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不仅仅是做一家公司，也是一种精神和文化。”
文｜《中国企业家》见习记者 施思羽
编辑｜马吉英
头图来源｜受访者
从北京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出来，步行到创业大街，海龙大厦、四通大厦等楼宇依旧，入驻企业和技术浪潮却已几经更替。
互联网、“双创”和AI，在这里留下了不同阶段的创业图景。
63岁的徐井宏熟悉这里的变化。17岁时，他从黑龙江的一座县城考入清华大学，此后他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38年，2018年参与创建了中关村龙门投资。
在清华科技园任职时期，他和团队曾赴硅谷、北卡罗来纳州三角园（美国最早建立的最大科技园）和剑桥学习，尝试将政府、高校、科研机构、资本和专业服务等资源引入园区，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
2012年，徐井宏出任清华控股董事长。此后六年，公司销售收入从270亿到1300亿元。任内，他推动成员企业授权、审计监督和增量考核等机制调整，集成电路成为这一阶段清华产业的重要布局。
目前，徐井宏的身份是中关村龙门投资董事长、昆仑学堂合伙人。
从互联网兴起、“双创”热潮到AI发展，他接触过不同阶段的创业者，也见证了创业热度、资本环境和创新生态的变化。他曾说，“风口上的猪会飞起来，但风停了就会摔死。希望创业者，能从需求出发，真正长出翅膀来”，也曾劝退一些尚未想清楚方向就要创业的人。
对于年轻一代，他关注他们更开阔的视野和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对于创业，他始终强调创造价值，以及创业者自身认知和能力的成长。如今，他仍通过青创会（Young TEEC）等组织与年轻创业者进行链接。
青创会由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于2016年设立，通过青创营、私董会和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交流与资源对接平台，并以双选方式为学员配备资深校友。学员通常两年结业，符合条件者可转为TEEC正式会员。徐井宏将带过的学员组成“一起成长小分队”，目前队员有24人，大家交流创业中的问题，也彼此提供支持。
摄影：施思羽
创业之外，他将生命价值概括为探索未知、创造价值、拥抱情感和享受美好——工作只是其中一部分。他认可道家的“不争”和“无为而无不为”，看重做事的过程而非单一结果。面对年轻人，他更强调理解和尊重个体选择，而不是要求他们复制自己的经验。
徐井宏多次参加青创会的开营仪式，并做开学第一讲。他告诉年轻创业者：“幸福不是创业的对立面，而是创业的最高奖赏。”
近日，徐井宏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专访。对话从青创会谈起，回顾清华科技园和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变化，也讨论了他对创业、投资与人才培养的判断，以及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
以下为对话整理（有删减）：
做创业者的朋友
《中国企业家》：听说青创会每年开营的时候，你都会做一个分享？今年讲的是什么？
徐井宏：我没有讲商业，主要是从如何成长的角度，讲怎样过好自己的一生。每年的主题基本都是怎样更靠谱、更智慧、更幸福。
来源：受访者
过去30年，我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件事：帮助创业者成长。
《中国企业家》：你所说的“帮助”，具体如何理解？
徐井宏：其实就是为创业者提供成长发展所需要的要素。
清华科技园是建立一个生态，提供空间和各种服务；在清华控股，是通过孵化的方式，在这个体系中接入各种各样的创业企业；自己做基金、投入资金，也是一种帮助；现在我和孙陶然一起做昆仑学堂，为创业者成长提供培训，同样是一种帮助。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是能帮助创业者的事情，都是我非常热爱的事业。
《中国企业家》：这30多年来，你有过很多身份。你最希望大家用哪一个身份来认识你？
徐井宏：创业者的朋友。
《中国企业家》：听说现在仍然有很多年轻人来和你聊创业。你觉得今天的创业者更成熟、更理性了吗？
徐井宏：我觉得现在肯定更理性一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期，在中国年轻人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让大家觉得创新创业是一件可以为之奋斗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创业不仅仅是做一家公司，也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如果在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形成这样的文化，把创业创新精神的种子播撒在更年轻一代人的心中，无论对国家还是对青年人的成长，都非常有意义。
我印象中有两次创业热潮：一次是2000年前后，互联网刚刚兴起，很多学生开始创业；另一次是2014年，几乎每个学生都想创业。
《中国企业家》：过去面对创业热潮，你曾说“创业不是一件赶时髦的事情”。如今在AI浪潮下，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徐井宏：我从来没有变化。
创业就是要因人而异。你是为创业而创业，还是因为找到了一件有价值的事？什么是创业？广义来讲，做任何事业都是创业，但我们现在把它狭义地理解为办一家公司。
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创办公司是属于少数人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自己开一家公司并把它做好，关键要看出发点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有了一个好点子，而且这个好点子确实能够解决今天或未来的市场需求？
创业应该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不是赶时髦，而是真正要创造一番事业，无的放矢才叫赶时髦。这是两件事情。
《中国企业家》：随着AI的普及，创业门槛是否也随之降低了？
徐井宏：我觉得，创业的门槛永远是一样的。只要做公司，就是在做商业；只要做商业，就要面对竞争。这些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任何一个领域最后跑出来的公司都是少数，大部分公司都会消亡。
大型校企是历史的产物
《中国企业家》：如果总结清华的创业生态，有哪些经验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借鉴？
徐井宏：当年，清华科技园之所以被称为“中关村皇冠上的明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探索：应该为创新创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哪些要素在起重要作用。
首先，政府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加，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支持。2000年时，国家还没有今天的引导基金、大基金和各种专业行业基金，条件差很多。这些年，政府提供了很多政策和机制，甚至直接提供场地、资金，支持力度比原来有了很大提升。
产学研之间的结合和一体化程度也比过去好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政产学研到底怎么结合，也不知道科技成果怎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此做了大量探索。现在，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在加强。
后来，我们总结出“政、产、学、研、金、介、贸、媒”，2011年率先在中国提出了这套体系，希望把这些要素聚拢到清华科技园的孵化器里，让它们对创业企业的成长发挥作用。现在看，这套体系越来越完善了。
