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
书名：《直到我们相遇》
作者：蔻蔻梁（梁春雪）
ISBN：978-7-5113-4015-3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定价：38.00元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试读篇章】
从此不和自己打架
你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吧：总有人会在某场久别重逢之后对你说“你变了好多”，或者“你一点儿也没变”。
无论听到哪句话都好想辩驳：哪里哪里，我根本一点都没变好不好，只是你以前没有见过我的这一面。又或者：哪里哪里，我根本已经很不同了好不好，只是懒得被你发觉。
任何一种辩驳，其实我们都只是在恼怒交浅言深，恼怒别人对自己的粗暴判断，然后“bia！”把一个标签贴在了你身上。
你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吧。无论你是什么星座，都会深刻地觉得：哎呀，我好分裂啊，我好两面啊。双鱼座和双子座理所当然地过着双面生活，其他星座的人则只好在星座微博的鸡汤里猛点头：
有时微笑，不过是为了掩饰伤心的泪水；离开你，不过是表达对你最深刻的眷恋；在烈日下奔跑，却渴望树荫下的停驻；在白天醒来告诉自己要加油，却在夜里黯然寻求安慰；在人群里狂欢，却更喜欢离群索居的自己。××座的你，是这样吗？
然后，就会有23781个转发，345条回复，6420个赞。
140个字里，说不尽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也说不尽佛教里的真我、大我和妄我。可人人都在纠结—纠结别人不了解自己，是因为表现出来的这个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目前这个自己不是想要的那个自己。绕口令一样的一堆话，仅仅是写出来，都觉得心有千千结，死也打不开。
于是就有了“寻找自我”的冲动。一厢情愿地认为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一定藏着一个“另外的自己”，过着一种不纠结的快乐人生。
时下流行的，是从旅行里寻找“真正的自己”。这句话，我只赞同一半—旅行的那一半。
我的第一本旅行书《辞职，去旅行！》里被传播得最广的那句话是：“其实，旅行教给我最大的一个道理是：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人，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让这个世界显得纷繁复杂又有趣，让理解他们的人有共鸣，不理解他们的人有话题。他们是苦行僧，是赌徒，是艺术家，是商业巨子，是农民，是隐居者，是灵修者，是城市漫游人……不旅行，我就无法遇见他们。”
作为一个故事收集爱好者，我一直相信旅行是在观看别人的人生。这种观看，与其说是在旁观，不如说是在挖掘自己的潜在身份：在通过对别人的赞同和否定的同时，洞悉自己到底在要些什么，不要些什么。通过这样的比对，明白自己到底“是谁”和到底“不是谁”。
人们总是更喜欢旅途上的那个自己—包括我在内。那个自己似乎更开放也更包容，更容易快乐，更少需求。我们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但人并不总在旅途上，事实上，我已经行走了地球上的50个国家，但这也仅仅是我人生里十分之一左右的时间而已。如果说只有旅途上的那个自己才是真实的，岂非另外这十分之九的时光里，我都被一个虚假的蔻蔻梁谋权夺位？人生貌似也不至于那么悲惨吧。
我曾经被自己狠狠地搞糊涂过。
为什么可以在旅行中一再误车误机也还是很开心，在工作上却几乎是吹毛求疵的零容错率？
为什么明明可以用两条牛仔裤就能在外头行走三个月，却还是有快要爆掉的衣橱和鞋柜？
为什么啃大馒头都觉得好香甜，却还是在米其林三星的餐厅里挑剔小牛胸腺下配的烩饭没有用真正意大利北部的米？
为什么在10美元一个铺位的混合宿舍里都有黑甜梦乡，还要馋500美元一晚阿丽拉的苏里大宅？
……
这种句子还可以继续写出100个来，不写，是因为被一个反问打倒：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过逗号之前的那种生活，或者说，以那种方式生活一辈子？例如说，就在老挝过一辈子好了。
莫说一辈子，可能一年都做不到。仔细想来，啃馒头……可能一个月也做不到。无论你如何宣称自己不沉醉于华衣美食，又如何不是那种追逐名牌的姑娘，你也必须承认，美好的东西并不因为它特别贵，但也一定不会因为它特别便宜—唉，还是好爱衣柜里那条Diesel的露背裙；过尽千帆之后，真心觉得CK的内裤就是要比别的牌子更舒服一些；10厘米高跟鞋的确会让宴会上那个帅哥多看我一眼……还有，华侨城那家菠萝包虽然比别家都贵，那是因为它比别家都好吃；华香鹅老板阿水家的烧鹅就是皮脆肉香……还有，肯尼亚奢华的长颈鹿庄园一定是我人生最闪亮的记忆之一。
也行，那就过逗号后面的那种生活吧，以那种生活方式，过一辈子！唉，莫要忘了巴厘岛最难忘的晚餐是在农民马德家吃的那顿只有一个荷包蛋的饭；包里那支不舍得用完的笔是在埃及5块钱买回来的，比万宝龙好写一万倍；伊朗一块钱一个的冰激凌能把哈根达斯比到尘埃里去……还有啊，露宿在阿尔勒的喷泉下不是个很美妙的夜晚吗？敢说从西藏和牛羊一起坐军用运输机回成都不是最值得铭记的飞行经历？
是的，美好的东西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美好的。
为了追寻这些美好，我有时穷游有时奢享，忙着分析到底在哪个旅途上找到的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哪怕在第一次欧洲之旅，在连吃三明治都要选便宜的吃的年纪里，我都宁可承认自己是个城市娇气小公主，当然，是落难那种。直到这次老挝之行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虽然言之凿凿地爱上这个多元的世界，却忘记承认一个多元的自己。
想我进可听懂伦敦西区的《歌剧魅影》，退可在庙街街头听粤曲；豪可用伊比利亚火腿当零食，抠可吃老挝肉末米粉一整周。那么我到底是一个女神，还是一个女屌丝？到底是一个工作狂，还是一个散仙儿？到底是一个小公主，还是一个女民工？到底是个都市拜金女，还是一个淡泊森系妞？
无数标签飞舞，选哪个贴上，都心有不甘。标签自己互相打架，然后我和所有标签打架，不是不累的。
可谁规定了人非贴标签不可？即便要贴，谁规定只能在身上贴上一个标签？又到底是谁制定了这些二分化的非黑即白标签？
四处寻找元凶，才发现：是自己呀。为难自己的，原来一直是自己呀。
人以原石的形态出生。在旅途中也罢，在自己的城市里也罢，每度过的一天都在我们身上打下一个小小的锻造印记，改变一点点形状。有些我们引以为荣，有些我们不怎么喜欢。有些勇敢的人敢于反叛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印记和形状，切除它们，割开它们，扭曲它们。我没有，我怕疼，我选择接受它们。
正如拍照的时候很明显地知道，我正面比侧面好看，左半边脸比右半边脸好看，但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许多短下巴侧脸照和眯眯眼右脸照。纵然我把这些照片都扔掉，也还是不能反对右半脸扎扎实实地长在身上，也不可能把站在我侧面的人眼睛都戳瞎，所以我选择接受自己不是个无死角美女。
接受之后，就容易快乐了，就不纠结寻找所谓“真实的自己”或者“更好的自己”。庆幸自己是个“极其分裂”的多元人格吧，好或者不好，每一个存在的裂面都是“真”的。立方体一定比矩形丰富，钻石之所以璀璨是因为多棱多面，一个“萝莉文青屌丝型女神美眉王”，一定过着一个六倍人生，赚到了。
有一天，临死前，我会把女学生、女作家、萝莉、女强人、女屌丝、女神、森女都聚在一起，到时候可能还会找到师奶、女文青、家庭主妇、阿婆、女博士、女导演、女流氓……女总统……谁知道还会找到些谁呢。我会和这群蔻蔻梁聚在一起，对她们说：“嗨，我们总算相遇了。”
一个人 + 呼噜声
