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云栖战略参考》,这本刊物由阿里云与钛媒体联合策划。目的是为了把各个行业先行者的技术探索、业务实践呈现出来,与思考同样问题的“数智先行者”共同探讨、碰撞,希望这些内容能让你有所启发。开篇:会客室里,装满了AI困惑
2026年夏天,阿里云CIO的会客名单越来越长。
企业管理者带来的AI问题各不相同:知识库——很多事业部都自建,可怎么变成一个真正能用的公司级统一底座?数据——旧的数据保障体系不是为AI设计,AI要直接访问生产数据,困在价值挖掘和权限管理;交付模式——大量AI项目“点状,规模小”,交付方式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真需求——伪需求满天飞,该是技术主导还是用户思维主导?商业模式——公司账上那些“AI收入”,本质并非转型带来,只是旧模式的收入延续。
困惑底色一致:AI落地的卡点,不在AI本身。
最后,被问题推到台前的角色之一,是CIO。
今年五月,李开复在一场炉边对话中谈到:“CIO擅长安全地部署AI,但并不擅长推动组织层面的真正变革。”蒋林泉认同这句话。
经过实际操盘,加上与大量的业界CIO交流,他对CIO这个角色,在企业数字化和AI时代面临的挑战有了一定的认知。他把CIO分成两种:“只在业务表层堆功能、打补丁或做定制开发,这部分CIO的重要性会被极大削弱——可替代性太强。”另一种,“以E2E的流程效能为中心,把业务在线化、数据化、产品化的有效性为己任——这个角色,AI改变不了。”
蒋林泉的履历横跨“架构—产品—经营—IT”。他做了多年互联网架构师,转身去做阿里云产品线的总经理,经营过业务,近几年踏入CIO岗。经历决定了他看问题的顺序不同:别人谈模型,他先谈业务目标;别人谈工具,他先谈生产关系和流程;别人谈业务需求实现,他会先聊这个业务需求如何系统性嵌入已有体系,并且沉淀成产品。
最近,来访企业高频提到一个选择题:这场转型,靠自己的力量做,还是借助供应商?
他的回答是一架天平:“一端是内部这些事情的复杂度和难度,一端是供应商工具的锐利度。供应商的武器越强,我越愿意整合,它能加强锐利度这一端;但内部的复杂度和难度,还是要自己面对,供应商的工具替代不了。最终,无论自己造的工具,还是供应商提供的工具,一定是整体的锐利度超过了面临复杂度的恶化阻力,事情才能做成。”他特意解释:“就像阿里云能用不断进化的产品能力,持续帮助企业提升AI应用落地能力,但改变不了企业本身的复杂度——企业必须自己有人把事情想清楚、执行下去。”
钛媒体与蒋林泉的这场深度对话就此展开。这也是一次对三年实践的复盘——AI如何进入业务,如何改变组织与系统,又如何从内部走向外部。
变革之难:从“逆人性”到AI Native
谈AI,话题总会落到一个方向:变革。
蒋林泉的理解,直接回到根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迁,都不是老的生产关系“慢慢变”——是适应新生产力的组织生长出来,把原来不适应的生产关系淘汰掉。要穿越多轮技术周期活下来,隐含着对拥抱变化的决心和组织能力的极高考验。
直白来讲:“对于固守旧有生产关系的人,AI是威胁,是替代者;对于拥抱新生产关系的人,AI是杠杆,是放大器。”
这种变化未必会在所有行业同步发生。知识密集型行业更早受到影响,软件工程最为典型;其他行业节奏稍后,方向并没有变。
关键的是,这轮变革触及的深度和难度。
在他看来,这一轮与上一轮数字化转型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一轮本质只是信息知情权的转移——即使这样,阻力已经很大,最后雷声大雨点小。”这一轮难在哪一层?共识是:部门之内,已经很难;跨部门,更难;跨企业,最难。
难的关键是什么?不是技术,是人性。蒋林泉坦率地说,“变革不是请客吃饭,过程中一定有阵痛,没有人舒服。”
