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泓
2026年9月14日，国新办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了一句引起不小关注的话：部分大型企业在对同行“卷价格”的同时，对中小企业“卷账期”，利用市场竞争的优势地位，“搞猫腻、玩花样”，拉长中小企业的账期。话音刚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治理举措。
在笔者看来，账款拖欠绝非简单的“付款时间延后”，而是直接关乎中小企业生存的营商环境问题。相比于看得见的价格厮杀，更隐蔽、更致命的“卷账期”正悄无声息地抽干中小企业的血。
长久以来，中小企业承担着中国经济的两个底座功能：创新和就业。它们是国家最有活力、同时也是最脆弱的一部分。这些年，笔者在珠三角调研，接触了很多中小企业，清楚当前它们正处在艰难的十字路口。
在订单方面，国际贸易起伏不定，关税和地缘政治的波动随时可能抽走一条生产线；在成本方面，税收和社保的规范化逐步推进，合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在市场方面，企业的利润被“价格战”压得越来越薄；加上名目繁多的检查罚款、逐步退坡的政府补贴，中小企业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在所有压力中，应收账款是最致命的一个：订单可以慢慢等，利润可以慢慢做，而现金流一旦断裂，企业说没就没了，应收账款是卡住企业现金流最直接的那只手。
更麻烦的是，“价格战”与长账期往往同时发生：企业利润被压到几乎没有，回款又遥遥无期。企业不是在经营，而是在消耗现金。
拖不起的中小企业
早在2021年底开始，笔者所在的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下称“促进会”）就与《经济观察报》合作开展了为期一年针对中小企业应收账款情况的调研。我们走访了几百家中小企业，把应收账款问题放在阳光下，也向有关方面提交了调研报告。此后，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部署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整治回款难。
但4年多过去了，账款拖欠问题非但没有好转，还被“玩”出了各种新花样：签合同说好一个月、两个月，实际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结算时用商票、用承兑汇票替代现金，把支付压力一层层往下转嫁；有的账期结清时间到了，拖欠方也不说不给，就是拖着，拖到小企业自己熬不住。
不少促进会的会员企业反映，部分建设类央企的订单已经让很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一方面，订单价格被压得很低，算下来连成本都保不住；另一方面，账期遥遥无期，合同上写60天，实际拖到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企业一旦扛不住压力、走了诉讼流程，就会马上被列入供应商黑名单，从此再不能做这家央企的生意。企业即便胜诉，判决也常常难以执行，最终的结果还是钱拿不回来。
用企业家的话讲：“大企业拖得起，小企业拖不起”。这是笔者近些年听到关于中国营商环境最沉重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背后藏着一个残酷的不对等：大企业手握订单和现金流，拖一拖无伤大雅，甚至拖出来的账期就是企业的无息融资；期盼回款的小企业却一直在等米下锅，多拖一天，可能就离倒闭更进一步。这其中颇为讽刺的一点是，中国股市对于大企业应付账款的评价，居然是企业行业竞争力强、财务能力好的正面评价。
我们在调研中还观察到了一种值得反思的现象：部分大型企业在海外成熟市场能够恪守契约、执行规范账期，但在国内合作中却出现延期付款的情况；国内供应链企业也有在国内频繁遭遇拖欠，出海至部分东南亚国家开展业务，反而获得按时结算的情况。这反映出企业主体本身并不存在道德层面的固有差异，更多是不同市场环境下，契约履行约束力度上的差别。
有人或许会很疑惑：国家层面已经出台多份政策文件，账款拖欠现象为何依旧突出？
笔者的观察是：账期背后从来不只是“付不付钱”的问题，还包括“谁说了算”的权力问题。文件管得住明面上的拖欠，却管不住暗处的花样。大企业可以有一百种方法，把“拖欠”包装成“正常结算”。文件再多，落不到执行上，就管不住一个“拖”字。
对待供应链的另一种逻辑
当然，并非所有大企业都在“卷账期”。对待供应链，大企业也有自己另外的考量：养。
