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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召开期间,一位深耕中国电力行业30余年的女性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全球绿色文化联盟常务副会长宋明霞,著有《大国电力》《我的绿色低碳生活》。多年来,宋明霞致力于将中国电力的宏大工程实践,转化为有温度、有共鸣的全球绿色文化叙事。中国环境报记者在大会现场对宋明霞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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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流域治理与小水电转型:兼顾大江与溪流,重塑存量绿色价值

中国环境报:您在《大国电力》一书中系统记录了中国大型水电的转型之路,在COP31期间,您又将目光投向了山谷溪流间的小水电,呼吁释放小水电的绿色战略价值,这种视角延伸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宋明霞:在过去的媒体智库生涯中,我去过最多的是三峡工程,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关注小水电。恰恰相反,小水电最容易触动我心底的情感。我是“电二代”,我的父亲名叫宋启斌,他曾是中国国家电网崇礼电力公司的负责人,31年前牺牲在电力施工现场。在偏远山区,电力意味着改变贫困、造福乡亲,这份初心始终伴随着我。

水电给我们的核心启示是:它绝不只是一台生产电力的机器,而是一套承载着能源供给、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和民生福祉的完整流域系统解决方案。这套“统筹山水、协同共生”的流域治理理念,不只适用于长江干流上的巨型枢纽,同样可以落地在散布于全球万千支流、山谷溪流中的小水电。

中国环境报:国际上对于小水电的生态影响曾存在一定争议,在向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经验时,您如何回应这一问题?

宋明霞:讲好中国电力故事,首先要坦诚地正视历史局限。回望历史,中国数万座小水电深入崇山峻岭,在大电网难以抵达的偏远山区点亮万家灯火,解决了亿万乡村人口的用电难题,为欠发达地区带去了最基础的能源普惠。但在早期快速开发阶段,确实存在部分项目模式粗放、片面追求发电量而忽视河流本身生命需求的现象,导致一些河段出现减水、水生生物栖息地破碎化等生态问题。

面对挑战,中国没有简单“一刀切”地全盘否定,而是选择了系统性治理、分类施策。我国多部门联合启动了全国小水电清理整改行动,对破坏严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电站,有序退出;对保留下来的电站,严格落实河道生态流量下泄,建设在线监测设施,并严格管控新建项目。这场整改的本质不是淘汰水电,而是对小水电进行价值重塑——把功能单一的发电站,改造成为兼顾生态服务、电网调节、地方民生的复合型绿色基础设施,探索出“建一座电站、护一条溪流、富一方百姓”的新模式。

特别是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阶段,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大规模并网,储能短缺成为多国的发展瓶颈。经过生态化改造的绿色小水电启停迅速,天然具备储能属性。在山区打造水风光多能互补一体化系统,在风光充足时蓄水存能,在阴天无风时开闸补电,比新建大型电化学储能投资更省、周期更短,非常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场景。

因此,我在COP31上提出了“三个共生”——大江与溪流共生、大水电与小水电共生、增量与存量共生。同时,我还发出三个国际合作倡议:依托国际小水电中心等平台搭建国际技术交流机制,绝不输出粗放开发的旧模式,只输出生态优先的可持续方案;推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认可小水电在生态服务、电网调节、乡村减贫中的多元价值;深化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科学审慎开发,避开早期弯路。

谈算电协同与低碳社区:连接“国之重”与“民之行”,激活系统韧性

中国环境报:推进落实和行动是COP31的关键议题,在算电协同与低碳社区国际合作论坛上,您将算电协同与低碳社区放在一起探讨,提出了连接“国之重”与“民之行”的观点,这两者之间是如何实现贯通的?

宋明霞:纵观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历程,减碳之难,难在两头都要硬:一头在产业、在技术,这是“国之重者”;另一头在生活、在人心,这是“民之行者”。只有这两头贯通,才能形成真正的绿色闭环。

从“国之重者”来看,大家常说AI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过去,算力被视为吞噬电力的巨兽,电力则是制约算力的瓶颈。如今,“算电协同”把算力布局与绿电资源、电网容量精准匹配,通过源网荷储一体化和柔性调度,让算力从“电网的压力”变成了新型电力系统中极具价值的可调节资源。

从“民之行者”来看,社区过去只是电网末端被动的用能者,但随着屋顶光伏、分布式储能、电动汽车和智能微网的普及,社区正在发生深刻的身份革命,转变为能够自我调节,甚至向大电网反向供电的积极参与者。

这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连接。一是底层逻辑的高度同构,都在用数字化和储能技术,把原本分散、被动的用能主体重新组织成灵活资源。二是“大脑”与“毛细血管”的互相成就。如果没有强大的算电底座提供调度大脑,社区的千万辆电动汽车就无法实现有序互动;反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低碳社区作为“毛细血管”,宏观的算力中心也就失去了最广阔的应用腹地和终端支撑。在此次论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中国国家电网湖北电力公司为示范,算电协同代表的生产端与低碳社区代表的生活端,真正实现了“牵手”。

中国环境报:从宏观基建与微观社区的融合中,您看到了怎样的全球绿色转型趋势?