他进一步解释:“这件事天然逆人性。逆人性面前,会遇上层出不穷的、或真或假的信息,你有没有决心压下去?而且这是全链路的人性——比如我作为中层领导,是该跟大家其乐融融地活下去,还是压一压?搞不好压过去之后还是会被反噬。变革有成功的概率,也有失败被清算的概率,而且被清算的概率更大。”
面对这些阻力,他提到了“元问题”:“只有把元问题深入想清楚、达成共识,才有top-down的决心。否则,面对变革中各种不可想象、甚至扭曲的干扰声音,很容易动摇。”
他的这套变革观,收拢到时下主流的一个概念:AI Native。
在蒋林泉看来,有必要把定义说清,否则,AI Native就变成一个口号。他戏称这种语言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他尝试用“什么不是”来定义:“原来固化的生产关系什么都没动的,不会是AI Native组织。相反,能把AI生产力和上一代生产关系之间的阻碍移除掉的,就是AI Native。”
如果再用一条来自检:个体用AI效率提升了,端到端效率却没上去,说明组织在阻碍生产力的释放——这不是工具问题,是组织问题,导致AI无法真正规模化落地。
这套理解,是他过去三年动作的总开关。
去年:28类数字人,和一套“规避失败”的方法论
故事在去年浮出水面;水面下,打磨已近两年。
AI大模型刚兴起时,团队内与跨团队对它能做什么还没共同的语言体系。蒋林泉先让团队“书同文”,统一对模型能力边界的认识;再和业务一起筛场景、拆任务、定指标,知识、数据、API和评测一层层补齐。数字员工也在这样的联合培养中逐个成形。
过程中,所有打磨只认一把尺子:把AI推进真实业务流,E2E地交付结果。不是做个Demo,不是单点提效,是让数字员工真正“上岗”——做的必须是原来人类员工在真实业务里重复的、有价值的任务,效率和效果都超过原来的人,才折算为等效HC。
到2025年,28类数字员工全面上岗,相当于给业务团队拓展出2000个HC。数字背后是真实的业务场景:官网AI助理把平均5小时才能关闭的咨询工单,变成10秒响应;电话质检从2%覆盖率的人工抽检,变成全量质检;技术文档验证从六个月一轮,变成一个星期跑完。而投入“远远小于那2000多个HC每年的工资,可能是几分之一”——逻辑上,他的投资回报率是数倍的。
但这本账在阿里云内部跑得通,放到大多数企业,未必成立。麦肯锡2025年调研显示,88%的企业已在至少一个职能中常规使用AI;但真正在企业利润(EBIT)层面看到影响的,只有39%;达到“AI高绩效企业”标准的,仅6%。
“所以这是个灰度逻辑。能不能落到E2E的业务产出,要靠组织能力,还要依赖企业历史数字化基建。有些公司,我怀疑永远拿不到。”蒋林泉说。
他把这些实践也沉淀出一套打法——RIDE: Reorganize(重组组织与生产关系)、Identify(识别业务痛点与AI机会)、Define(定义指标与运营体系)、Execute(推进数据建设与工程落地)。过去一年,他与近百位CXO持续交流——在企业AI落地普遍"高采用、低价值"的当下,这套从真实规模化实践里打磨出来的方法论,被业界广泛关注和引用。
讨论越多,蒋林泉越要强调它的边界。
“这套方法是规避失败的方法,不是保证成功的方法。”他说,“不按这套来做,大概率会失败;都按这套来做,也未必会成功——它是必要条件。”
RIDE本身也在随着实践继续进化。被问到四个环节哪个更重要时,他给了一个新判断:“Reorganize、Identify、Define没有变。变化最大的是Execute——Agent搭建这一层,原来要手搓,工程成本非常大;现在用通用智能体加好的基模,随便上手就能达到不错的水准。执行门槛(E)下降,前三个环节(R-I-D)的权重反而被动提升了。”
但Agent搭建变得容易,并不意味着生产落地的整体工程也随之变轻。蒋林泉有个常讲的比喻:AI是樱桃,底座才是蛋糕。数据治理、API、语义层和知识,共同构成下面的蛋糕坯,可能占AI项目落地要素的80%到90%。底座没做好,樱桃再漂亮,也只能停留在Demo。所以他的提醒很直接:Demo是很好的开始,但别拿Demo当终点;要上生产,就得把蛋糕坯一起打造出来。
对不少企业,只是停留在“知道怎么做”,但实际落不下去。见到蒋林泉已经在内部走通业务结果,他们更想问:“能不能直接给跑通的产品?”
