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自己
德黑兰机场的冷气吹得娜尔盖斯后颈发凉。她攥着飞往成都的登机牌，手指关节微微发白。七天，仅仅七天，她就要离开这座生她养她的城市。女儿念念仰着脸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娜尔盖斯没有马上回答。
她刚刚从安检口出来，护照已经重新回到手里。那本证件曾被父亲哈桑收走过两天。父亲说，弟弟阿里结婚在即，家里需要她留下来，至少等婚礼结束。
说得很平静，事情却并不平静。
娜尔盖斯在德黑兰只住了十一年，回到这里，却像个需要被重新介绍的人。她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嫁给中国人，为什么在成都开面馆，为什么不习惯戴头巾，为什么只打算停留一个星期。
最难解释的，是她为什么不愿意把成都称作“外面”。
她在成都玉林西路有一家不到四十平方米的面馆，名字叫“波斯味川香小馆”。店不大，生意却不算差。凌晨四点和面，上午包抄手，中午忙着收桌，晚上还要算账。何煜辰负责采购和外卖，娜尔盖斯守着灶台，婆婆偶尔过来搭把手。
这日子谈不上富裕，但每一件事都由她自己参与决定。
回德黑兰前，她买了蜀绣、茶叶、火锅底料，还给母亲挑了一条真丝围巾。她原本以为，礼物能让久别重逢顺利一点。可人与人的距离，有时不是靠礼物填得上的。
母亲法蒂玛见到她时哭了很久，父亲哈桑只是说：“回来了就好。”
弟弟的婚礼准备得很热闹，家里人也确实想念她。只是想念和接纳，并不是一回事。
叔叔穆罕默德第一次见面，就问她在中国是不是“天天抛头露面”。后来又说，她的婚姻和职业可能影响阿里的婚事。娜尔盖斯听着这些话，最初只是笑。她不想刚回家就吵架，也不愿意把母亲夹在中间。
但念念很快成了冲突的中心。
七岁的孩子在成都长大，习惯了穿裙子，习惯了跟同学在操场上跑。回到德黑兰后，易友希望她在特定场合戴好头巾。念念不明白，为什么天气那么热，还要把头发遮起来。她只知道自己不舒服，也听不懂那些陌生的波斯语。
有一次，她趁大人不注意脱下外套，在院子里跑了几步。穆罕默德看见后，当场训斥起来。哈桑也沉下脸，拉着外孙女回屋。
念念被吓哭了，反复说：“我想爸爸，我想回成都。”
这句话让娜尔盖斯很难受。
她不是不能理解家里的规矩，也不是否认自己的出身。她只是无法接受，女儿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先被要求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大人”。
那天晚上，念念发烧住进医院。医生说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需要观察。哈桑坐在病房外，一直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女儿，娜尔盖斯小时候也经常生病，有一次高烧，他背着她走了很远去医院。
父亲记得这些事，娜尔盖斯知道。
可记得孩子生病，并不意味着就能理解孩子长大后的选择。亲情有时候很深，深到让人愿意付出；也正因为太深，才容易变成“我都是为你好”。
第二天，哈桑把她的护照收了起来，说婚礼结束再还。娜尔盖斯没有大声争吵，只问了一句：“爸，我如果不想留下呢？”
哈桑没有回答。
他大概认为，女儿回到家，就应该重新听家里的安排。娜尔盖斯却已经有了另一种生活。她的丈夫、女儿、面馆，还有每天来吃面的熟客，都不是可以暂时放在一边的东西。
母亲法蒂玛在婚礼前一晚把护照还给了她。
她没有劝女儿留下，也没有说父亲错了，只是低声说：“你走吧，别让孩子害怕。”
母女俩坐在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下，哭得很轻。屋里的哈桑没有出来阻止。第二天清晨，娜尔盖斯带着念念离开了德黑兰。
她在机场翻开护照，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父亲留下的，字迹有些歪，只有一句话：
“飞吧，累了就回来。”
回到成都时，何煜辰撑着一把红伞站在出口。念念先扑进父亲怀里，娜尔盖斯站在雨里看了几秒，才走过去。
面馆重新开门那天，邻居们陆续来吃面。有人送来香蕉，有人提来茶叶，隔壁的老人还抱怨：“你不在，我们这段时间吃啥子？”
娜尔盖斯低头揉面，笑着说：“今天给你多加两颗抄手。”
她没有和故乡彻底断开。她仍然给母亲打电话，教念念学波斯语，也会把成都下雨、面馆开张、无花果树发芽的照片发过去。
她只是终于承认了一件事：人长大以后，家不一定只有一个答案。
有一处地方保存着她的童年，有一处地方容纳着她现在的生活。两边都是真的，彼此也未必需要互相取代。
秋天，娜尔盖斯在面馆门口种下一棵无花果树。念念每天给它浇水，还问什么时候能结果。
她说：“再等等。”
树还没有长大，日子已经继续往前走了。母亲寄来的包裹放在厨房角落，里面有藏红花、无花果干，还有一条浅绿色头巾。娜尔盖斯没有把它收进箱底，也没有马上戴上，只是把它叠好，放在了柜子里。
那是她的过去，也是她仍然愿意保留的一部分。
至于回不回去，什么时候回去，等树发芽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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