下午6:30的班车，我5点就到昆明的国际车站了。即便这样，已经有半车人半躺在了窄窄的卧铺上。
车上多操各种口音的中年男女，都不像旅行者，都各有生意的样子。我对在边境做生意的人总是有种特别的感觉：他们必定都是大不容易的，才在夹缝里头谋了生路，而且必定又是有本事的，才到国外去工作。
半晌，上来两个巨大的美国人，那些过剩的营养好像随时会从他们紧绷的皮肤里迸发出来。可怜的美国人，他们的躯体大得连经过两个铺之间的过道都必须侧着身子才能把自己运送到后面去，这小小的床铺又如何放得下他们的躯体？欢迎来到亚洲，兄弟。
我在上车前就热络地跟司机套了近乎，于是他把我安放在卧铺汽车的第一排。脚丫子正上方就是空调换气孔，吹得我脚丫冰凉。换气孔后面就是屏幕，这个铺位在中间一排，又是上铺，所以是距离电视最近的，也就是说，是全车拥有最佳娱乐享受的一个位置。
心里总是有点惴惴，昔年在泰国大巴旅行时被盗的记忆还新鲜地冒着热气呢。企图把大包放在床铺上，怎么看，这个床铺都不能放下一个包和一个我。暗自向上苍祈祷了一阵，咬咬牙还是把包放到货舱里去了。亲爱的旅游大神，请你保佑并没有一个贼会不辞劳苦地住在货舱里，然后慢条斯理地翻开每一个旅客的背包。
只在下午三点多吃了一碗米粉，所以打算靠包里的两个鲜花饼度日，不吃晚饭了，省得夜长屎尿多。我倾向于在长途车上进入冬眠状态，变成一个人茧，连中途放风松动筋骨都不去。我的理论是肢体享受过自由之后就很难被安然禁锢了，所以不如就这样，以最少的活动量，把乘长途车的痛苦缩减到最低。如果中途因为屎尿的缘故要离开座位已经足够痛苦，何况还是要离开一个卧铺，而且还是一个上铺。
长途汽车是最有旅行感的交通工具，其次是火车，再次是飞机。在各种摇晃和停顿中看熟悉的世界一点一点逝去，陌生的景象一步一步临近，你会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离开”和“到达”。而乘坐飞机就像被土匪抢了亲，昨天才跟“员外”吃饭，今天已经变成“压寨夫人”。那种角色变换太快的感觉让人非常恍惚。
车一开就开始放录像，《大胃王》，潘长江主演。我的最佳位置瞬间变成了最佳屠宰场。潘长江的脸和夸张的演技把我折磨得愤怒无比。他声声吼着：“老婆！老婆！！！”往嘴里拼命塞德国肉肠的那一幕，在我看来属于恐怖片的范畴。
晚上10点的样子突然遭到冰雹的袭击，乒乓球一般大，劈头盖脸一通乱砸。车顶乱响了一阵，几十秒就过去了，又扮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
我心里还是很忐忑，这就一个人上路了？
车里的鼾声让人觉得也许夜里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些鼾声是这些男人（又或者女人？）的灵魂，在他们的肉身睡着以后，它们就出来应酬社交。它们一定在说什么，否则怎么可能连鼾声都带着节奏和情绪。这些鼾声听起来都是肥胖的，笨拙的，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把我最后的一点睡意都挤走了。
每一次车停下来，司机都要残酷地打开所有灯，大吼大叫着：“上厕所啦，上厕所啦！！！”大家嘟哝着穿鞋穿衣，然后下车。我是人茧，丝毫不动。大家都带着他们的鼾声鬼下车了，车也不晃了。恍惚中经过了西双版纳，经过了景洪。又一次车停了，车窗外还是黑的。司机说，我们要在这里停两个半小时。我心头一甜，终于睡着了。
一个愁脸的湖南小子 + 一场跨国纠纷
直到月亮沉下去之前我还在挣扎：到底应该一过中老边境就下车，想办法找辆车从老挝的西北部小镇芒新开始这次旅行，抑或直接在车上一路抵达琅勃拉邦。
清晨到了位于中国边境的小镇磨憨。旁边停了另外一辆车，车上写着“会晒”。从地图上看，它跟芒新似乎是同一个方向。
“师傅师傅，你们车经过芒新吗？”我问。
开车的师傅说不经过。我走开，又绕着它走了一圈，上面有“南塔”两个字。南塔就南塔吧，从南塔换车再往西去芒新，也就不远了。
于是，一手搂下卧铺上的细软，一手拽着灰突突的大包，像投奔新政党一样投奔到新车上。昨晚买的一瓶水纹丝未动地弄丢了，这是我买的水的必然命运，任何一瓶，都是丢。
这辆车比我坐过来那辆要豪华得多，车厢里一左一右，看起来是两张巨大的单人床。我“哇”了一声，司机斜了我一眼：“那都是双人床。”
只不过车上的人也是运气好，这辆车加上我总共不过六个人，一个小姑娘，一对老夫妻，一个美籍华人男人。后来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又钻出一个男人来，再后来知道他是个船员，跑澜沧江到泰国的货运。我问他：“那一路美吗？”他挎着他的黑色珍珠鱼皮包不置可否：“美，什么美，都是竹子和水。死穷的鬼地方。”
中国边检是一栋崭新的小楼。它是花花世界的一个句号，当然，那时候我没意识到这点。
我并没有办理健康证，老实说，我并不相信没有这个所谓的“健康证”，真的能让我卷着铺盖打道回府—虽然司机表现出无比的担心来。到了防疫关口，无论如何装可怜，哀求，都不许我过。最后工作人员指了条明路：去旁边那个粉红的小楼房里，40块钱，5分钟办一个。
后来，后来我就用40块钱证明了自己的健康。
老挝边检和中国边检比起来有些差异。两个窗口，一个负责办理落地签证，一个负责给已经有签证的人盖章。所有人自动自觉地在自己的证件里夹钱，这就是传说中过关时候要给的小费，而我并没有老挝币。
珍珠鱼皮包船员大哥排在我前面，他拿的是边境证，一个蓝色皮的本子，类似我们的港澳通行证，作用也几乎相同。他夹了两万基普递进去，神奇的是对方竟然还找他一万。他转身把那一万基普塞我手里，说：“这个送给你了，没有的话你过不去。”
我还没反应过来，副驾驶大哥从后面神出鬼没地伸出手来，拿走了那张一万的钞票，换了张两万的，说：“你拿护照的人，要收你两万的。”果然，签证人员理所当然地把我的两万收走，然后开始细细端详我的护照。
“去哪里？”
“琅南塔。”我说。
“去干什么？”他问。
“……玩。”我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翻译过来。
“你去琅南塔可以去办理一个暂住证，或者办这种签证，多次往返的，三年的，六年的。”他很热心地教导我。
“能给我30天停留吗？”我小心翼翼地要求。我可不想只被批准在老挝停留15天，再花每天两美元延期逗留。事实上两万基普果然是物超所值，他不但教导了我如何办理多次往返的签证，还很爽快地盖了章。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在老挝停留30天。
过了关就是老挝的磨丁镇了。关口处许多大货车，运一种类似薏米那样的谷物，据说八宝粥里用的就是它，又据说中国政府给老挝农民发这个种子，让他们种，然后再回收。
大巴的货舱里有好些鸡蛋和橘子。到了下一层的老挝海关，两个司机就自动自觉报关交税去了。副驾驶司机对我很好，什么都带着我去看。他说：“希望那边只有一个人过来检查，那样我就给他一个红包，比打税还是便宜些。”
他的希望落空了，对方不但不是一个人过来的，甚至是三个人过来的。这10来箱子鸡蛋和几箱橘子一共花了25万基普的税费，司机嘟嘟哝哝地抱怨：“20万都不肯。再这样，赚个屁！”
才过海关，车就在一个四川人开的餐厅门口停下。帮餐厅的人带一点货，收100元人民币的手续费。这次轮到餐厅的人着急了：“这点东西要100块，下次不找你们的车了，找别人的车才收80！”司机没当一回事，点支烟继续走。
山路多弯，倒是平整。
“你去芒新玩什么？”司机问我，“干脆跟我去会晒，很好玩，有个赌场，大，豪华，很多人去赌。”
我问了两句赌场的事情，然后认真地按照书里对芒新的描述向他解释为什么非要去芒新。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不会是记者吧。”
瞧，毕竟是跑江湖的，对不对？
天气很奇怪，有太阳，但总隔着一层灰。穿一件不冷，穿两件不热。山路两边经过一个一个村庄。某个弯道迎面走来四五个裸体小男孩，一手拎着潜水眼镜，一手拿着树枝做成的渔枪，屁股后面挂个小竹篓。
村庄里干什么的人都有，盖房子的，整理稻草的，打水的。一个女孩在一根竹竿水管的滴水下洗头，竹竿从山上引下来，可能是山泉。某个村庄正在大摆筵席，三四十号人围坐在桌子前，可惜我在车上，否则这种热闹必然是要去讨一点吃的。
接近正午的时候，司机把我放在路边的一个汽车站，他让我自己去打探从这里能不能找到去芒新的车。进去转了一圈，一个老头子对我说：“No, no, 芒新，bus-stop, center. dukduk center.”
