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付克友

2026年11月11日，绵阳。倪润峰辞世，享年82岁。这位淡出一线二十余年的企业家，其故事在中国产业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天上彩虹，人间长虹。”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句广告语随同长虹彩电走进无数中国家庭。作为转型年代的“市场派国企开拓者”，倪润峰是第一代“军转民”家电企业家的代表。在国企改革“放权让利”阶段、产权与现代企业治理尚未破局之时，他依靠敏锐判断与果决魄力带动企业突围。他的身上，浓缩着那一代企业家共同的锋芒与困境。

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之间，他率先拿起价格武器；在外资品牌大举入华之时，以降价与规模优势把国产彩电推到市场主舞台；借着军工转民用的浪潮，将一家雷达厂带上现代化家电龙头之路。贯穿其商业生涯最鲜明的特质，便是敢打敢拼的“闯”字。

1985年，41岁的倪润峰接任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不沿边、不靠海，地处西南腹地，这是他的起点，也是他一生的约束条件。众所周知，真正让长虹成为“长虹”的，是价格战。在那个短缺经济刚刚落幕的时代，敢于放量、主动调整定价，就有机会重塑市场格局。

倪润峰第一次震撼行业的操作发生在1989年。彼时一台18英寸彩电的官方售价，大致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他做出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长虹彩电全面降价，每台让利350元，业内为之震动。数月之后，国家放开彩电限价，这次超前一步的探索，恰好踩上改革节奏。

倪润峰第二次标志性行动在1996年。彩电关税下调前夕，外资彩电大举压境，长虹宣布全线降价18%，市场占有率一度突破35%。经此一役，海外品牌节节后撤，中国彩电产业第一次在正面竞争中夺回主场，“彩电大王”的名号也由此传开。

两轮价格战，一方面压缩行业短期利润，另一方面让彩电走入寻常百姓家，倒逼本土彩电配套产业链快速成形，也让一代中国家电企业真正学会直面市场化竞争。

这场价格战有其特定时代逻辑：彼时国内消费工业底子薄弱，高端市场基本由海外品牌把持，本土市场本身就是稀缺的战略资源。企业先要活下来、守住市场，才有条件深耕技术、打造品牌。但低价突围的模式自带隐患，系统性风险相伴而生。当一家企业长期依赖同一种打法，优势很容易固化为路径依赖，最终反噬自身。

这也是长虹后来付出代价的缘由。1998年，为卡位竞争，长虹投入数十亿元，和国内八大彩管厂签订供货协议。这套布局押注上游供给趋紧，让竞争对手面临原料短缺。但随着同行告状、监管介入，加上亚洲金融危机让消费骤然降温，长虹图谋落空，库存与资金双重积压，直接拖累公司两年业绩。这一局，倪润峰赌输了。

2000年，倪润峰退居二线，不过他在2001年复出，试图力挽狂澜。在库存压力下，长虹与美国公司APEX合作大规模赊销出口。到2004年，APEX拖欠货款高达4.675亿美元，直接导致长虹巨亏36.81亿元。当年7月，倪润峰黯然退场，“倪润峰时代”画上句号。

2004年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此后二十年，中国家电业完成了惊人迭代，CRT（阴极射线管）让位于液晶与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硬件让位于生态与场景，价格战让位于技术战与全球供应链之战。令人扼腕的是，长虹在CRT时代取得的优势，没能顺利转化为液晶时代的先发优势。

但倪润峰的离场并非一场悲剧，恰恰证明那一代开拓者为本土产业撑起了更大的舞台。作为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员“闯将”，倪润峰身上有着那一代企业家的鲜明特征：敢为天下先的市场嗅觉与决断力，实业报国、推动产业突围的担当，以及不惧风险、开拓向前的精神。

2018年，倪润峰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对象，获授改革先锋称号，这是对他一生的精炼概括和最大肯定。他用一种市场经济“闯将”的精神，将自己镌刻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

当然，倪润峰身上也留下了那代企业家鲜明的局限。比如，重规模轻治理、重英雄轻制度。这是倪润峰留下的宝贵财富和深刻教训。全球化时代，中国制造在一个更大的市场竞争，需要闯的精神开疆拓土，用成本效率优势撕开市场、敢押注产业升级；但更须超越单点式押注，以治理结构、合规能力和全球规则承接闯劲，以持续的技术创新挖深护城河。

倪润峰的背影远去，他身上那种独特的精神特质值得珍存。敢闯而不盲赌，善用规则、改写规则，而不被规则改写，则是曾经的“闯将”精神需要注入的新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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