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的清晨，台北近郊雾气未散，一辆军用吉普车悄悄驶入北投山腰的井上温泉。车门开合的一瞬间，赵一荻裹着浅色风衣下车，她的举手投足仍带着北平名媛特有的从容。那天，一位随行人员掏出相机，为她按下快门——后来流出的那张照片里，赵一荻俯身涂指甲油，眉眼清润，丝毫不见岁月留下的痕迹。旁观者或许想不到，这位43岁的女子已经在动荡与软禁中颠簸了近二十年。
时间回拨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赵一荻奉张学良之命，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飞赴香港。她离开时说了一句，“我先走，你安心把事办好。”轻描淡写，却决定了自己的后半生。张学良扣留后，于凤至在旁悉心照顾。1940年夏，于凤至罹患乳腺癌赴美求医，赵一荻再度北上，走进战乱中国的深处，陪伴着囚居中的张学良。那年她29岁，原本可以在香港的绮丽霓虹下过安稳日子，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1946年秋，国共内战已现败势端倪，蒋介石将张学良夫妇秘密押解至台湾。井上温泉曾是日人避暑处，如今却成了高墙与密林环抱的禁闭所。两间木屋，几扇纸门，既挡不住湿热，也挡不住寒潮。冬日海风呼啸，门缝咯吱震动；夏季梅雨连绵，潮气爬满墙角。赵一荻白天要跟着卫兵去后山挑泉水，夜里守在昏黄的马灯旁替张学良缝补衣被。偶有台风侵袭，补给船只进不来，两人便在院子里翻地种菜，鸡鸭围着脚边乱跑——名媛与少帅的光环，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粗粝生活里一点点剥落。
再苦，他们总得找点乐子。张学良喜欢运动，院子那块平地被他铲平压实，安上了临时网球网，深夜还能听见他和赵一荻拍球的声响。特务守卫摇头：“少帅真行，这地方也能搞出温莎气派。”午后若风浪不大，两人会到温泉下游垂钓，竹竿支在石头缝里，日落时分收线，总要拉回两条肥鱼。张学良说：“小妹，今晚加菜。”赵一荻笑而不答，只默默生火，火光照着她鼻梁，闪亮而倔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雄地区的军事意义骤然突显。解放军年终的一次空投宣传单，让蒋介石背脊发凉，他急令再度搬迁。1950年春末，张学良夫妇被送进高雄左营要塞。高墙电网，守卫森严，条件却稍胜井上温泉：有风扇，有医务室，甚至能定期领到报纸。张学良爱读《圣经》，赵一荻给他用毛边纸包好。一到夜里，灯泡昏黄，营房寂静，他低声朗读，赵一荻靠墙侧耳，声音被潮湿空气裹住，格外沉静。
有意思的是，1955年那张留影并非偶然泄出，而是蒋介石默许。此时岛内舆论频频要求“给少帅自由”，当局需要释放出“日子并不苦”的信号。拍摄人员特意带来口红、指甲油和几件洋装，想营造岁月静好的味道。赵一荻看穿了，却仍淡淡涂上胭脂。对她而言，镜头是局，亦是窗。那一刻，她选了后者：借镜头告诉外界，她还活着，还优雅，还陪着张学良。
1957年初，两人被转往西子湾。这里依山面海，棕榈摇曳，夕阳像金子洒进屋里。生活环境大幅改善，赵一荻终于能把压箱底的几件旗袍拿出来晒晒。张学良逗她：“你当年的花衣裳总算见天日啦。”她抿嘴一笑，指尖微扬，掸掉旗袍上的灰，与之前在井上温泉的灰蓝布衣判若两人。
1959年5月，台湾杂志突然刊出《西安事变忏悔录》，作者署名“张汉卿”。国际媒体一片哗然。张学良明确否认，“我不会写悔罪书。”背后策划者终被揭出正是蒋介石。此举原本意在制造“自我反省”的形象，结果因漏洞百出而尴尬收场，却间接促成了少帅生活圈的进一步松绑。很快，夫妻俩迁入台北北投郊外的一处幽静洋楼。宋美龄多次探访，还拉着他们同去教堂。1960年圣诞夜，赵一荻在圣心教堂受洗，取名“玛莎”。
1964年7月，夏蝉聒噪，张学良68岁，赵一荻48岁。在台北地方法院，两人正式登记为合法夫妻。结婚证上的字迹清楚，钢印冷峻。旁听席不开放，只有主事官、卫兵与一名牧师。牧师念完誓词，张学良握住赵一荻的手，轻声说：“我们没有明天，只有今天。”那句悄声呢喃，隔墙的守卫也听见了。
时间继续向前。1991年3月，“国安九号”文件生效，软禁令解除。半个世纪的枷锁就此解开。两人走出宅院，阳光刺眼，赵一荻抬手遮了下额头，眼角皱纹细微。随即，他们踏上飞往檀香山的航班，后来又定居纽约，隐去昔日风雨。张学良喜欢远足，91岁时仍在夏威夷考艾岛山道上留影；赵一荻则安静地在家中收拾旧物，她把那张1955年的照相纸夹进圣经第十三章，淡蓝色指甲油的痕迹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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