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十万,两个月十几场已经敲定的演出,最后一场都没能登台。朱之文自己估算,损失逾百万。
十五年前,一件军大衣,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让这个从鲁西南乡村走出来的农民歌手一夜出圈。走红这么多年,他不直播、不带货,商演报价多年没有水涨船高,靠舞台唱歌谋生,是他最本分的生计。今年七八月,他手里排着四五十场演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从九月开始,一场接一场黄掉,整个十月,只顺利唱了三四场。
很多次,人已经到高铁站,检票在即,一通通知打来,演出取消。
所有举报的话术高度统一:朱之文是劣迹艺人。
可一个关键事实是:劣迹艺人的认定权,不在网友口中,不在举报群里,而在县级以上文旅主管部门,需要正式核查、出具书面结论。在文旅、广电、网信的公开台账里,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书认定他是劣迹艺人。
这不是零散网友看不惯的随口吐槽,是流水线式的恶意举报。数个上百人的群组分工明确:有人蹲守官宣行程,有人搜集各地文旅、12345 热线号码,有人统一编撰举报文案,成员拨打电话之后,截图发到群内打卡交差,不参与的人直接被移出群聊。
最吊诡的卡点,在主办方。
一场活动前期投入、场地、物料、宣传成本早已砸下。大批量投诉涌来,核查需要时间,万一现场有人滋事,全部风险都要主办方独自承担。两相权衡,叫停演出,赔付违约金,反而是最省事、风险最低的选择。
举报者的成本,只是一通电话;主办方要承担的,是整场活动的沉没成本。巨大的成本差,就是恶意举报能够频频奏效的根源。
朱之文不是没有拿起过法律武器。2022 年起诉网暴者,大多以调解收场,不少人写下保证书,转头又拉起新群继续造谣。2024 年起诉一名长期造谣博主,2025 年判决落地,对方获刑六个月,判决书逐条击碎那些流传已久的谣言。
法律已经给他清白,可判决书拦不住源源不断的举报电话。 法律上的无罪结论,换不来演出市场的通行证。
演出市场认的从来不是一纸判决,而是风险。对主办方而言,一个被源源不断投诉的艺人,就意味着无尽的麻烦。哪怕举报内容全部是虚假的,没人愿意赌上自己的项目去扛这份不确定。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无解的困境:造谣的人坐牢了,举报群依旧活跃;事实已经澄清,到手的演出还是一场场飞走。
人民日报政文此前的评论一针见血:举报是公器,不能当成伤人的暗器。保护举报人的权利,和保护被举报者不受诬告陷害,本就是一体两面。
这件事放到更大的场景里,是所有人都该想一想的选择题: 当一个单位收到匿名举报,是先暂停当事人的工作、等待核查,还是先完成核查,再决定是否叫停工作?
如果被匿名举报、先被按下暂停键的那个人,是你自己?
监督的通道应当敞开,但是匿名举报不该成为不用举证、随时可以叫停别人生计的权力。清白最难的地方,从来不是打赢官司,而是打赢官司之后,生活、工作,还能不能如常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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