东南亚口音的英语是我的强项，我很顺利地揭开了老头子的话的意思：没车去芒新，要坐嘟嘟车去中心车站。这里所谓的嘟嘟车（duk duk）其实就是书上说的双条车，菲律宾也常见，就是小货车，后面车厢里有两排座位，什么风景都看不见，遇到路烂的时候能把前世今生的记忆都给抖出来。
嘟嘟车要价四万基普，才肯把我载到琅南塔市中心的汽车站。我当然知道贵，但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知道，随便还了个三万。对方点头了，打电话叫来另外一辆车，伸手拿了我三万，给了那个司机两万，我就被这样坦荡地卖了猪仔。
坐上熟悉的双条车，从车尾看外面干燥的道路和两边的竹楼，这一刻开始，我的身体正式进入东南亚调频。伸手看看自己的指甲缝，已经顺利地蒙上了一层黑边。搓搓脸，嘎嘎直响。
旱季的问题就是灰土大，大得所有东西都灰头土脸，人、房子、树木，连河流都是灰头土脸的。
车开五分钟，路边有个风骚少女拦车。以当地的日照，她算得上白净。圆脸上一双狭长的眼睛，眼角上挑，身上穿着牛仔裤和现代的T恤，颇有两分珠三角工厂女工的样子。司机见到她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搓手搓脚的。
少女大大咧咧地开了驾驶室的门，坐到副驾驶位置上。我还是坐在车厢后斗里体验自己的东南亚风情，把外套的帽子扣上，好让头发多少干净一点。
终于来到了正确的车站。车站旁边一个巨大的“金龙夜总会”，也就是国内小镇里的夜总会样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空旷的车站里它显得有点大气派。夜总会还没有营业，门口一张夹板资客台，还是80年代的款式，它和玻璃门一样，蒙上了厚厚的灰，看起来好像已经歇业很久了——当然，它不是。
车站里一个日本女孩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是一个圆脸的男……不知道如何称呼，叫他男人吧，一张娃娃脸和宝盖头的发型又实在不像。男孩？又有点超龄了。
他要去江布卡——听了这个地名，我还以为遇到了高级玩家，毕竟江布卡才刚刚开始发展啊。他说他是来找点事情做的，支支吾吾说了半天，原来是湖南人，在家找不到什么好的活计，于是来老挝看看有什么山珍或者农产品能够弄回去倒卖一把，也算做门生意。
他愁眉苦脸地跟在我身边，说琅南塔的无聊，生活的不易。我以吃饭为名挪到了车站的Two Sisters（俩姐妹）餐厅，不多会儿，他也来了，站在我身边吞吞吐吐的样子。
“一起吃饭？”我只好邀请。
“我刚吃过了。”他说。其实他只是想找人聊天，在琅南塔几天，把他憋坏了。什么去看竹子造纸啊，看村庄啊，对他而言都没有半点意思，他还是在固执地想着要倒腾点什么东西回去卖卖。
他只有一个小背包，看着我的大包，又开始自己在一旁替我发愁。
我吃了这段旅程里第一碗老挝牛肉米粉。真不赖，汤清甜，许许多多的香料，牛肉很老，却至少都很实在。
一只猫在我身边绕着，时不时给它一块肉，就这样，还吃不完碗里的那些，当然，也是因为它们实在太硬。配牛肉汤粉吃的还有一筐生菜，我爱里头的薄荷。
那个愁眉鬼在我吃饭的整个过程中抱怨：“实在吃不习惯。生的菜，吃不习惯。米粉，吃不习惯。实在吃不习惯。”为了对抗他的抱怨，我又故意吃得更香了一些。他见我吃得香，更愁了。
12:30，更多人涌上了前往芒新的中巴。我庆幸自己听了日本妹的提醒，早早就上来霸占了一个位置。两个日本妹招呼另外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赶紧上车。这个东方版本的小嬉皮士让我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判断出他的国籍，很黑，瘦，半长的头发，脸上是友好而羞涩的表情，下身穿一条所有嬉皮士都会穿的宽大裤子，大概是黑褐色中又夹杂着朱红，朱红中又泛着砖黄。当然，我没有办法判断那些多余的颜色到底是裤子本身的，还是来自外面的世界。小嬉皮士的上身穿着一件同样让人不敢断言颜色的衣服。它是扎染的，还是只是图案掉色晕开了？是旧了，还是做旧的？他把一个腊肠形状的赭石色布包扔到车顶上，然后背着一把吉他上了车。吉他、流浪、长发、脏衣服、干净的笑容，这五要素实在是太经典。
又有四个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牙齿被槟榔染得漆黑的人要上车。车里只有两个空位了。司机是个面目和善的中年男人，头发浓密得像一顶假发。他满面堆笑地向我们做出“往里挤一下”的手势，企图在每排的三人座挤下四个人。所有的人都使劲儿摇头表示不肯。
最后，这四个人神奇地都挤到最后面那排，生生在最后那个三人座挤进去五个人，脸上还一片安详。而原先就在后座的那个可怜的人只好一脸茫然地看着窗外，努力让自己的体积变得越来越稀薄。
车才出车站不久，又在一个四川餐馆前停下来。一对四川夫妻拦下了车，女人手里抱着个孩子。三两句老挝语之后，四川男人开始暴跳骂娘。
女人一边用尖利的老挝语冲司机大骂，一边在司机尝试解释的时候扭头用中文向车里的我们嚷嚷：“我第一个买了票，因为有娃不方便，所以说好了在这里上车，怎么就没有我的位子了，怎么就没有了！我的行李都放在车顶了。”
她忙着说老挝话的时候，小嬉皮忙着把她刚才说的川普翻译成英文，以便让日本妹们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当男人又开始骂老挝司机的时候，小嬉皮也很敬业地翻译着。我忙着听老挝话、英文、四川方言、普通话，同时反应过来：小嬉皮是中国人。
司机尝试掏钱出来赔偿，女人不干。司机只好再次冲车里的人一次又一次堆着笑做出“往里挤一挤”的手势。车里的人在我身边那个美国胖女人的带领下喊起了口号：“One ticket one seat, one ticket one seat.（一票一座，一票一座。）”
事情就这么僵在那里。
男人开着摩托带上女人和娃掉头就走。好脾气的中巴司机开着车载着一车人跟着他们回了汽车站，一路上连个抱歉的表情都没有，反而像是遇到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一样，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车里要么是老挝人，要么是来了老挝许多天的人，对这样的故事和拖延已经见怪不怪。
我又一次见到了金龙夜总会和愁脸的湖南小子。
“嗨！我又回来了。”我冲往车里探头探脑的湖南小子打了个招呼。一如我所料的：他更愁了。
负责卖票的胖姑娘似乎是这场纠纷的负责人。她啪啪啪啪地拖着人字拖走过来，左右看看后，冲所有人做了个“往里面挤挤”的手势。车里又响起“one ticket one seat,one ticket one seat”的口号声。