《中国企业家》：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些理念？
徐井宏：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产业化，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清华科技园要做的就三件事：创业企业孵化、创新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
那时我去硅谷、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等，学习他们的经验。
2000年，我们觉得一定要做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科技园，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企业孵化，于是成立了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启迪控股），在其下面还组建了两间公司——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科技成果转化；清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负责企业孵化。那时中国还没有多少基金，没多少人买股票，资本市场也不活跃，“风险投资”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词汇，所以我们就去学，学习什么是募投管退，怎样把一个创意孵化成企业。
那时注册任何一家公司，都必须明确归入一个固定行业，但在工商登记表上，我们找不到自己应该进入哪个行业。
所以，清华科技园技术资产经营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无经营范围限制的企业，是北京市为了创新专门特批的。我记得，为了这件事，当年在工商局大厅里，市工商局长直接把营业执照发给我，还请了很多记者。
其实创新也是这样：不仅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各方面都需要创新。
《中国企业家》：这算是你职业生涯里最有成就感的一个阶段吗？
徐井宏：我对成就感没有很强的追求，扎扎实实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就可以了。但如果一定要说，清华科技园确实在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尽到了应有的贡献和力量，这是我觉得自豪的。
《中国企业家》：你在职时，清华控股的资产规模从几百亿元增长到几千亿元。外界对此也有很高的评价。
徐井宏：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我觉得也挺好。
当时我有一个判断：大学做企业只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这是我刚接手清华控股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大学就应该做大学的事。纵观世界那些优秀大学，哈佛、MIT、斯坦福，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企业。企业和大学完全是两种性质的组织，无论决策机制、目标导向还是管理方式，都不一样。
来源：受访者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型校企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巨大作用？
因为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工厂没有研发能力。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研发都放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工厂只负责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要用科技推动国家创新发展，就必须把科技产业化。大学有研发能力，必然要在某个阶段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中国科学院、北大还是清华，大家都开始做公司。做公司也反哺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形成了很好的互动。
正是这些公司的涌现，形成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也就是后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雏形。没有这些高校和中国科学院公司的涌现，怎么会有中关村？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定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
清华控股在当时也对国家创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带动，不只是收购展讯、锐迪科，拿下全球第三的基带芯片业务，也不只是建设长江存储这样的国家基地，更重要的是推动国家更加重视集成电路，让那么多有识之士涌入这个领域。所以今天大家会看到，中国集成电路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近。如果说那时有十年的差距，现在可能只有两年甚至半年。那时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已经超过石油，为什么我们总要依靠别人，为什么不能自己创造？今天，中国大部分集成电路企业都有清华校友背景，这很正常，与那时候的启动有密切关系。
能够把一家校企做成中国500强，当然也挺值得自豪。但我并不特别在意这些。
我所谓的成就感，更多来自真实作出的贡献、发挥的作用，来自它是否真正有价值，能否让社会变得更美好、让人们变得更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活成自己
《中国企业家》：现在你是如何分配工作和生活的时间？
徐井宏：我是一个生活很平衡的人。工作只占我四重生命价值中的一部分。
我对生命价值的定义有四重。第一是探索未知，第二是创造价值，第三是拥抱情感。我有一句话叫“爱，所以幸福”，这句话也刻在我母亲的墓碑上，是我们四个儿女共同定下来的墓志铭。最后是享受美好。世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美景、美文、美酒、美食，都可以去体验。
《中国企业家》：这是你近几年才发生的改变，还是一直如此？
徐井宏：我一生都是这么过的。
我接受的是道家老子的思想：“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我会尽自己的力量，但不太看重最后的结果。刚才你问我成就感，我对结果从来不是很看重。我当然希望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到应有的价值，但最后达到什么程度并不重要。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中国企业家》：与年轻创业者交流时，这些人生感悟能得到他们的共鸣吗？
徐井宏：我活成这个样子，也许可以给年轻人一些启发，但不要求任何一个人听你的话。
我跟儿子也说，活成你自己。有人想做企业，有人追求刺激，有人追求安稳，都没有对错。重要的是问自己的内心：你到底想活成什么样？
《中国企业家》：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也经历了创业周期和技术产业的变迁。
徐井宏：对，和创业者结缘，这是我的幸运。人很难找到自己又热爱又擅长又喜欢的事情，然后又能看到成果。幸运的是，我的职业生涯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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