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评论 x 黄平
vol. 31 no.31
「平」论
2026/10/21
October
真正危险的，是两边都装作不需要对方。
第31期
总第31期
10月15日，得克萨斯州麦格雷戈，SpaceX测试基地。特斯拉展示了重新设计的第二代Roadster：样车用风扇吸附系统驶上倒置坡道，冷气推进器点火，离地、翻转、落地，随后又跃过了一排特斯拉车辆。
汽车真的离开地面了。发布会上说，飞行版配备10个冷气推进器、储存约600升压缩气体，0至60英里/小时加速约0.81秒，计划2028年投产。
但围绕这件事，中国的舆论场上出现了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仰望：认为这是划时代的技术，开辟了新赛道，将彻底改变汽车的形态和未来的交通方式；特斯拉再次证明，美国在颠覆性创新上依然遥遥领先。
另一种声音是俯视：冷气推进不是新原理，短暂腾空不等于持续飞行，飞行时长、补气效率、道路合规、故障处置全是问题；所谓“飞行汽车”，不过是把早已存在的技术搬到车上，距离实用还差得很远。晨星的分析师更直接，把Roadster定位为展示工程能力的“光环车型”，而非承担销量的产品。
这两种声音，其实都不是在讨论技术本身，而是在用技术给“中美谁赢了”下结论。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否定美国的创新，还是否定中国的制造，都出自同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这种思维在美国同样盛行——马斯克的演示刚结束，就已经有人开始计算中国被甩开了多少年。
这种相互的零和认知，是非常危险的。它掩盖了三个真正值得回答的问题：
第一，美国科技巨头靠技术领先，就能一骑绝尘统治世界吗？美国的前沿技术，离得开中国吗？
第二，中国真的在任何领域都只有跟跑、没有领跑的机会吗？
第三，中美科技竞争是否只能是零和博弈？全球尺度上，有没有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可能？
笔者的答案是：马斯克确是当代爱迪生，但离了中国，他也只是爱迪生；中美谁也离不开谁；而打破这种危险认知的，恰恰可能是产业界里最懂中国的两个人。
SpaceX和马斯克的发展目标不仅限于火箭，也涵盖人工智能、计算技术和未来火星任务（图源：BBC）
01
马斯克确是当代爱迪生，
但没有中国，
他也只是爱迪生
不一样的怪才：
从特斯拉到SpaceX的“从0到1”
先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马斯克就是不一样的。
10月8日，特朗普向马斯克颁授国家科学奖章，颁奖词里称他为“当代托马斯·爱迪生”。这是政治性的荣誉，但“爱迪生”这个类比，并非全无道理。
看马斯克做过的事：特斯拉把电动车从“低速玩具”变成了全球汽车产业绕不开的方向；SpaceX把火箭重复使用从科幻变成了日常，成为第一家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私营公司；Starlink把卫星互联网铺上了天，在灾害中真正提供了通信保障。
这些事，每一件都曾是“不可能”，每一件都被他用工程手段变成了现实。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承认这一点，是讨论后续一切问题的前提。
马斯克的贡献不仅是技术，更是观念：他让“可以做成”这件事本身，变得可信了。
好产品不等于大市场
但历史上从来不缺好产品，缺的是活下来的产品。
最典型的例子是协和式客机，它实现了超音速商业飞行，是工程学奇迹，却因成本、噪音和安全问题，始终没能成为民航主流。
技术上的领先，从来不能自动转化为市场。中间隔着的，是成本、规模、可靠性和供应链。这道鸿沟，特斯拉自己就曾经差点掉进去。
2019年，特斯拉全年亏损8.62亿美元，Model 3的产能地狱、交付地狱几乎把它逼到墙角。就在这一年，上海超级工厂从拿地到投产，只用了约10个月，其中工厂220千伏电力配套项目从正式申请到完成送电仅用168个工作日。
上海工厂投产后发生了什么？2020年，特斯拉全球产量从2019年的约36.5万辆跃升到约50.9万辆，全球交付量达到49.96万辆，首次实现全年盈利，净利润7.21亿美元。
没有上海工厂，特斯拉会怎样？历史不能假设，但一个合理的判断是：在最需要放量、最需要降本、最需要现金流的2019到2020年，是中国的制造体系给了特斯拉关键的转圜空间。没有中国工厂，特斯拉未必会死，但它极大概率成不了今天这个规模的全球巨头。
这正是马斯克与中国的真实关系：他的创造力定义了产品，中国的产能决定了这个产品能走多远。
在上海拍摄的装有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首批商用储能电池的集装箱（图源：新华社）
“从0到1”靠天才，
“从1到100”靠产能
马斯克做的是“从0到1”，中国补的是“从1到100”。
爱迪生当年也是这样。灯泡只是起点，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围绕灯泡搭建起来的整套电力系统——发电机、输电线、开关、保险、计量，以及背后成体系的制造能力。
“从0到1”，靠的是天才的执念，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勇气。但真正改变现实世界的，从来不是最惊艳的产品，而是最适合的产品——性能、成本、可靠性、可制造性之间的最佳平衡。而最适合的产品，只能在“从1到100”的不断迭代中打磨出来。
这种迭代，需要的是强大的产能体系、完整的供应链、密集的工程师队伍，以及快速试错、快速修正的能力。这套能力，恰恰是过去四十年中国建立起来的最硬的家底。
所以，没有中国，马斯克依然是那个天才爱迪生；但有了中国，他才是那个能改变世界的马斯克。
02
美国需要中国，
中国同样需要美国
中美合作的账，从来不需要谁来启蒙产业界。过去二十多年，美国负责前端创新和产品定义，中国负责后端工程与制造，苹果、特斯拉、英伟达、高通，无不是这套模式的最大受益者。没有人比它们更清楚，中美合作意味着什么。