最后，在大街上死活不接受退票赔偿的四川夫妇骂骂咧咧地接受了一个让他们满意的钞票金额。在他们各自操着四川方言、普通话、老挝话，向车里的人解释，向车外的人抱怨后，扛着他们那个年幼无知但是从小就介入跨国纠纷的娃娃，走了。
老挝，以及其他类似的东南亚国家的小镇上，由于恶人的水平还不高，作恶的手段也比较单一，所以还是很好对付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做恶人，和善一点的方式是一口咬死，跟牛一样倔强，所以对话经常是这样
发生：
去×××多少钱？
一万基普。
不干，五千。
一万。
五千！
好吧。
又或者是：
我要洗热水澡！
五点之后才供水。
为什么！凭什么！我就是要洗热水澡！
没有。
我要洗热水澡！现在就要洗，我现在就要洗热水澡！
好吧。
荒凉的市场 + 讨厌的『艳芬』
车子终于驶向芒新。
此时正值旱季，所以路边的小河深深地切下去，变成小溪，两边的高山好像一个头发茂盛油亮的长发姑娘却突然长了癞痢。有些地方是高耸的季雨林原生林，大树使劲儿往上长，直到几十米处树干才冒出一点树冠来。灰白色树干的是龙脑香树，一大条一大条地从天上挂下来。它们的底下是低矮的树木，再下面是灌木，都是忙不迭地就长出一堆树叶来，拣一点大树漏下来的阳光好过日子。
但这种景象很快就会被一块光秃秃的山地打破。这些秃地上长着橡胶树的小树苗，或者正打算种上橡胶树的小树苗。中国的橡胶公司向老挝村民赠送树苗，然后向他们灌输种橡胶能致富的信息。成片的原始雨林被砍伐，变成单一的经济作物。这还是在南哈河保护区。
到了。
芒新的汽车总站脏得离奇，或者更确切的理解是这些公共汽车和双条车只是借用了某个脏地方作为停靠点而已。
在垃圾的深处是一些旋转木马之类的儿童玩具。喜羊羊和灰太狼一脸灰尘地安装在一个大弹簧上，在满地的塑料袋和塑料瓶子上空一动不动。
在某些国家里，这就是一个谋杀弃尸案的现场。
到处都是灰。
在旱季，整个老挝都是灰，雨季的时候估计好一点，不过会变成泥泞，至少不会飞扬起来祸害我过敏的鼻子。
才下车就看到两幅海报，邝飙的画风，都分上下两格。一幅上面画着一个罂粟的果实假装要和一个男人谈恋爱，下面立刻就变成罂粟把男人的人头给吸过去了，看起来好似清朝的血滴子。另外一幅上面是一大家子人欢喜地种植鸦片，并且幻想能赚到很多钱，下面立刻就是他们全家面黄肌瘦，或者是死掉，或者是被关在监狱里的样子。
芒新以前是鸦片重镇，距离这里不远的更谷曾经有六个巨大的鸦片加工厂，后来老挝政府严打，现在都停产了。
住处是一个很美丽的木屋旅馆，坐落在一大片草地上，木屋的瓷砖地板也很让人赏心悦目。
唯一不让人赏心悦目的是这里的那个管家女人，用“令人讨厌”这四个字形容她也不过分。她长得像一个“艳芬”或者“阿华”，脸上永远流露着厌恶什么的表情。
每次向她提出要求，甚至不是要求，而仅仅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她一定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No. 这时你必须把问题使劲儿重复上四五次，要一次比一次凶，她才会摆着更难看的脸，蹬蹬地去完成你的要求。那副气势，完全是要冲你下蛊的样子。
旅馆出门不久，就看到一个“湘南餐厅”，虽说出门才一天，在这里看到中文字却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像看到什么稀罕事物一样，忙不迭地用相机拍下来。不出两分钟就有点自己给自己下不来台阶：湘南餐厅、四川餐厅、重庆饭店、好味来餐厅……一条两三百米的主街上，凡是看起来像个正规饭馆的都是中国人开的，老挝人的所谓餐馆多数不过是个棚子，卖点米粉，卖点烤鸡肉，卖点木瓜沙律。
除了餐馆以外，中国人还在这里开百货店、超级市场、日杂店、旅馆，用后来认识的我的芒新导游Keo的话来说：在芒新买的所有东西，除了吃的，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人手里买过来的。
到达的这天是周日，街上的一切都关着，只有鸡和狗在这里横行。后来我才知道一切都关着的原因不是因为当天是周日，而是因为……它是和往常任何一天都没有不同的一天。所以，如果一切都开着才叫见鬼呢。书上说这里现在越来越讨人喜欢，我才下车五分钟已经开始疑惑：那么，它以前是什么样子？
临近晚饭时间，老市场倒是还“开”着。
其实市场本身早成废墟了，空荡荡的一大块布满牛和垃圾的土地，几十根柱子撑着的一个铁皮顶棚，荒无人迹。倒是顶棚以外有一些水泥台子，按照一般市场的规划排列，可以想象这几个水泥台子在过去应该是肉铺。现在依然是肉铺，只是转卖烤肉，有各种内脏、各种奇怪小鸟，还有一些腌的蔬菜，一些笋之类。
市场门口有四五个水果档，四五个蔬菜档。一个矮胖的男人守着一个玻璃柜台，柜台里赤裸裸地摆放着各国钞票。除了银行以外，他是这里唯一一个可以换钱的“店”了。
市场墙外边角处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芒新手工艺品市场，由老挝—德国机构联合建设。牌子也快烂成回忆了。
关于主市场，书上也有一段相当迷人的描写，而它显然担当不起这样的描写，仔细看看，原来前面有“曾经”二字，什么都是曾经。
24小时以前，我还背着包上卧铺大巴；24小时之后，我像个游魂一样飘荡在烤肉的烟火气里，干燥的尘土里。这里好像隐藏了很多东西，只是我还没有找到，只是……我很累了。
不必认真 + 周围村落
早上起来，外面都是雾，颇有两分凉意。
街上也都是雾，一只母鸡率领着一群小鸡奋勇地从土路的这边冲到另外一边去。也并没有摩托车在路上走，不知道它们在奋勇些什么。
没有什么目的，于是走到镇上的旅行办事处去问今天是否有去附近徒步的团。那个仅仅会说一点英文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答案大致是这样的：No, today no, tomorrow no, after tomorrow no.today no.（没有，今天没有，明天没有，后天也没有。今天没有。）我觉得他只需要会五个英语单词就可以应付这份工作了。
接下来我问他到底为什么没有，是不是因为这个季节没游客，那么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通知我等等，他都只是站在那里好脾气地摇头。
只好找他要了份地图，指着地图上一个地方问：“去这里，是出了你们的门以后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我两条胳膊轮番挥舞得呼呼呼的，眼神也使劲儿疑惑了。可这个男人会说的只是：Yes, yes, 然后手指一边在地图上划，一边猛点头：Yes, yes.