实际上,蒋林泉完全没想过做产品。“我是对内的CIO,并非产品团队,根本没想过做对外这个事。”但后来他想通了另一层:方法论能帮大家规避失败,但离帮他们把E2E跑通,还有很大距离。产品,可能是填平这段距离的东西。
“做CIO之前,我做了20年产品。倒过来做CIO,做出落地案例之后,再带着产品经验把这些经验变成产品——这条路不是常规能走通的,成功者寥寥,但我愿意试一试。”
这份对E2E的执念,后来被写入到「睿系列」的商业模式。对外输出,还是后话。
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摆在他面前:数字员工已经开始改造业务,背后负责生产和迭代这些能力的产研组织,够不够AI Native?
今年:CIO革自己产研的命
蒋林泉的选择,是先把刀刃转向自己。
首先要动的,是以技能划分岗位的旧组织形态。“在AI这个生产力面前,原来那种以技能为中心的,天生就格格不入。束缚发展的,就是原来以技能为中心、超级多的岗位——任何业务流都必须跨这么多岗位,人和人之间要走协同、拉通、开会,才能完成一个业务流。每个单节点的效率时间占比很低,即使个人提升了十倍,端到端的效率也未必提高。”
他先意识到,衡量产研效能的尺子对不对。
行业热捧的“AI生码率”,从一开始就被他排除在考核之外。他认为,AI生码率是过程指标,组织一旦观测这种过程指标,AI就特别容易产生毒害。“软件工程全生命周期,写代码只占20%,大头在对焦、评审、沟通和返工——用最容易被替代的环节衡量整体效能,是一个误区。”
对此,他真正紧盯的是两个指标:人均有效代码量、千行代码缺陷率。一年下来,他的团队,前端人均有效代码量提升至3倍,后端2倍;千行代码缺陷率,前端下降30%,后端下降55%——且是在承接更多核心业务与AI创新、没有增加一个人的前提下。
代码数量一定不是越多越好。这里,他反复讲的逻辑是:“代码一旦生产出来,首先是负债。增加的大量代码可能是资产,但一定是负债。”如果不能转化为业务价值,规模化生产代码,也是在规模化生产维护成本和系统复杂度。
如此看来,倘若编码不是效能主体,效率从哪里挖?蒋林泉重新审视了软件工程中的两个老问题。
一是“人月神话”:过去增加人手无法线性缩短工期,因为人越多,沟通复杂度越高;增加Agent却有所不同,它可以从存量代码中获取上下文,不会同步增加人际沟通节点。加Agent和加人,底层逻辑已经不同。
二是“左移”:过去大家都知道问题越早解决越好,但责任前移意味着更高的投入和组织摩擦。AI让这件事的成本降了下来:它可以辅助梳理覆盖范围、识别异常路径并生成测试用例。实践中,CIO团队的测试覆盖度从20%提升到加权接近100%,“左移”也从正确但昂贵,变成能够执行的工程实践。
工程方式变化后,原来的岗位边界也开始重新考量。
对人才岗位,他一直有个判断:技能通胀,品味通缩。AI让前端、设计、测试等技能变得唾手可得,稀缺的是对业务价值和好坏的判断——“AI只能做到average,有品味的人能定义什么是好。”他甚至认为,“问题定义清楚,就解决了95%。”
当AI降低跨域门槛,继续按照单项技能切分岗位,反而让效率消耗在人与人的协同上。“人与人复杂的交互是最低效的——每秒只能交换7比特的信息。这样的节点一个没少,AI怎么快都没有用。最大的瓶颈,在人之间。”
他提出的Half-Stack,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Half-Stack是相对Full-Stack来谈的,蒋林泉不追求全栈工程师。“又广又深不符合人类大脑结构,全栈几乎是异常值。”他的选择,是最大限度利用AI降低跨域门槛,合并彼此相邻的技能岗位,压缩业务价值流中的岗位数量,形成“最小协作单元”。
在他的团队,岗位最终收拢为两大岗位(PDFE+ABE):产品经理、设计、前端合并为PDFE;架构和后端合并为ABE。PDFE把握从业务意图到用户界面,ABE负责从数据结构到系统稳定性,两者之间用API契约衔接。