宋明霞:我总结了三点思考。

一是技术革命的尽头,是绿色文化的觉醒。当社区居民愿意为了电网平稳运行而调整用能习惯,当产业界主动将降碳视为核心竞争力时,文化才能成为技术持续迭代的终极土壤。

二是真正的系统韧性藏在社会的“毛细血管”里。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的气候危机,仅靠大型集中式电站和庞大数据中心是不够的,宏大基建的“刚性”,需要成千上万具备自我调节与修复能力的低碳社区以“柔性”来兜底。

三是数字绿色双转型的终极目标是全球普惠。在全球南方国家,算力不能只是少数大企业的特权,低碳也不能是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要让前沿的绿色数字红利转化为惠及普通家庭的普惠能源服务。

谈央企出海与南方国家:硬基建与软文化同行,扎根泥土的“小而美”

中国环境报:大会期间,来自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关于能源的呼声格外强烈。您曾带队调研中国与印尼、南非等国的电力合作项目,在您看来,中国电力企业是如何回应全球南方诉求的?

宋明霞:践行《巴黎协定》宏大的全球气候目标,双脚必须扎根于本土社区。在实地走访中,最打动我的正是中国央企在南方国家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小而美”实践。在大会现场,我向各国嘉宾分享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卡地区的“信任”同行。那里曾是一片350公顷的荒芜沙石地。中国大唐集团项目团队在建设100兆瓦光伏电站时,没有简单地“一建了之”,而是一边在光伏板下铺设清洁电网,一边通过生态修复技术治沙改土。短短几年,荒原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荒漠化得到根本性扭转。这项工程交付的不只是电力,更是基于信任的生态同行。

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南非北开普省戈壁荒原上的“敬畏”追光。中国电建承建的红石塔式光热电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首座塔式熔盐光热项目,用“光热+储能”技术系统性破解当地“能源短缺—生态脆弱—就业不足”的发展困局。更令人动容的是宏大工程落地的微小温柔:项目部开设技能课堂,中国工程师“手把手”把绿能技术传授给当地兄弟;施工团队怀着对原住民土地文化的深深敬畏,小心翼翼地绕开荒原上的本土动植物栖息地。

第三个故事,是闪耀在偏远乡村如微光般的“离网光伏”与“微电网”。在中国国家电网等企业的助力下,清洁电力跨越千山万水,送进巴西等国没有电网覆盖的村落,点亮了乡村的学校与诊所。孩子第一次在夜晚拥有了自己的台灯,可以安心读完一页童话;诊所第一次拥有了冷藏疫苗的冰箱,可以守护新生命的诞生。一块瓦蓝的光伏板,改变的不只是能源供给,更是普通人对生活的希望。

这些实践告诉我们,气候转型最大的难点往往在社区的微观神经。中国央企出海,既是硬基建的建设者,更是软文化的沟通桥梁。

中国环境报:从COP29、COP30到COP31,您一直倡导绿色文化的纽带作用。接下来,您将如何推动这一理念落地?

宋明霞:站在全球绿色文化的视角来看,能源转型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竞赛,也不只是碳指标的数字博弈,它更是一场重塑人与河流、山川、自然关系的文明观念变革。

作为《我的绿色低碳生活》一书的作者,我在COP29上代表媒体与中国国资委社会责任局联合发布绿色低碳生活倡议,倡导推动绿色低碳生产与生活的双向奔赴。在COP30上,我发表演讲提出“永远的绿色地球,每个人都是答案”。在COP31上,无论是探讨绿色小水电、算电协同与低碳社区,还是讲述央企在全球南方的社区故事,核心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全球性的气候议题真正走进民众生活,实现产业端与生活端的深度连接。

理念的共识需要具体的平台来承载。我们团队正致力于搭建跨文化的民间对话平台,深入开展全球绿色文化交流与绿色低碳产业青年对话,让更多青年参与到这场时代变革中来,为全球绿色系统治理注入最鲜活、最持久的生命力。

应对气候危机没有旁观者。我们期待与全球同行一道,躬身入局,日拱一卒,把《巴黎协定》的气候承诺真正落到每一条山川溪流、每一个低碳社区之中。

来源 | 中国环境APP 记者:韦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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