大学的设立，须经报部立案，并以校董会为代表，负学校管理之全责。同时要求校董会必须具备资产、资金或其他收入来源，呈请教育部核实，方得批准立案。校董会立案之后，才能申请批准设立，一年后方可呈请开办。
王伯群利用其强大的政商朋友圈，发起组织大夏校董会。他聘请地位高、资格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担任校董，借以壮大声势，如孙科（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居正（司法院长）、何应钦（军政部长）、王正廷（外交部长）、杨永泰（湖北省主席）、许世英（原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孔祥熙（财政部长）、黄绍竑（内政部长）、张嘉璈（交通部长）、吴铁城（上海市长）、梁寒操（宣传部长）、刘文辉（四川省主席）等。
为获得银行贷款的便利，他还聘请一批银行家、实业家和媒体总经理，如张嘉璈（中国银行行长）、钱永铭（四行储蓄会主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胡孟嘉（交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王一亭（信诚银行董事长）、徐新六（浙江银行总经理）、徐寄庼（浙江银行董事长）、王志莘（新华银行总经理）、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荣宗敬（实业家）、杜月笙（上海闻人）、吴蕴斋（实业家）、黄溯初（实业家）、赵晋卿（上海总商会执委会主席委员）、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张竹平（《时事新报》等四报总经理）等。
这些校董为大夏在筹资、申请政府办学经费和处理政治危机等方面起了至关作用。尽管个别有徒挂空名之嫌，但凭藉他们的煊赫地位及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为大夏解决扩展校区的困难和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譬如1925年大夏兴建胶州路校舍，曾向浙江银行借银2万两，就是由校董徐新六担保偿还。1930年3月向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储蓄会，以及新华、金城等银行联合借贷30余万元，由各银行组织银团，王志莘校董任银团主席，由校董杜月笙和张竹平担保偿还。1933年5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暗中派人教唆大夏学生斗学生，拟在动乱中控制大夏。王伯群悉知后，一面教导爱校学生起而自卫权益，一面通过校董在政府高层的强烈干预，终于平息了此次欲爆未爆的学潮。
王伯群性行强毅端谨，革命多年，最讨厌低下求人。但为了大夏的生存，有时不得不身段玲珑。为邀请孙科担任校董，他曾数度登门游说。1935年6月，王伯群赴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22号访孙科。先请他参加大夏毕业典礼，次言党务亟宜改善，中山先生创业不易，承继而发扬光大，若孙科能负责，老同志均愿助之。孙科闻罢深为感动，允担任大夏校董并兴致勃勃地参加是月的毕业典礼并做演讲。1942年大夏经费困难，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改为国立。王伯群决定放弃董事长位置，推孙科为董事长，以壮声威。尽管后来国立未成功，但由于有一批政要校董支撑，大夏申请到教育部不少专项经费，大大缓解了办学压力。
1942年5月，王伯群（前排左二）与大夏大学护校委员会成员在贵阳护国路王伯群住宅前合影
对于校董的支持，王伯群在一次校董会上谦逊地表示：“鄙人对于大夏大学毫无功绩可言，此后既承董事会委以校长职权，当黾勉从事，与董事诸公暨欧副校长、全体教职员、同学共同努力。”
西迁办学：复兴民族教育
大夏大学自诞生日起，经逢乱世，为保存文脉，为国储才，王伯群率领大夏历经上海五迁和中国西南三迁。大夏自上海至江西庐山、贵州贵阳和赤水，往返八千里路云和月。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强寇压境、国难深重之时，王伯群以教育为国家命脉所系，不欲因战事影响而中辍。他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经教育部批准，大夏与复旦大学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联大第一部设于庐山，第二部设于贵阳，王伯群与复旦代理校长钱永铭共同出任联大校长。10月，联大一部在庐山牯岭正式开学。由于南京失陷，兵锋逼近，大夏仅仅在牯岭复课三个月，便接教育部令拟迁重庆。
1937年10月23日，王伯群（前排右四）与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人员在庐山图书馆前合影（前排左起：王裕凯、章益、欧元怀、王伯群、吴南轩、吴泽霖、蓝春池）