岗位变化直接缩短了需求确认链路。过去,产品经理写完PRD,还要依次与设计、前端和后端拉通,至少两周完成一轮对焦;现在,PDFE直接用live demo与业务确认,半天就能完成一轮。
这套调整没有一步到位。团队先在实践中跑起来,等更多人看见可能性,再逐步推进。正如蒋林泉所说:“绝大部分人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
面对追问:这和FDE,也就是前线部署工程师,是不是一回事?他直接回答:“初心不是一个逻辑。FDE是服务客户的形态,我解决的是组织瓶颈。”
在他看来,效能提升并非单靠工具完成。“这样的组织分工,结合AI的辅助,才是效率提升最主要的来源。”
系统变革:当开发权走向业务,CIO角色变双重
产研之外,通用智能体入场,CIO的下一步是推动整个业务系统的开放。
从2025年,编程智能体能力快速跃升;此后,智能体的应用从写代码延伸到办公任务,逐渐进入业务和中后台岗位。员工开始用自然语言下发任务,让通用智能体操作文件、完成工作,业务人员也尝试自己搭建应用、验证想法。
在阿里云,业务方开始自己做live demo后,下一道门槛很快暴露:智能体必须进入真实系统、调用真实数据,才能从展示走向执行。
过去,员工主要通过GUI操作业务系统。现在,要开始把GUI背后的API转换为MCP,让员工手中的通用智能体能够调用系统。在蒋林泉看来,系统能力既要开放,也要可控制、可审计。
当系统能力向智能体开放,原本集中在CIO线的部分开发权,也随之走向业务一线。蒋林泉把系统需求分层:“各个BU自研自闭环的简单、垂域需求,业务可以自己去做;那些困难、复杂、跨域的‘硬骨头’,留给CIO团队继续深入。”
开发权下放后,业务员工由需求提出者走向开发者;CIO则多了一个新角色:既要运营业务系统开放平台,也要做“开发者运营”。这里的“开发者运营”不止于把开发权放出去——CIO团队还要逐部门陪跑、培训,在“左侧”帮助业务团队解决问题。
接口改造本身很快——API封装成MCP没花太多时间,CIO团队四五个月的工夫,都花在另外两件事上。
第一件是权限管控。
人在GUI里逐项操作,速度有限;Agent获得过大的权限后,可以自动化地批量读取、改写,风险随之放大。“它能快速把所有系统数据全拖走;人在GUI上搞破坏效率有限,但Agent的破坏力增加十倍。”
所以,他的原则是:智能体能看到的数据、能调用的系统和能改写的流程,都不能超过使用者原有的权限。GUI中的系统权限和数据权限要迁移到MCP层,控制强度还要再加一层;数据集按行、列做细粒度控制,再配合控权和审计,让每一次操作都可追溯。
权限边界之外,数据开放还要靠持续运营。团队先分析各业务方日常的用数行为,把最高频的模式做成视图,再按照二八原则,用20%的投入优先覆盖80分位的高频需求。这一步,团队花了三个月。低频但重要的跨域需求,用“重点专项”单独承接。高频需求自然浮现,关键需求有人保障,开放范围也随真实使用调整。
权限解决Agent“能做什么”,还要解决Agent“怎样做对”。
第二件是引导性信息的迁移。
人在GUI里操作时,字段含义、可选范围、图片和悬停提示都在隐性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办。系统对Agent开放后,这些隐性的业务语义,需要被重新组织成AI能够理解的字段、范围、约束和异常处理方式。蒋林泉把写进每个读写操作输入输出结构里的这套信息,称为“围栏”。
“如果没有引导,AI会帮你乱选,选完之后你都不知道错在哪。”围栏也为不确定性留出了人工介入的位置:AI无法判断时,能够清楚地把选项交还给人。
在蒋林泉看来,业界所谓“把GUI变成command line就能实现Headless化”,离真正的系统开放还有很大距离。权限边界、批量操作风险和AI幻觉,都要求CIO把技术接口变成持续运营的业务机制。
系统开放得越彻底,一种行业焦虑就越近:当业务方拿起通用智能体写Skill、写软件,CIO所管理的业务系统会不会退化成给智能体取数的数据库、替它干活的“手脚”,最终只剩下提供被编排的API?