上海有一家上市公司叫新通联（603022.SH），做的是托板生产，是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供应商。董事长曹文洁讲过一段往事：一开始，他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是被来自美国的一家跨国企业从供应链采购、内部管理到人才培育，“一手一脚”带大的。采购商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清楚：不能让新通联成为自己供应链上的短板。
这段往事道出了成熟企业的供应链逻辑：供应链上的伙伴强，自己才强，应该把供应链伙伴当成自己的能力去“养”，而非当作成本去压。
不少出海的跨国企业都会带动配套供应链就近布局。日系车企落地海外，会引导配套供应商就近建厂。苹果在河南、印度布局产能，也会带动一批国内果链企业同步跟进。龙头企业具备较强的对外谈判能力，能够为跟随出海的配套企业争取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
反观国内，部分新能源产业链配套企业反映，跟随本土龙头出海之后，产能完成建设，订单保障却未能同步落地。本土龙头企业和配套供应商之间的绑定深度，和欧美日跨国企业相比仍存在差距。
东莞一家重型包装细分龙头企业的成长经历同样具备参考意义。企业创始人16岁进入港资企业，后又进入美资企业，一路学管理、学技术、学营销。后来，夫妻二人创业，从普通纸箱硬切出重型包装这条赛道。企业核心客户包括华为、大疆、迈瑞、宁德时代等国内头部企业。企业创始人的直观感受是：优秀的大企业像一所好的大学，能学到不逊于真正大学能学到的能力。
企业创始人还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我做十个亿，赚的可能比别人一百个亿还多。”原因就在于，企业已经不再单纯售卖硬件产品，而是输出整套行业解决方案，这类能力的成长也离不开链主企业的带动。
笔者还认识珠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培训总监。他告诉笔者，这家企业一年要花上亿元培训员工，构建起一套覆盖员工成长方方面面的体系。面对“员工受训之后流失怎么办”的疑问，他表示，经过这套体系打磨出来的员工，流失率控制在15%以下，而培训的投入早就通过员工效率的提升成倍地收了回来。对待供应链，他们同样舍得“养”。
把供应链当伙伴、当能力来养，这在成熟工业国家是普遍逻辑。
德国在战后实现经济崛起，汽车工业就是它的“发动机”：汽车工业的发展，滋养了从机床、化工到精密制造的各行各业。
日本同样如此。丰田、本田们不仅自己强大，还把精益生产这套体系输出到整个日本制造业，甚至是全球。日本企业出海时，往往带着自己的供应链一起走，一并提供技术、管理、商务和金融服务。在它们的认知中，供应链安全是企业质量和安全的重要一环。
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企业。华为开生态大会，开放市场、技术平台和研究平台，把供应链企业对接进自己的生产体系，帮助它们建立自己的服务系统。在将供应链伙伴当能力来养方面，华为是中国企业的标杆。
商业世界并存两套逻辑：一套是“压”，依靠市场优势挤压账期、压缩合作方利润；一套是“养”，投入资源共同提升供应链整体能力。就国内当下的商业生态来看，“压”的合作模式更为普遍，带来的风险也更值得警惕。
当账期变成“无息融资”
如果说传统制造大企业的问题是“账期太长”，那么平台型企业则把这个逻辑推到了新的极致：账期成了平台的无息融资。
早期，某平台型制造企业对服装供应链开展数字化改造，给大量中小服装工厂带来订单，一度被视作国内链主赋能供应链的典型样本。近期不少供应商却反馈，它也出现应收账款拖欠问题。这让人格外警惕：当一家以数字化赋能著称的新平台企业，也开始拖欠账期，说明拖欠这件事已经超越了某家企业的道德，成为一种会传染的商业生态病。
平台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在生活服务类平台中，餐饮商家承受平台抽成、流量竞价、配送成本的多重压力，被压得喘不过气；网约车平台的规则与抽成机制，让无数个体劳动者在高强度劳动下，收入却越来越薄；直播电商，流量要收费，网红带货的流量费用比传统线下还高。“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如今成了一句讽刺：恰恰是电商的存在，让生意越来越难做。
面对平台，商家和个体劳动者几乎没有议价权：不入驻，没有客源；不接单，就没有收入。规则、抽成、账期，全由平台单方面说了算。这已经不是市场竞争，而是市场权力的不对等。
上述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恒大的教训。