我只好用了更笨的方法，嘴里说：China——因为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在去中国边境的路上，然后走到门口，左手往左边一指，说：“China, yes? ”又换了右手往右边一指：“China, yes? ”那个男人说出了第六个英文单词：“Sorry… ”
书上说老挝的国民特性有两个：第一，老挝人总是要告诉别人和自己：Take it easy, it'sOK. （放轻松，一切都会好的。）所以什么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何必执著呢；第二，老挝人实在无法理解一件事情如果不含有娱乐特质或者娱乐特性的话，还有什么必要去做它。所以所谓工作当然也不能严肃认真，否则多么失礼。
我来老挝第三天，就决定放弃较真儿了。那个地方，不去了，去另外找个团参加一下就好。
抄起地图就走，没想到他还会另外两个英语单词，只听他清晰无比，又略带歉意地说：“Three thousand.（三千）”翻翻钱包，只有两千，递给他，他也带着歉意收下了。无所谓啦，take it easy，it's OK.
走在路上，我一直在纠结：到底是就这样随便走走，还是找个单人天价团？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找个天价团参加一下。毕竟千辛万苦坐了夜班车来的，这地方的人又难沟通，自己能走出个什么名堂呢？
左拐，朝昨晚看见的一个田边小棚子走过去。记忆里棚子旁边写着trekking tour（徒步旅行），既然是草棚旅行社，料想价格总会比房子里的便宜一些。
一路走过去，路边挂着不少招贴画或者黑板报：香蕉苗出售、育种技术培训、灌溉技术培训等，都是中文。除了橡胶以外，香蕉也是中国人在老挝北部大量开展的“业务”，同样地，它们也占据了本应是热带雨林的地盘。
书上把芒新的这种徒步旅行组织写得相当规范，什么一个村子一个星期只能接待两次客人云云，然而这里每个旅馆或者大一点的餐厅都张罗着自己的徒步游，其实都是同一班挂职的向导，遭不同上家“剥削”而已，怎么可能做到组织有序，一个村子一周只接客两次？
和草棚老板几次三番讲价之后，决定开展一个duk duk之旅，也就是坐小皮卡转村庄。我一个人雇一辆车，一个导游，400元人民币成交。我从草棚上跳下来正打算回酒店拿备用电池的时候，duk duk车就来了，一个肥脸的司机臭着脸，把我打量了一番。我没空回敬他，跑跑跳跳地走了。
再回来的时候，草棚老板跟我说：“鉴于你是一个人啊，我认为还是摩托车比较适合你，方便啊，你看，有些地方其他车去不了，摩托车可哪里都能去。”其实我也知道，一定是臭脸司机和草棚老板没谈拢价格吧。
摩托车就摩托车，我其实真的没在乎。何况，那皮卡的座位除了在刚开始的时候勾起了我的东南亚情结以及某些幽思以外，又能比摩托车舒服多少呢？
年轻的摩托车司机已经在等我了，他是Keo，很阳光地露着白白的牙齿冲我大大地笑了一下。
Keo头戴军绿色的大沿遮阳帽，身穿白色的防晒外套，黑灰格子的及膝大裤衩，脸上架着运动型的墨镜，比臭脸司机看起来讲究很多。
“我们第一个要去的村庄，他们做米粉。”Keo的英语有点夹生，但他显然对自己的英语非常自信并且骄傲。这也是事实，再后来我见了他好些朋友，在同龄人里，他的英语水平算很高了。
Keo今年23岁，9岁的时候进了寺庙做和尚，一做就是11年，每天要学习功课，打扫佛堂，学习佛理。3年前他还俗了，接着去了琅南塔接受导游培训，正式成为南哈河国家保护区的一名持证导游。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在不带客人的时候要帮助父亲干农活。他很喜欢做和尚，虽然每天的工作比较繁重，也没有肉可吃，但那毕竟是他唯一可以接受教育的地方。
米粉之村Siliheuang是个泰诺族村庄，又叫作北泰，属于老泰族里的一个分支。虽然老泰族和老挝的主流低地民族“老龙族”关系密切，但是他们始终拒绝融入老龙族的主流文化，想根据细微的部落特征把自己区分开来。
跟老龙族相比，老泰族更信奉神灵。我们的摩托车所停的位置旁有几根竹竿立着，就算是村子的门口了。竹竿上拴了个风车一样的东西，旁边还悬挂着个像木头小人的小柴火把。
“是什么？”我问。
“神灵。”Keo说。
他把摩托车停在村口一户人家门口。我还没有开始适应眼前的吊脚竹楼的模样，就已经开始往隔壁人家探头探脑了。正探着，他们养的火鸡嘎嘎嘎嘎地叫着走过来了。矮而肥的火鸡满脸长着血红色的肉瘤，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非常丑恶的鸡类。它们的表兄弟番鸭也好不了多少，同样是把红色瘤子长在脸上的生灵。造物主造它们的时候一定心情不好——如果造物主给自己造了心情这种东西的话。
火鸡们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一副狗的样子。尾羽张着，屁股大且肥，比狗还可怕一些。我一边唯唯诺诺地后退，一边四下寻找去停车的Keo。但这群火鸡步步紧逼，一直把我逼出门外。在中国农村很多人都养鹅看家护院，也许养火鸡也有比较大的杀伤力，毕竟它们看起来都是习惯打群
架的。
来得有点晚，好些人家已经早早把米粉做完了，只有一个男人还在把成张的粉皮用剪刀剪成细条。做好以后，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我爱老挝米粉，有时候一日三餐都吃它，有时候一日两餐。很清淡鲜美的汤，配大篮子新鲜青菜，一点点肉，吃过以后肠胃很清淡。
村子里有个小学，大概只分大中小三个班。大班的小孩已经非常有学习的样子，每个人有自己的课桌，自己的课本，所有人面向黑板在上历史课。中班的孩子则采取围坐的方式。我十分害怕走近或者拍照会打扰他们上课，没想到老师却是第一个走神的，只见他放下书，课也不讲了，直接出门和Keo攀谈起来。其他小孩则开始冲我做鬼脸，笑成一团。
最差最小的课室，或者说那个棚，属于一群小孩，还在描字呢。一个漆黑的小胖子一边描字一边冲我翻白眼。他就是那种“童年标准配备”： 胖，调皮，学习成绩不好，不过长大以后说不定会变成金龙夜总会老板那样的人，开四五辆奔驰，七八辆宝马。他的同桌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小小年纪已经显示出明眸皓齿的样子。这也属于童年标准配备：漂亮，有礼貌，学习成绩好，班长，老师喜欢，也许全班男同学都追求她，最后却嫁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男人，在灰尘里老了容颜。
小孩子多数四五个共用一张桌子，最靠门口那张桌子上却只坐了一个小男孩，个子很小，很忧郁，谁都不理他，他也不理谁。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的，一直趴在桌子上，趴得很低，低得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摩托车接着开，一路都是水泥路，路两边是旱稻。整个老挝以及边境的部分泰国都还是采取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由于泰老边境今年提前烧山，烟雾随风飘过来，所以整个芒新都有点雾蒙蒙的，看不见蓝天。
Keo的导游方式更像是带我走亲戚。只见他停在一户人家门口，扭头对我说：“看出不一样了吧，他们的房子都建在地上，他们是Hmong族。”这个民族在中国叫苗族。好些人家门前圈出一块地来，不种菜，里面都是刚发芽的小橡胶树苗。
一个穿着火红T恤的男青年怀里抱着一只鸡，我心头一喜，以为他要宰鸡，觉得走地鸡午饭或者有望了，走近一看，却是在给鸡洗澡。他用小抹布把鸡毛一根一根拨开，一根一根擦干净。鸡看起来不是很领情，虽然舒舒服服地待在他怀里，但是眼睛里却是好勇斗狠的神色。对，它是