蒋林泉不认同这种判断。从他推动的系统变革观察,CIO的工作并没有被压缩成“接口供给”。API和MCP只是显性的改造,背后还有权限、数据、业务语义与跨域流程的持续治理。系统开放得越深,平台和“开发者运营”的分量也越重。
当系统大门打开,智能体进入业务,能否真正成为生产力,还取决于企业能不能把业务中的know-how沉淀进去。
处处皆数字员工,它到底是什么
全行业都在谈Agent数量,蒋林泉不做统计。
他反问:“Agent如果没有E2E交付结果,数量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没必要统计没有业务结果的数字员工。
数量之外,需要关注的是一个更深的课题:随着AI进入真实业务,怎样把人的经验、判断和协作留在组织中,转化成可以持续使用的能力。“数字员工”由此才有更具体的意义。
他把关键落在“沉淀”:“数字员工的实质,是把知识工作的know-how挖出来,沉淀到AI里。”
企业擅长沉淀流程、数据和代码,最难留下的是人在工作中形成的判断。客户一句含糊的表达该怎么理解,异常出现时先检查哪里,风险临界点如何拿捏,这些经验过去依附于个人,也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失。
大模型降低了隐性经验被整理、表达、调用的门槛。数字员工不只承担工作,也把个人know-how沉淀为组织能力。但它能否真正落地并持续成长,取决于具体业务中的知识、规则和运营反馈。
这个问题,过去一年也被反复带到蒋林泉的会客桌前。来自十大行业、近100家头部企业的CXO,从AI场景选择、知识工程、Agent落地,到组织权责与研发效率,问题一路从技术延伸到经营:AI进入企业之后,究竟改变了什么,又要求企业改变什么?
这些真实问题,汇入一部纪实报告《企业智变下的CIO集体之问》。报告以十个相互牵连的AI问题,记录企业从技术兴奋走向经营现实的过程。
这份企业AI转型的纪实报告中,数字员工是个重要入口。因为它把模型、知识、流程、组织与责任同时拉进同一个问题:企业究竟准备把什么能力交给AI,又准备如何拥有和经营这份能力。
AI真正进入企业,也意味着企业开始用新的方式保存、复制和经营工作能力。数字员工也随之成为需要长期训练、反馈和校准的组织成员,无法靠一次性交付完成。
蒋林泉把这个过程类比为培养新人:“招聘了一个应届生,他只是上过大学,没工作过,你要培养、管理、训练,他才会干活并产生价值。数字员工本质是一样的。”这套类比,把AI从一次性项目拉进了长期管理:知识会过时,规则会变化,组织必须不断更新它。
这也解释了数字员工为何能够成为“从内部走向外部”的产品起点——只在特定组织中有效的经验,是内部能力;经过真实业务反复打磨、能够跨场景迁移,并持续运营的know-how,才可能被封装为产品。
那么,阿里云内部跑通的能力中,哪些可以被更多企业直接使用,又能以确定的结果来交付?
