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陕西吴起镇。
中央红军的脚步终于停下了。
出发时那浩浩荡荡的八万六千大军，此时站在黄土高原上的，只剩下衣衫褴褛的七千多人。
这哪是普通的行军啊，这分明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
他们身后的路，那是用鲜血和白骨硬生生铺出来的。
但就在这会儿，毛主席看着连绵起伏的黄土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步棋，走对了。
落脚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救命稻草，更是那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可你们知道吗？
就在一个月前，这支队伍还在甘南的深山老林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究竟是谁，在绝境中指出了这条生路？
这事儿，得从一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突围说起。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苏区。
除去留守的部队，主力共86589人踏上了长征路。
这八万多人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那是绝对的主力，队伍里还夹杂着几千人的挑夫，扛着死沉死沉的辎重。
一开始的损失，不仅仅是减员，更像是钝刀子在身上一块块割肉。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赣南桃江时，红4师师长洪超牺牲了。
这位才25岁的年轻战将，曾跟着朱老总上井冈山，如果活着，那前途不可限量。
紧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
山路崎岖难行，队伍拖得老长，掉队的、被追击的，零零碎碎加起来，红军还没走出多远，就莫名其妙少了2.2万人。
但这只是热身。
真正的修罗场，在湘江。
蒋介石这次是下了死命令，集结了25个师的兵力，甚至还调动了贵州的王家烈部，在湘江两岸布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
他打的算盘很清楚，就是要在这里，把红军最后那一口气彻底掐断。
那一战，湘江的水都被染红了，腥味儿飘出好几里地。
战斗最惨烈的新圩、脚山铺，简直就是两台巨大的绞肉机。
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一战就折损四千多。
红五军团第34师，那是一支六千多人的铁军啊，为了掩护主力过江，硬生生被打得全军覆没。
师长陈树湘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不幸被俘。
押解途中，这位29岁的汉子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他不是不想活，而是为了尊严，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去死。
过了湘江，八万六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三万。
红八军团打得只剩一千来人，番号直接都没了。
这种断崖式的暴跌，让整个红军都笼罩在一种濒临灭亡的阴影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更要命的是，路在何方？
李德那些人还要不知死活地往湘西钻，去钻蒋介石早就布置好的口袋阵。
如果不是遵义会议把舵手换成了毛主席，这三万人恐怕也得交代在半路上。
此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
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像一条滑溜的泥鳅，硬是从敌人的指缝里钻了出来。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本来是兄弟重逢的大喜事，谁能想到，最后竟演变成了分道扬镳的悲剧。
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野心膨胀，非要南下。
毛主席咬紧牙关，坚持北上。
于是，中央红军再次面临至暗时刻：兵力少、装备差，还跟兄弟部队闹翻了。
北上？
往北是大草地，是荒无人烟的绝境。
穿过草地去哪里？
去川陕甘边界？
还是再远一点，去内蒙古边界找苏联？
谁心里都没底。
就连一向沉稳的毛主席也犹豫了，这一步迈出去，若是错了，那就是万劫不复。
1935年9月16日，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
这一仗打得漂亮，红4团团长黄开湘指挥战士攀上悬崖，像天降神兵一样端了敌人的老窝。
过了腊子口，前面就是甘南平原上的哈达铺。
那是9月18日。
对于吃惯了草根树皮的红军战士来说，哈达铺简直就是天堂，空气里到处飘着麦香。
部队停下来休整，毛主席却一刻也没闲着。
他把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叫来：“去找点‘精神食粮’。”
所谓“精神食粮”，就是报纸。
这支队伍与世隔绝太久了，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梁兴初不负众望，搞回来一大捆报纸。
其中一张《大公报》，上面的一则阎锡山讲话，让毛主席的眼睛瞬间亮了。
报纸上赫然写着：“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
紧接着，聂荣臻也送来一张报纸，上面写得更具体：“陕北刘志丹占领六座县城，拥有部队五万余人。”
陕北有红军！
而且是一大片根据地！
这简直是黑夜里的一道闪电，劈开了眼前的迷雾。
但作为统帅，毛主席必须谨慎。
这种关乎全军生死存亡的决策，难道仅凭两张国民党的报纸就能定下来吗？
报纸上的消息几分真几分假？
刘志丹的队伍到底什么成色？
关键时刻，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叫贾拓夫，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
他是队伍里唯一一个来自陕北的干部，还是原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
叶剑英把他找来，毛主席也在场。
贾拓夫看着那些报纸，激动得手都在抖，他斩钉截铁地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
群众苦，要革命，地形复杂，能周旋。”
随后，他详细汇报了陕北红军的起源、红26军的兵力结构、刘志丹的指挥风格。
每一个细节，都与报纸上的信息严丝合缝。
最后，贾拓夫郑重建议：中央红军，落脚陕北。
毛主席听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别说五万，就是有一万，也够我们歇脚了！”
1935年9月22日，哈达铺关帝庙。
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挥着大手，声音洪亮：“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方向定了，军心就稳了。
贾拓夫作为先遣队向导，带着电台先行一步。
他在甘泉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
老战友、老乡亲，三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当贾拓夫把中央红军要来的消息传达完，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中央复命。
一个月后，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
那个曾经拥有八万六千人的庞大队伍，虽然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但他们保留了革命的火种。
这七千多人，每一个都是经过烈火淬炼的真金。
陕北，这块贫瘠的黄土地，最终承载起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上感慨：“没有陕北，那就下不得地。”
这句话，分量极重。
如果没有那个下午的《大公报》，没有贾拓夫那个“落脚陕北”的建议，红军的命运又会是如何？
他们可能会在茫茫荒野中流尽最后一滴血。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巨大的牺牲和绝望之后，不是因为运气，而是因为一个正确的人、一个正确的消息、一个正确的决策，突然柳暗花明。
那个被毛主席称为“陕北才子”的贾拓夫，用他的见识和担当，为这支疲惫的军队，点亮了回家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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