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朗战争（美以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于2月28日爆发，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针对伊朗领导层、导弹设施、核相关目标及军事基地实施精确打击，造成包括原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高层伤亡。新任最高领袖穆贾塔巴·哈梅内伊接任后，伊朗对美以军事回应，主要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及美军基地。
但在这一轮非对称空中与导弹对抗中，伊朗正规国防军（Artesh，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军队）并未大规模投入常规作战，仅有限地面和后勤参与，而反击核心由革命卫队主导。这主要是伊朗双轨军事制度设计、战争形态限制以及现实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战争背景与伊朗国防军“有限参战”的核心原因
本次战争本质上是空中主导的精确打击战，美以联合力量重点摧毁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器、空军基地和海军资产，旨在削弱伊朗进攻能力而非地面占领。
伊朗国防军作为常规防御力量，其重型装备（坦克、老式战机、舰艇）在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反击，反而成为打击目标（如Shiraz、Bandar Abbas等伊朗国防军空军和海军基地多次被袭）。同时，伊朗国防军面临严重后勤崩溃：前线单位弹药极度短缺（部分军种每两名士兵仅20发子弹）、食品饮用水不足、医疗受阻，导致伤亡增加却得不到及时救治。此外，征召预备役失败，逃兵和拒报到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其机动能力。
相比之下，革命卫队掌控弹道导弹、无人机和代理人网络，更适应这种非对称报复作战。伊朗国防军的“缺席”还源于制度性分工：伊朗国防军主要承受了美以以联军首波打击并稳定前线，而革命卫队承担意识形态保卫和进攻性反击任务。这种设计本意是防止单一力量垄断，但战争中暴露了协调困难和资源倾斜问题。
二、伊朗国防军的现状
伊朗国防军总兵力约35-42万人（含陆军主力约35万，其中大量义务兵），分为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军，核心使命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常规防御。装备以革命前西方和苏联混合军事平台为主。受长期制裁影响，军队现代化滞后，维护困难。在2025年“十二日战争”中，伊朗国防军空军和防空已遭受重创，本次战争中其海军舰艇（如Moudge级护卫舰）多被击沉或损伤，空军基地反复遭袭，导致起飞能力大幅下降。
当前，伊朗国防军面临双重压力：外部打击导致装备损失，内部则出现补给短缺、伤员救治不力及与革命卫队的摩擦。
三、伊朗国防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区别
伊朗实行独特的“双轨军事”体系，国防军与革命卫队（约12-19万人）并行，二者均直属最高领袖，但性质、职能和资源分配差异显著：
- 伊朗国防军：源于伊斯兰革命前帝国军队，更具专业化和“国家主义”色彩，以义务兵为主，专注于常规领土防御、边境安全和阻挡首波打击。装备偏重型常规平台，政治影响力较弱，被视为“技术型”军队。
- 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后为保卫伊斯兰政权而建，高度意识形态化、志愿兵为主，掌控战略性进攻武器（导弹、无人机）、圣城军代理人网络及巴斯基民兵，还涉足经济领域。资源优先分配，忠诚度更高，负责政权内部安全和对外“前向防御”。
宪法分工明确：伊朗国防军保卫国家主权，伊斯兰革命卫队保卫革命成果。这一平行结构防止政变风险，但也造成竞争与协调难题。在本次战争中，导弹反击几乎完全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而国防军主要承担被动防御角色。
四、领导架构：国防军由谁指挥？
伊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为最高领袖（现为穆贾塔巴·哈梅内伊），他拥有绝对军事决策权，同时指挥伊朗国防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国防军设有独立指挥链，现任总司令为少将阿米尔·哈塔米（Amir Hatami），下辖各军种司令；整体武装力量通过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协调，但国防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平行运作，仅在最高层统一。
这种结构确保政权控制，却在战争中凸显协调不畅。国防军指挥官虽有专业背景，但资源和决策权重往往不如伊斯兰革命卫队。
五、伊朗国防军在未来伊朗政府架构中的可能角色
随着原最高领袖遇袭和战争持续，伊朗政权进入脆弱期，伊朗国防军作为“国家而非革命”军队，可能从边缘化力量转向关键变量：
- 稳定与过渡角色：若政权进一步弱化或进入谈判/重建阶段，伊朗国防军因较低意识形态色彩，更可能保持中立或维护国家连续性，成为避免内战或全面崩溃的“技术型稳定器”。
- 权力平衡工具：战争暴露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国防军之间的裂痕（资源分配、医疗援助拒绝对等），未来任何过渡政府或重建进程，都可能需扩大国防军常规国防职能，以制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配地位，甚至推动一定去意识形态化改革。
- 潜在风险与机遇：若伊朗国内抗议或外部压力加剧，国防军可能支持温和派或“倒戈”保护国家利益；反之，若伊斯兰革命卫队全面主导伊朗军事权力，国防军可能被边缘化。但总体上，国防军的定位将深刻影响伊朗是否走向更平衡的军政架构，而非单纯革命卫队主导的强硬路线。
结语
伊朗国防军在本次战争中的“有限参战”状态，是双轨制度、空中战争形态与后勤现实困境的综合产物。它既反映了伊朗军事结构的内在双重结构，也为后战争时代权力重组提供了变量。在后哈梅内伊（或当前过渡）时期，国防军能否从被动防御力量转型为国家重建支柱，将决定伊朗未来是延续强硬路径，还是出现一定务实调整。双轨体系虽曾维持政权稳定，但在全面压力下，双轨的矛盾已成为明显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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