斗鸡。
男青年养了不少斗鸡，眼下正挨只给它们洗澡。洗完澡的斗鸡很神气，至少比男青年本人神气多了。“趾高气扬”这个词可能来自斗鸡，因为它们走路时脚抬得真是高极了，小脑袋也相当抖擞。两只斗鸡不能走得太近，一时不小心有一只走进了另外一只的气场，立刻都把脖子上的毛竖起来，冲上去就一脚踹过去。
男青年可不舍得让它们打任何一场没有赚钱可能性的架，赶紧冲过去抱起一只远离战场，另外一只则穷追过来，跳、蹦、踹、啄，恨不得翅膀扇起来飞踢。
这些斗鸡当然都是比赛用的，不过都是地下比赛，小青年之间用它们进行赌博。想看斗鸡比赛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四处嗅嗅，嗅嗅，嗅到哪里有风声就走过去。这种嗅觉当然只能依靠古老的海马回以及很多很多的运气。
我原本以为斗鸡的肉可能相当老和硬，但是据说打输了的鸡下场往往就是被吃掉，而且还挺好吃的。这个据说，又让我心里燃起了吃走地鸡的火。
乡村公路两边都是稻田，极其干燥，日光荒荒。
我们接着又来到了泰丹族的村寨。泰丹族，也就是黑泰，以他们衣服的颜色为标志。有女人坐在家门口纺织，那么古老的工具，都是些木头竹子，用手摇纺轮，用手拉织机织布。土布的衣裳看起来很经穿，毕竟一个人一辈子也没几身衣服。
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在纺着线，上身穿的却是工厂批量生产的T恤，头上依然倔强地挽着少数民族发髻。这些工厂成衣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很脆弱也很不堪，稍微一点尘土就让它们看起来非常肮脏和下流。
女人旁边是一个水泥废墟，看起来似乎是房子盖了一半又不盖了，满是碎石砖瓦。就在这样连平整都做不到的地面上，架起了一座很大的纺织机，一个年轻女孩子在熟练地织布。丝丝缕缕的棉线，交织，穿梭。这种复杂的机器到底是怎么被人发明出来的，难道它们不是一出生就应该是工业革命时期那种自动的样子吗？
泰丹族女人是纺织高手，除了最基本的土布以外，她们还擅长用蚕丝线制造出各种复杂细腻的图案，其中又以大菱形图案为主。
看着村庄的周围，感觉他们生活的地方满是垃圾。可看着看着突然就明白了，他们其实是没法打扫的。到底应该扫掉什么呢，塑料袋，瓶子，地上的石头，还是那满地满地的小石头和灰呢？那样扫起来，岂不像一个人企图脱掉身上的皮吗？我眼中的垃圾除了人类生活废弃品以外，其实更多的是泥土本身。我幻想扫掉这些表面的东西以后会露出水泥地板来，站在太阳底下，突然觉得自己很蠢。
老挝迪斯科 + 阳光下的糖
午饭是去Keo家里吃的。Keo和姐姐同住，父母在另外一处屋子里。一进院子的篱笆，他的狗就冲我拼命叫起来。只不过那狗被拴在树根上，看起来还没有火鸡可怕。
院子里放着几块大的晾板，是棕榈树叶编织起来的。在晾板上贴着一块一块圆圆的米饼，巴掌大小，看起来是蒸熟的饭压成的，饭粒颗颗分明，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这是当地的一种零食，晒干之后下油锅，再分成小袋子就可以拿去市场卖，爆米花一样的东西。也有用面条编织成大花的模样下油锅的，如果新鲜，很是香脆好吃。这是Keo姐姐的活计，到了傍晚还会去炸点香蕉。
这是一个被分成两部分的屋子：泥土地的部分是厨房，放着炉灶和农具；水泥地部分的是客厅加卧室，地上铺着许多各色各样的竹席，要脱鞋
进入。
客厅左边墙上有个木头组合柜，大概是中国七八十年代时候的那种样式。柜子里有一台20寸左右的大肚子电视机，一边的花瓶里插着一些假花。靠着组合柜放着一台老款的冰箱。组合柜对面拉着一块花布帘子，帘子内是姐姐的床，而Keo则睡在一进门的那张木头沙发上。
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好些相框，相框之间的蜘蛛网都变成黑色的陈年蛛网了，两姐弟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另外一面墙上是一些泰国和韩国的女明星照片，见我在端详那些女明星的性感照片，Keo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到家的时候，Keo的姐姐正躺在木头沙发上看电视，穿一身花布衣裳，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一堆花布随便放在那里。见我们来，看了我一眼算是打招呼。电视里在播老挝版本的MTV，曲调很欢快，如果这种欢快有名字的话，大致会叫作“陈丽桃”。
我在老挝的日子里，无论再破烂的棚子里都会传来老挝迪斯科的声音，而电视也总是锁定在歌舞频道。是因为喜欢还是仅有，我没问。
老挝在2003年以前是禁止听现代音乐的，因为政府觉得“现代”音乐不是本土化的东西，所以时髦青年都只能听各种途径过来的盗版泰国流行音乐，那些走在时尚尖端的青年，当然可以听一下欧美盗版卡带。
老挝本土的“流行音乐”，也就是我说的老挝迪斯科，其实是属于乡村民谣，融合了恰恰舞曲和博列洛舞曲的节奏，或者把老泰族的蜜糖型旋律改成比较迪斯科版本的——简单说来，大概就是舞曲版的“老鼠爱大米”或者“两只蝴蝶”。所以每次当我看到老挝青年拿着老挝啤酒随着老挝迪斯科摇摆身体的时候，总是想到中国乡镇上那些夜总会里一个DJ在大喊：摇啊摇啊摇啊摇！然后底下的小镇青年们亢奋地挥舞着他们的胳膊，嘴里发出兴奋的呼啸声。
后来老挝政府也软化了，就培育了“本土流行歌曲天后”，她其实是个老挝籍的保加利亚人，走的同样是舞曲风。现在算是老挝的“革命性音乐时代”，到处都是新的乐队，哪里都能听到音乐。
跟在其他地方情况不一样的是，老挝的音乐人还是要下田工作的。他们现在最红的那个歌手，听说回家还要在家里开的那个小旅馆里当前台。这就好比去台湾旅行住店，发现找你要护照登记的人是某女星……如何
是好？
Keo向我展示他的老中字典、老英字典、老日字典、日英字典等等，都是他的客户留下来给他的。对于学习，他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向往。
午饭时间，他向沙发上躺着的姐姐说了两句什么，姐姐面无表情地起身走进厨房，我知道她应该在忙碌午饭，然而却什么声响都没听见。
见姐姐又回到沙发上躺着，Keo就招呼我去厨房吃饭。姐姐不吃，依然在看电视。我和他各坐一张板凳，另外一张板凳上放了个簸箕就是桌子了。
菜全部都是凉的，应该不是现做的饭，内容包括：青菜汤、炒青菜、炒鸡蛋、拌牛肚，每人面前一碗糯米饭。老挝人不在意吃冷的食物，而且也不喜欢人们趁东西还热的时候就急忙忙地动筷子，他们认为那非常没有礼貌和教养。
这点我早有体会。每次吃米粉的时候，旁边的老挝人都会慢条斯理地把薄荷叶子或者其他菜叶子细细摘了嫩的，放进去，搅拌好，再入嘴；我都是忙不迭地呼噜呼噜开吃，成把薄荷扔进碗里，吃到老的梗就呸的一下吐出来。
虽然饿得能吃掉两个汉堡，但我也尝试学着Keo的样子，用手团起小小一团糯米饭，蘸着菜汁慢慢吃。东西很简单，但真好吃。青菜就是青菜原本的味道，糯米饭就是糯米原本的味道。可惜的是主人家吃得很少，我也实在不想露出饿死鬼的穷酸相，只好略吃一点就收住了嘴。
吃完饭后，Keo拿出一个竹子编成的小篓，把吃剩的糯米饭倒回去和原有的糯米饭放在一起，盖好。其他菜也都各自有自己的小竹篓可居住。我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他把菜都收起来了，不过趁他转身的时候，我还是赶紧又抓了两条牛肚塞在嘴里。
中午在Keo家里有一句没一句地攀谈。我的心思还在搞点什么吃吃的念头上，也不记得都说了些啥。