但过去几年，这套合作体系的确遇到了两个不可逆的变化：一是中国科技实力提升，开始进入原本由美国垄断的高价值环节；二是美国国内贫富分化加剧，民粹政治崛起，全球化收益的分配问题被政治化。这两件事，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然而，合作潜力大于竞争，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政治对抗而改变。真正让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不是算账算不明白，而是认知出了问题——是政界、知识界和大众，把两个本可以互补的经济体，塑造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
所以，中美如何合作，本质上不是一个算账的问题，而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要把账重新摆清楚，只需看两点：美国没那么牛，中国也没那么牛。
美国没那么牛：
制造、人才、认知的三重金融化
先看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地方。这不是主观情绪，而是结构性的。
产业金融化。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制造经济体，但长期的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让它丢掉了大量产业门类里密集、完整、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这不是一座工厂、一笔补贴能补回来的——它缺的是供应商、模具、熟练工人、物流协同这套看不见的网络。
人才金融化。美国最好的大学，培养出的最聪明的学生，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进入芯片厂、实验室或制造车间，而是涌向了华尔街。可以说，美国精英教育体系最精华的产出，长期被金融业以最高的薪酬和最快的财富积累通道优先收割。这股虹吸甚至深入到了最纯粹的基础科学领域。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们，把华尔街的量化基金当成比高校和实验室更有吸引力的出路——“quant”（量化研究员）几乎成了理论物理博士的标准转型方向之一。
精英认知金融化。特朗普在演讲里大谈制造业复兴，但他的核心共和党团队和民主党精英一样，本质上是金融化的产物，也都是金融化的受益者。他们可以在政治上说要“再工业化”，但骨子里对轻资产、快回报、资本效率的偏好没有变，也不会轻易变。库克2017年就点破过这个现实：苹果选择中国，从来不只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中国的工程人才深度——美国的模具工程师可能坐不满一个房间，中国可以坐满几个足球场。
这就是美国的软肋：它仍然擅长定义问题、设计产品、组织资本，但它越来越不擅长把想法变成规模化的现实。而这件事，恰好是中国最擅长的。
马斯克近日表示，特斯拉和SpaceX已成立委员会讨论潜在合并事宜（图源：华尔街日报）
中国也没那么牛：
文明的世俗性与一元性
反过来，中国离不开美国的地方同样深刻。
这主要体现在原创性技术上，尤其是“从0到1”的突破。为什么中国工程能力、应用能力这么强，却迟迟难以在基础研究和颠覆性创新上成为引领者？笔者想从文明的底层逻辑谈两点。
第一，中华文明的世俗性。中华文明本质上是高度世俗的文明，它关心的是现世秩序、人伦日用、天下太平。这与西方文明深厚的宗教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对超越性的“真理”有一种近乎信仰的执念，愿意为纯粹的好奇心和“认识上帝的作品”投入毕生，而不问现实回报。
李约瑟之问之所以问了几十年没有答案，根源就在这里：一个太实用的文明，天然很难产生“为科学而科学”的冲动。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技术传统，却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有聪明的能工巧匠，却少有为了一个纯粹问题皓首穷经的人。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得很清楚，中国哲学的特点是追求“既入世而又出世”的统一，它追求的是现世的安顿，而不是彼岸的真理。
这种世俗性，让中国在“把已知的事情做得更好”上无往不利，却在“追问未知”上动力不足。
第二，中华文明的一元性。中华文明以儒家为底色，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认知框架和行为规范。它当然有其内部流派，但总体上是一元的、整合的。西方文明则不同，它本质上是希腊理性、罗马法权、犹太-基督教信仰、阿拉伯科学等多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真正的突破性创新，往往诞生于不同认知体系的化学反应——不同的世界观相遇，才会产生“原来还可以这样想”的瞬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无不是这种多元碰撞的产物。而一元文明内部高度同质，缺少这种“认知上的异乡人”，化学反应自然难以发生。
中国缺的，不是聪明人，不是勤奋，而是一个允许“无用”探索长期发生的生态。
所以，中国也没那么牛。中国强大的是制造、工程、应用、迭代——是“从1到100”的能力；而美国强大的是“从0到1”的突破能力。这两者，恰恰互补。
承认这一点不是自我贬低，而是看清分工的真相：谁也替代不了谁。
03
马斯克和黄仁勋，
将是中美之间重要的桥梁
既然中美谁都离不开谁，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这种相互需要，重新变成共识？
