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百乐酒店宴会厅的红烛烧得正旺。
三百张请帖撒出去，只来了四十来号人。所有人都觉得梅绮疯了——日本兵正在九龙奸杀掳掠，你一个粤语片天后，偏选这时候披婚纱？
她不信。她骨子里流着“南海十三郎”家族的血，从小受宠，成名太早，习惯了这个世道会给她让路。她笃定自己是名流，日本人也得给三分薄面。她以为那是体面，其实那是她这辈子下的最大一笔赌注。
结果赌输了。
宴会厅大门被踹开的时候，枪栓一拉，满屋子文人雅士跑得比兔子还快。新郎张瑛想上前讲道理，话没出口就被一枪托砸趴在地上，血流了满脸。
那一刻梅绮应该懂了：她引以为傲的名气、地位、社会声望，在这群畜生眼里，薄得像层纱。她们不是什么明星，不是什么名媛，她们只是“战利品”，是酒井隆下令“全军放假三天”里的一口肉。
那场轮奸持续了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十几个兵，当着新郎官的面。婚纱被撕成碎片，餐桌成了刑台。躲在暗处的酒店伙计听见女人的哀嚎声从凄厉到嘶哑，再到彻底没了声。他们不敢动，外面满大街都是太阳旗。
暴行结束后，梅绮躺在血泊里，下身撕裂，身上被刺刀划得稀烂。张瑛拖着断了几根骨头的身体，把她背回家。
命是捡回来了。但那个曾在银幕上颠倒众生的梅绮，那天晚上已经“死”了。
更残忍的事还在后头。
几年后她去上海，遇到富家子弟，两人谈婚论嫁。对方一听说她在香港被日军糟蹋过，当场退婚，连句囫囵话都没给。
瞧见没？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操蛋的逻辑：野兽施加暴行，世人却要受害者用贞操来“洗白”。
梅绮没吭声。她回了教会，余生只穿素衣，讲经布道，直到四十三岁舌癌死去。她生前从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那段往事，只在日记里写过一句：“那天的婚纱是白的，比教堂的百合花还白。”
这是梅绮一个人的悲剧，但绝不是她一个人的遭遇。
同一天，圣士提反书院的护士被日军按在伤员尸体上轮奸后肢解。同一天，女记者程珊拍下日军兽行，被发现后刺刀穿胸，尸体挂在高处示众。此后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从一百八十万人暴减到不足六十万，饿死者五万，被杀者逾十万，还有上万青壮年被运去广州做8604部队的活体实验。
很多人至今还在问：梅绮当年为什么不躲起来？为什么非要办那场婚礼？
问这话的人没活明白。
当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字投降，当酒井隆那声“全军放假”传遍军营，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命就已经不由自己说了算。你藏地窖也好，抹锅灰也罢，穿婚纱唱大戏也行——刺刀面前，有什么区别？
所谓亡国奴，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才受辱，而是你什么都没做错，仅仅因为你赢了，敌人输了，他们就要用最下作的方式报复在你身上。
侵略者从不挑日子，受害者从没有错。
记住梅绮不是记住一个悲惨故事。是记住1941年那个圣诞节，记住酒井隆，记住“放假三天”这四个字底下躺着多少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女人。是记住一件事：
国没了，明星不如蝼蚁，新娘就是祭品。婚纱再白，挡不住野兽；名气再大，换不回尊严。
梅绮死前多年已不施粉黛，不接片约，不谈过往。有人问她后不后悔那场婚礼。她没答。
但她在教会里帮过无数同样被凌辱过的女人，听她们哭，替她们擦泪，只说一句：“你没有脏，是那个世道脏。”
今时今日，这七个字依然值得每个站着活的人，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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