恒大曾经是“规模为王”的代表，也是将供应链金融发挥到极致的典型：占用供应商大量资金，去做大自己的规模。供应商的工程款、材料款，被恒大用一张张商票拖着，成了它扩张的“燃料”。当经营出现危机，恒大负债欠下的2万亿元，多数是供应商们被拖欠的货款。广东佛山深耕泛家居产业多年，恒大、碧桂园等地产企业接连暴雷，让无数依附于它们的中小企业元气大伤。
恒大是个案，但它背后的问题在中国大企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营收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的是应付账款的同步走高。这种扩张模式隐藏两个隐患：一是企业利润不足，二是扩张太快，企业管理不一定跟得上，扩张本身就是在积累风险。
我们需要在这里进行风险预判：如果平台型企业无节制占用商家、劳动者资金充当无息扩张资本，一旦自身经营出现重大危机，有可能产生类似恒大式的连锁传导。崩塌的将不止平台本身，依附平台生存的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无数普通从业者家庭生计都会被波及。当然这只是风险推演，并不代表当前相关企业已经发生同类危机。
因此，笔者认为，今天管理好中国大企业的供应链应收账款，就是在管理中国大企业未来的经营问题，也是在给社会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前排雷。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本就是命运共同体。
善待中小企业，建立刚性机制
20年前，笔者访问日本时，一位日本官员曾提及：日本在1963年就颁布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国直到2002年才颁布《中小企业促进法》，中日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至少有20年。
当时，笔者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今天回头再看，从商业环境、商业观念到商业文化，中国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明其实仍然落后——当年那句话，或许并没有说错。以大欺小就不是文明，文明能够在法律上保护弱者，文明是根深蒂固、发自内心地承担社会责任与维护社会公平。发展规模与速度，都不能代表文明。
反思商业文明，笔者认为应从机制开始。部分企业在不同市场呈现出履约行为上的差异，根源就在于国内缺少很多硬约束：法治的约束、信用的约束、执行的约束。当账期可以无限拖延，诉讼后企业会进黑名单，胜诉也执行难的时候，单纯的道德呼吁已经很难扭转“大企业耗得起，小企业耗不起”的现实困境。
所以，大企业的行为约束，不能只靠良心，还要靠机制；要从道德自觉，走向法治他律。这恰恰是现在国家正在做的事：国务院发文整治回款难，制定统一大市场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机制说到底就是三件事：账期要有法可依，拖欠要有成本，判决要能落地。有法可依，大企业不能把“拖欠”包装成“正常结算”；有成本，大企业拖欠成了赔本买卖，“拖得起”也就不再划算；能落地，胜诉才不至于变成一张空头支票。这三件事做不到，我们再多的道德呼吁也无济于事。
机制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时代命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也是最大的贸易国。但一个经济体，如果本土市场不健康——本土企业“内卷”到没利润、账期拖到没现金流、只能靠国际市场的利润来反哺国内产业——这个经济体再大，也只是体量，不是国力。
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明成熟度，与世界先进的经济体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段距离恰恰要从大企业善待中小企业开始做起：善待中小企业既是大企业应当恪守的商业良知，也是国家营商治理应当追求的目标。
善待中小企业就是善待那些经营中的各种个体：市场里的个体户、给平台打工的外卖骑手、街角的小店。他们没有企业的名头，但这却关乎就业，关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生计。他们和大企业之间的每一次如期结算，都是检验社会信任与公平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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