在西迁间关途中，日寇轰炸大夏校园，近半建筑被炸毁，王伯群闻之，为之痛伤久之，浩叹“十四年心血结晶与锦绣河山同归于尽”。大夏西迁贵阳，荆榛塞途。大夏迁往贵阳，事先曾受不少师生反对，王伯群独有先见。欧元怀记述这个过程：“故校长王伯群先生料定战事非短时期可以结束，西南大后方将为抗战之砥柱，而贵阳与重庆交通尚便，且又为高等教育之处女地，需要大学之灌播。”1937年12月4日，大夏大学正式在贵阳讲武堂开课。1938年夏，由于师生众多，贵阳校舍紧张，两校决定分开，复旦迁留重庆办学。
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间内，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大夏教授周蜀云忆述道：“若非校长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绅，还无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在当时的贵阳各机关中，除原有者不计外，凡中央或由省外前来的机构，要以大夏大学所占用的讲武堂最为宽敞、最具规模了。”大夏在贵阳初定后，王伯群即着手规划兴建校舍。1939年，他从黔省政府和当地华问渠、帅灿章、赖永初等商界和实业界大佬处筹到贵阳花溪2000余亩辟为新校区和三栋校舍。如此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在贵阳期间，王伯群积极推行抗战教育，他提出：“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王伯群与黔省政府筹划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联合开展建设实验，努力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
大夏大学在贵阳度过了相对稳定、清贫却丰富的七年，直至1944年12月，日寇兵犯黔南，王伯群决定再迁赤水。欧元怀记述王伯群校长再迁赤水的战略构想：伯群先生“将大夏大学三迁于黔川边境之赤水，赤水有水道通重庆，可沿大江东下，三次迁校是兼为复员时之准备的”。独山失守，患病中的王伯群对大夏前途极为担忧，既虑乡邦之沦陷，又恐毕生经营之大夏大学付诸劫灰，即准备轮散全校师生和图书仪器等送往赤水，然后再率全家及胞弟王华遗族觅车赴渝。
为保证大夏迁校顺利，王伯群先后四次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恳请拨给疏建费国币九百万元”。同时他亲笔致函赤水县长何干群协助代觅校舍，致函湘桂黔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惠赐护照以便车辆通行，致函国民党中央后勤部部长俞飞鹏拨给疏散车辆，致函贵州省民政厅派警护卫，确保大夏大学师生疏散安全。
在王伯群的筹谋下，大夏大学长途跋涉历时三个月，师生和图书仪器全部安全抵达赤水。然而颇为不幸的是，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庆为大夏筹备迁校经费时，积劳成疾，遽然逝世。他在《遗嘱》中叮嘱大夏师生：“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0月，播迁近九载的大夏复员上海。为纪念王伯群对大夏之贡献，12月20日，大夏建成“思群堂”，以永久纪念创校校长、大夏之父王伯群先生。
1951年，中央教育部决定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并在大夏原址合并组成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办学27年，共培养了二万余学生，其中包括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熊映楚、雷经天、吴亮平、叶公琦、陈赓仪、杜星垣；培养了一批院士和大学校长，如院士（学部委员）陈子元、李瑞麟、郭大力、周扬等，同济大学校长江景波、兰州大学校长林迪生、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孙亢曾，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吴觉等；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和文艺家，如陈旭麓、马承源、王元化、戈宝权、陈伯吹、李乐薇、欧阳山尊等等，他们和众多的大夏校友一起，桃李争荣，蔚为大器，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伯群的伟大之处在于舍己为人、公而忘私。虽深居陋巷，不改其乐，一切为公为国，为他人着想，坚守理性忠恕之道。王伯群是近代贤人之一，大夏继任校长欧元怀对他评价曰：“牺牲自我，功成不居。”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评价了。
（本文首发于《贵州文史丛刊》2019年第2期。经作者修改，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汤涛（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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