下午走得更远了。途中Keo在摩托车上接到个电话，挂了以后开了一会儿就开始看着右边的稻田鸣笛。稻田边上有几辆推土机，也以鸣笛回应。那是他的朋友，刚才在电话里互通了一下信息。摩托车后载一个时髦中国女青年，在当地应该是挺拉风的一件事情。
道路左边有一堆甘蔗渣子，空气里有被烧焦的糖的味道。停好车，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古老的炼糖作坊里。
他们已经完成了之前的工序，估计无非是将甘蔗榨汁，然后过滤，然后翻煮，搅拌，冷却等等。两个草棚底下有八九个土灶坑，都没有火气了。用完的大铁锅摞成一摞靠柱子立着。
一个草棚下，一个姑娘正在抽出成型的糖之间的分隔板。我蹲下去，假装是对对方的工作好奇，其实是在偷偷抠糖块边边放入嘴。可真好吃啊，浓郁的甘蔗清香，一吃就知道是来自土地的味道，仔细吃能吃出炭火和阳光的感觉。这样的土片糖8元人民币一公斤，真想买回国。后来知道国际包裹费至少要115元人民币一公斤才能寄回中国，罢了。
几个制糖的男人在聊天，他们脚下还有一口铁锅，铁锅里是正在冷却的糖浆。我蹲在铁锅前，伸指头进去抠着吃，吃完以后吮吮指头，又伸进去继续抠，他们也没啥意见。
甘蔗堆在正午的阳光下开始冒烟，噗的一声就蹿出一枚小火苗，火慢慢蔓延到整个甘蔗堆，越来越旺，聊天的男人还是懒得去看它一眼。
摩托车继续上路。这次摩托车离开土路，拐进了砂石路。稍稍往上走到山坡，是瑶族的村寨。瑶族属于坡地老挝人，眼看着村落的样子就不比上午看到的村寨富裕——虽然上午的时候我已经觉得那些村庄很贫困了。
我们停在一户人家门口。看来是接待过游客的，见我来，门口坐着的老太太赶紧进门去披挂起来，穿上瑶族的服饰。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老太太摆出一副“跟我照相，给我点钱”的姿态。对于这样的老人，我是从也难受，不从也难受。
其实老太太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猜想她只是出于礼貌和派头的缘故穿上了衣服。
她把我拉进里屋，屋子很宽敞，也很黑。其实所有村庄的房子都很黑，所以白天大家都愿意坐在门口。
借着门口的一点光，我看见灶台上面的门板上写着好些中文，大门上还有两条言语不怎么通畅的，类似中文对联的字迹。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即便这户人家和中国有关，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使用这种语言的能力了。
老太太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好些瑶族刺绣的针线活。几个女人也闻讯从别的地方过来，围坐在我身边。有些人急匆匆地回家也拿来一些刺绣品向我兜售。
她们的兜售方式都很软，很忐忑，只是不停地轻轻拍拍你的胳膊，让你看她打开的小钱包、小挎包、小挂件、小手环、小帽子等等。但凡你眼神里稍说个“不”字，她们就赶紧换一件给你看。但凡你拿起某一件细细看了，她们一定会赶紧翻出类似风格的让你继续多看两眼。
我从老太太手上挑了一个斜挎包，一顶帽子，实在是漂亮，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虽然是十字绣的手法，但是用色和用线竟然考虑到了渐变和高光。细密的针脚，全都是每一天的日子和活计。
旁边一个半老的女人又失望又落寞，不甘心地，轻轻地把一个又一个小刺绣口袋打开给我看。我不忍让她失望，也买了个小小的荷包。
在这些村寨里买东西，买的都是她们自己的劳动，不会被中间商再盘剥一道。老挝人收入很低，月收入60美元的已经是城市里的中产阶级，而村庄里的家庭，平均每人每月2美元已经能吃饱。
这里家家户户门前都晒着些蒜，比中国的大蒜要小些，后来我从另外一个瑶族男人滕老大那儿知道，这些叫作“小蒜”。
路过一个坐在门口开开心心扎扫帚的男人，他露着一嘴白牙，似乎扎扫帚是他此生最高的成就和荣誉。他门前堆着的那些扫帚仔细看来的确细密整齐，放在日本的商店卖，一把可以卖30美元。又小小地帮衬了一下另外一群做刺绣活儿的女人后，我们继续往前开到一个半山坡上的学校。
也是一所小学，恰值午休时间，全校仅有的三四个老师都围坐在两条桌子前吃零食。零食的种类居然还挺丰富：一两包来自中国的膨化食品；一些腌的萝卜或者生姜；一种很酸涩的果子，用油和蒜做的汁蘸着吃，滋味相当奇怪。
学校就是几所铁皮盖子的房子，四面有墙，倒是比早上看到的学校要齐整些。一名女老师去捧了两大碗凉粉出来大家吃，也是米做的，类似中国的米凉粉。汤是冰的，有点酸辣的味道，热天吃着的确挺清爽，我吃了不少。
沿着山路一路往上走，越走路越小，越走路也越差，然后阿卡族的村寨到了。不知道“穷”这个词语到底有没有底线，穷到什么地步，就连“穷”这个字都配不上了，或者说，就已经离开了贫富这种评判标准
了呢？
住得越高，生活越差，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规律。环顾四周，并无田地，可是即便有田地又种什么呢？
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人冲我笑的村子。即便我主动说sabaidi（老挝语“你好”），也只能换来审视的目光。村里的小孩一脸攻击性地跑出来，伸着手对我说：“Money, money.（钱，钱。）”我摇头不给。他们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并不纠缠，幸好。
村子中央有个水龙头，女人们在水龙头底下洗衣裳，灌水。一个中年女人冷漠地看了一眼站在阴凉处的我，背过身去，脱了上衣，开始洗澡。两个巨大而下垂的乳房就那样袒露在黄沙背景里的清水下，我把眼睛转过去了。
一个本来坐在自家织布的女人冲我走过来，脱下自己手上戴着的手镯，递给我，嘴里说：“Money, money. ”我摇头。她悻悻然地把它们重新套回去，继续回去织布，她的男人则蹲在二楼像老鹰一样看着我。
在阴凉里站了一会儿，我看到一户人家楼下三个孩子围着一个中年男人在舂什么东西。走近去看，发现臼里的是木炭，已经被舂得很碎。男人继续把一包白色的粉末倒进去，奇怪的是他脚边还有一只碗，碗里泡着油和辣椒，也倒了一点进去，接着舂。我向男人比画了一下吃的动作，男人摇头，比画了一下爆炸的动作。是在制土炸药？这时几个小男孩开始赶我，嘴里说：“ Money, money. ”
我实在没有办法待下去，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让我有种被压抑的感觉。到处都是干燥的黄土，蒙尘的植物，不知道哪个门缝里就有盯着我看的眼睛。街道上没有什么人，但我觉得背上落满了眼睛。“走吧。”我对Keo说。他告诉我，男人在做的是土子弹，打鸟打小动物用的。
黄昏了，几个披着橙黄色袈裟的小沙弥骑着自行车快乐地路过。Keo把我带到河边，说是河边，也因为是旱季的原因只剩下混浊昏黄的一
条线。
女人们在河边洗澡，洗衣服。干涸的河床是细细的黄土，在黄昏里漫天飞扬。一丝不挂的孩子们在河床上混战，倒立的倒立，空翻的空翻。小男孩小女孩，都是亚当夏娃的样子。
回到住处发了一阵呆。洗澡水依然是凉的，那个臭脸的女人永远还是只会说No。今晚的晚饭还是米粉，不过我打算买一两串烤肉吃吃，看起来，还不错。
好长的一天。
吃不吃蝙蝠 + 跟手机搏斗
早上6:30，整个村庄的人都醒了。
今天打算去早市，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提醒自己要早点起来。其实根本用不着，整个村庄都是你的闹钟。不但公鸡会叫，连空气闻起来都不一样，对，就是那种我们在书本上称之为“炊烟”的味道。
