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2日，江西井冈山黄洋界，毛泽东乘坐的车队准备下山时，一辆吉姆车突然熄火。司机接连几次发动，车身只是发出低沉的闷响，始终没有动静。检查之后才发现，水箱里的水已经耗尽。
山顶缺水，临时寻找并不容易。有人提出，干脆请毛泽东换乘另一辆车，先行下山。汪东兴把这个意见报告上去，毛泽东听完，摆了摆手。
“车不用换。”
他又把身边的水壶递给工作人员：“把我的水给它喝。”
一句话，原本紧张的气氛松了下来。冷水灌进水箱，司机再次点火，发动机响了几声，车终于重新发动。这个插曲看似寻常，却很能说明毛泽东处理突发事情的习惯：先解决问题，不把小故障扩大成大场面。
这次南下，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旧地重游。
3月14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这个时节，他前往南方，既有调研地方经济和农业生产的考虑，也与长江治理、粮食储备以及国防工业布局有关。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线建设正在推进，南方多地承担着工业迁建和战略物资保障任务。毛泽东的行程，表面上经过几座城市，实际牵动的是一盘更大的棋。
3月16日，专列抵达武汉。车站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地方主要负责人前来汇报长江堤防、钢铁建设和粮食工作。毛泽东在武汉停留一个多月，白天听取情况，审阅文件，晚上有时散步，也常翻阅史书。熟悉他的人知道，读书并不是消遣，而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
到了长沙，旧日记忆明显多了起来。
这座城市曾与他的青年时代紧密相连。街道变了，厂房多了，柏油路替代了昔日的土路，可在毛泽东看来，湖南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城市变化。停留数日后，他提出要去井冈山。
“回去看看。”
话不长，分量却不轻。井冈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名胜，它曾是中国革命早期的重要根据地。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湘赣边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里的山路、粮食、武器和群众关系，都曾直接决定队伍能不能站住脚。
5月21日，车队抵达茶陵。县城一间办公室被临时整理成休息处，几块木板拼成床铺。夜深以后，毛泽东翻看地方志，对茶陵的沿革和当地历史颇感兴趣，直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车队继续向井冈山进发。
沿途群众早早守在道路两旁。永新、茅坪一带，不少人想近距离见一见这位从井冈山走出去的领导人，但车队行进速度很慢，却没有大规模停留。毛泽东坐在车内，目光不时投向窗外的山岭和村庄。
到达八角楼附近时，车子绕行了一圈。八角楼的灯光和砖木结构，曾见证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工作与思考。那段时期条件极为艰苦，油灯、旧桌和简陋住处，构成了革命根据地最真实的日常。
随后，车队驶向黄洋界。
毛泽东拄着手杖走到哨口，观看当年使用过的迫击炮。炮身已经斑驳，岁月留下的锈迹清晰可见。他向陪同人员讲起当年战斗中的细节：炮弹并非每次都能顺利发射，需要想办法让炮膛升温。有人概括说，前两发没有打响，第三发才成功。
这并不是一个传奇故事，而是根据地部队装备简陋、战斗经验在实践中形成的真实写照。黄洋界保卫战发生于1928年8月，红军依靠有限兵力和简陋武器，配合群众支援，击退了湘赣两省敌军的进攻。后来传诵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正是那场战斗留下的历史记忆。
张平化在现场朗诵《西江月·井冈山》，山风吹过哨口，声音时断时续。毛泽东没有停留在诗句本身，而是不断询问道路、村庄和群众生活的变化。对他来说，故地重访不是为了寻找旧日气氛，更重要的是看革命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了什么样子。
下山途中，车辆抛锚的小事，反而让随行人员印象深刻。有人急，有人担心行程耽搁，毛泽东却只关心水箱缺水这个具体问题。他把自己的饮水拿出来，并说：“小病，治治就行。”司机重新发动成功后，车队才恢复行进。
5月29日，毛泽东准备离开井冈山。老红军、群众和当地干部聚集在驻地前坪。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
“袁嫂子。”
听到这个称呼，谢梅香眼含泪水。她是袁文才的妻子。1927年至1928年间，袁文才曾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几十年过去，称呼没有变，人的容貌却已被岁月改写。两人握手时，周围的照相机不断按下快门。
离开前，毛泽东多次向送行群众挥手。车子驶入山道，身影渐渐被弯道遮住。井冈山的生活条件早已改变，道路也比当年宽阔许多，但黄洋界的炮台、八角楼的旧址，以及那些曾经在山间行军的人，仍然把不同年代连接在了一起。
这次井冈山之行，毛泽东还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诗稿没有立即公开，后来才为外界所知。车坏了，可以加水；道路旧了，可以修整。真正没有被轻易改变的，是那段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