沉淀:一套交付结果的完整答案
答案汇聚成了「睿系列」。
原因是,“这些经验能力在业界是领先的,也很珍贵,不转化成产品甚至是损失”,蒋林泉说得很坦诚。
但产品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经验是在内部克服困难、解决跨团队问题过程中逼出来的,是在一次次内部交付中慢慢形成。也正是他自己完整承受过全部痛苦,才能设身处地理解所有人的思考。
睿系列产品矩阵,就这样从内部真实痛点里长出来。
睿呼宝,是智能外呼领域的“金牌员工”。
其经验能力来自阿里云电销坐席的真实战场:数百个智能外呼机器人进入岗位,与人类员工使用同一套标准考核(如客户满意度与转化率);AI外呼持续的真实通话,可以把金牌销售的判断、话术和SOP沉淀下来。产品的实际验证中,睿呼宝在续费提醒、试用转付费、线索清洗场景中均追平甚至超过人工。部署上,从零训练只需20分钟,月费用约为人工坐席的1/5。“只要真正按结果,付费其实挺简单——本质是成本重置。”蒋林泉说。
睿译宝,擅长同声传译、文档翻译、视频翻译。
其AI翻译沉淀来自阿里云全球化的现实压力:面对十几万级技术文档和大量GTM内容,睿译宝在大规模、高复杂度的内部任务中持续迭代了两年,最终在网站翻译、GTM文档和同声传译三个场景做到SOTA:网站发布从T+18天缩短到秒级,GTM内容从按周交付压缩到10分钟,同传准确率提升至95%;企业TCO仅为人工的1/10到1/5。
最终,不同场景,付费跟着结果走。
蒋林泉把付费模式定为RaaS——Result as a Service。“这个系列的东西,都是冲着结果去的。”无论内部还是外部,他最看重的就是“结果交付”。
睿呼宝和睿译宝,只是睿系列从内向外的开始。后续,还有面向文档管理的知识库2.0产品“睿知宝”、面向服务场景的AI客服2.0产品“睿服宝”——AI原生的睿系列家族,会逐一透出。
不过,蒋林泉没打算把28类数字员工全部搬向外部——他挑场景的标准是:绕开阿里云独特的一面,选跨行业通用的岗位,把使用门槛做到最低、交付效果做到最好,才会进入睿系列。
他也不把「睿系列」说成企业AI困境的万能答案。因为所有AI最终都要懂业务,最难的部分发生在具体场景里:识别用户意图,组织垂直知识,把结果打磨到足够确定。随着这些能力在业务中被反复验证,成功的Agent开始规模化使用,然后,稳定运行和高效迭代的平台,才能长出来。
回看这条从内部走向外部的路径:数字员工验证业务价值,产研变革提升交付效能,开放平台让智能体进入业务通道;「睿系列」再把这些经验做成跨企业可复用、按结果交付的AI产品。
尾声:没有Silver Bullet
对话最后,走到一个稍远的话题:中国企业AI的下一步,最关键的撬动点是什么?
“我对撬动点这个词是比较无感的——可能没有silver bullet。”蒋林泉的回答“不那么sexy”。“大家还是要回到认知里来。有些困难的东西,不是AI这个魔法能改变的——信息化、在线化、数据化的治理,以及组织的变革。如果不能及时认知到这一点,纯粹在AI工具上折腾,很难E2E拿到结果。”
他把问题进一步收窄到“瓶颈”:“首先要觉醒,认知到瓶颈在哪里。如果在一个不是瓶颈的地方加100倍努力,也解决不了瓶颈的缺失。”
最近有企业管理者问过他:AI自己,能不能创造出尚未被看见的新需求,替企业开辟新的战场?
蒋林泉给了一个边界明确的回答:“大语言模型本身不进行主动思考,它根据输入的知识来输出结果。所以,创造新东西,不是AI的活儿。创造需要新的Attention、新的品味。”
这也把人的位置照得更清楚。“AI也是外包,本质是硅基外包。”人既要能评价它的产出,更要为无法即时验证的战略方向负责——这里,人的品味、判断、选择力,是AI解决不了的稀缺。
绕了一圈,也许会发现:模型和工具的迭代变量企业难以控制,真正握得住的是自己的组织效率。"这一轮AI能力每个月都不一样,投入越深,越清楚底下的东西随时在变。但有一条是终极的:组织效率。和别人比,我的迭代速度可以永远快,单位成本低,新技术采用效率至少提前三个月。"
他这句话,像说给在场观望的企业,也像说给几年前刚接手CIO的自己。
对话结束前,蒋林泉把一句话留给有相似困惑的企业:“一路过来,我们踩过的坑,大部分都是些脏活累活。所以,如果已经有踩过来的成熟产品、能够直接验证交付结果,企业大可试一试——如果可以,那是个捷径。”当然,睿系列,也是捷径之一。
这位先革了自己命的CIO,递过来一个支点——是经验,也是产品。
支点他给得起,撬动,靠企业自己。
本文摘自《云栖战略参考》总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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