这就回到了认知问题。要扭转认知，总得有人来做桥梁。在美国，哪一群人最有可能承担这个角色？
政界成不了抓手：
民粹之下，承认中国是政治自杀
美国的政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可能成为这个抓手。
原因很简单：美国政治最大的约束是选举。当一个社会陷入不可逆的分裂和民粹化，只有极端的政治叙事才能脱颖而出。无论是右翼的“美国优先”，还是左翼的“民主对抗专制”，都不允许一个政治人物公开承认：中国崛起有其合理性，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
这不是某个政客的个人问题，而是制度的产物。选票逻辑决定了，对华强硬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政治姿态，而务实合作是需要付出解释成本的。任何一个想在选举中存活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逆着民粹风向走。
所以，指望政界去扭转中美认知，本身就是缘木求鱼。
2026年10月，五角大楼宣布，初步安全审计完成，美大学终止80多个与中国实体的合作项目（图源：美国之音）
学界智库也难：
费正清之后，懂中国的越来越少
那么学界和智库呢？同样靠不住。
美国曾经拥有费正清、傅高义这样的中国问题大家，他们真正在中国生活过、研究过、理解过，也曾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过美国的对华认知。
但过去这些年，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对华敌意上升，美国的中国研究资助越来越难获得，纯学术的中国研究逐渐被国家安全和政策竞争框架取代。真正愿意沉下心来、到中国产业一线去理解中国的研究者，越来越少；留下的，更多是从报告、文件和安全叙事里“研究中国”的人。
其结果就是，学界和智库对中国的偏见，往往比政界还深——因为他们带着知识分子的自信，却缺少产业的现实感。指望他们来做桥梁，同样不现实。
产业界是最后的桥梁：
马斯克与黄仁勋的三个特质
剩下唯一可能成为桥梁的，是产业界。
因为产业界是美国现在仅存的一群真正了解中国能力的人。无论哪个行业，只要还在全球做生意，就绕不开中国的制造体系、中国的人才、中国的市场，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最清楚中国的科技产业和治理能力到了什么程度，也最清楚脱钩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产业界里，最典型，也最能担当此任的，是两个人：马斯克和黄仁勋。
他们具备三个关键特质。
第一，他们在美国科技界、产业界和政界同时拥有巨大影响力。马斯克能直接进白宫，黄仁勋能影响整个AI产业链的走向。他们说的话，市场会听，华盛顿也得掂量。
第二，他们在中国都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利益。对马斯克，上海工厂和中国供应链是特斯拉全球版图的基石；对黄仁勋，中国AI企业、开发者和市场，是英伟达算力帝国不可或缺的一环。10月14日晚，黄仁勋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得明白：英伟达“绝对必须”与中国AI企业合作监测风险。
第三，他们都有超越国别的全球格局。他们的核心利益在美国，这是事实；但他们不只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更承载着对未来的某种信仰——马斯克相信人类应当迈向多行星文明，黄仁勋相信AI应当赋能每个行业。而他们都很清楚，这些信仰的实现，离不开中国。
所以，中美关系最有可能的破局点，不在华盛顿的谈判桌上，而在硅谷和深圳的产业链接点上。马斯克和黄仁勋，就是这两个节点上最有分量的人。
04
结语
特斯拉飞起来了。
但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这辆车离地那几秒，而是它落地之后将要面对的一切：成本、规模、供应链、工程师、审批、迭代。这些才是决定一项技术能否改变世界的部分。
美国擅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中国擅长把“可能”变成“现实”。特斯拉的故事，让这两件事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绑定在一起。
所以，这不是一场谁赢谁输的比赛。它更像一条完整的链条，任何一端断了，链条就散了。马斯克离得开中国的产能吗？离不开。中国离得开美国的原创吗？短期内，也离不开。
承认这一点，不丢人。真正危险的，是两边都装作不需要对方。
而中美之间现在最缺的，不是道理，不是利益，是愿意把这道选择题摊开来讲清楚的人。政界不敢讲，学界讲不了，只有产业界还在用订单、产线和市场，一遍遍地替两国把账算明白。马斯克和黄仁勋，就是这些人里最有分量的两个。
特斯拉飞起来了，但这远不足以改变世界。少了中美任何一环，技术改变世界的叙事都难以落地。两国真正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郑永年教授近来反复强调的那个“事实上的G2”现实——谁也绕不开谁。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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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钟 天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李 征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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