昨晚在旅馆门口认识一个新朋友Stafania，一个意大利女人，住在纽约十数年了，是个视觉艺术家／摄影师——那个斜杠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她背着一个摄像机，一个5D2，一个1D，一个G11，四个镜头，一个苹果的MacBook Pro（苹果笔记本电脑），以及它们的充电器和电池，共计21公斤。就凭这一点，我确定她不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更加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Stafania很瘦小，齐耳的头发稀疏地挂在腮边，脸上有完整的一大块蝴蝶斑。她有低沉沙哑的嗓音，时常显得热情而焦虑，很典型的意大利人的说话方式。
我们约好了一起去早市。到了早市，里面人真多。我敢担保，在过去两天里我所见到的人加起来都没有早市里的人多。一进门就是新鲜蔬菜的地摊，什么青菜都很瘦小，像Stafania一样，相比之下我显得营养非常好。很瘦小的菜心，很瘦小的芥兰，连茄子都只有我鼻头大，以至于我根本没把它认出来。
唯一肥大的是香蕉花，鼓鼓囊囊的样子充分显示出它作为生殖器的存在。“看，香蕉花。”我给Stafania指了一下，对于一个在纽约居住多年的意大利人来说，这应该是个新知识吧？
Stafania的眼睛越睁越大，越睁越大，顺着她的惊讶我发现了在香蕉花旁边放着一小堆黑色的、毛茸茸的东西。我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是摊主热情地拈着其中一只的脚把它拎了起来，只见它慢慢舒展，张大，瞧，一只蝙蝠，瞧，那里还有一堆蝙蝠。
我向上天发誓，这些蝙蝠根本没死，因为它们分明还张着獠牙冲我笑。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在墙角的洞里掏出过一只蝙蝠——那时候以为它是只麻雀呢！即便没有这个童年阴影，蝙蝠那种天生邪恶的样子也很难让人对它生出什么好感。
我很想知道老挝人到底打算怎么吃蝙蝠。Stafania欢天喜地地说最好油炸，把翅膀和小爪子都炸得脆脆的。瞧，意大利人永远是意大利人吧？
摊主比画着说：“汤，用来做汤。”“蝙蝠汤？”这是巫婆的菜谱吧。但后来一些从帕劳回来的朋友向我展示蝙蝠汤的照片：一只毛茸茸的巨大蝙蝠和青菜们一起卧在汤里，每个就餐的人都双手拎起蝙蝠，向两边拉开它的翅膀。然后店家才满意地把蝙蝠拿进去切块，拼好，再上碟。模样依旧非常惊悚。据说吃起来像很嫩的鸽子。即便身为一个广东人，此时我也被彻底打败了。
除了各种认识的东西以外，早市里就是各种我不认识的东西。我把它们分为视觉上确定能吃的，心理上确定能吃的，以及知识上确定能吃的。
找到这三个圆圈的交集以后，我下手买了两个小粽子一样的东西做早餐。打开，果然是糯米，夹着一片肥肉。一下子全塞到嘴里……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是甜的呢！告诉我，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是甜的呢！趁人不注意，把手里剩的那个偷偷扔掉。我不好意思直接扔掉它，因为对于生活贫困的老挝人而言，这种行为简直就是罪过。
市场旁边一长溜都是各种少数民族的女人来卖纺织品。那些缀在筒裙下面的刺绣长条幅可真好看。
离开了早市，Stafania念叨着不知道能不能遇到她认识的那两个“Cute European（可爱的欧洲人）”，也就是她今天早上在路边打招呼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来自罗马尼亚，一个来自德国。据她说，罗马尼亚小伙子说得一口好中文。Stafania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遇到了，就搭他们的摩托车到处转转，省得自己骑车。这个方法我甚是赞同。
才出早市不久，果然就遇到了。Stafania热情地迎上去，连低沉沙哑的声音里都有两分蜜意了。可惜这蜜意白浪费了，那两个可爱的年轻人今天倒是打算到处走走，只不过是骑车。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让人用自行车搭自己吧？
生意不成仁义在，还是可以一起去喝一杯咖啡的。
老挝的咖啡非常出名。我们四人在路边一个门口有张水泥桌子、几把椅子的地方坐下来。这地方怎么看都像是小卖部——后来知道这就是经验，但凡这样的就是个餐厅，要么可卖米粉，要么可卖咖啡，如果光卖点零食，根本没有必要放这样严肃认真的桌椅。更重要的是，被我当作小卖部的这类商店，其实在老挝大部分地方全都算百货公司了。
老挝咖啡杯子底下有超过一厘米厚的炼乳，半厘米厚的糖，然后才是咖啡。喝的时候猛搅一通，真是生猛的味道。它一旦生气，能够把雀巢的速溶咖啡三拳头打死。
我们一边喝一边聊天。罗马尼亚小伙子仗着自己中文好，非说罗平属于四川。我虽然是个地理盲，却也还不至于在一个外国人面前败下阵来。到最后他掏出iPhone查地图，终于知道自己错了。而他掏出iPhone查地图这件事，就让我在余下的大半天里遭到了折磨。
罗马尼亚小伙子告诉我，老挝的3G事业发达，把老挝的手机卡放在iPhone里面就可以用3G上网，包月40元人民币左右。这倒是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芒新这种小地方，到处都是巨大的3G招牌。
喝完咖啡太阳就老高了。Keo答应今天下午4点带我去一个村子里过节，所以我打算把这期间的几个小时都浪费在那个可爱的旅馆里，只要那个“No女人”不要出现，一切还是很美妙的。
回到旅馆，我把iPhone、另外一个普通的诺基亚小手机、瑞士军刀都搬到露台的椅子上。我伟大的构想是：把小手机里的老挝电话卡掏出来，切成小卡，然后塞到iPhone里头去，这样，就能使用便宜的3G上网了。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真的离开了熟悉的城市文明。这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本来有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跑到移动营业厅里去，让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拿出他的剪卡器，咔嗒一声，一秒钟解决问题。
可这里是老挝，而且是边境上的一个农村。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没有带捅开iPhone卡槽的那根小针。
第一个跑到眼里的是满地的小树枝。我蹲在地上挑了半天，发现能捅进iPhone卡槽那个小孔的树枝大概就跟针一样细。这里天气很干燥，对咯，所以它连声音都没有发出一下，就断在了小孔里。我掏出瑞士军刀里的小镊子，企图把它夹出来。结果除了把它露在外面的部分掐断以外，陷在里面的部分还是很牢固地卡在里头。
我认为，只要再找一个东西去捅它，无非就是隔山打牛的原理，还是可以把卡槽捅开的，于是我选择了牙线棒棒的尖端。但是作为一个塑料的小尖端，它的唯一特性就是柔韧，柔韧，非常柔韧。所以它非常柔韧地把已经塞在了小孔里的小树枝严严实实地压烂，压实，彻底封死了卡槽小孔的每个缝隙。
这时我才开始有点焦躁——凡是一个洞，都不应该被封死吧，虽然不知道封死了它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是你见过哪一个正常的洞是活该被不小心封死的呢？
得找个更细的东西把这些垃圾挖出来……我开始在房间里寻找一个比针还细、但又坚硬的东西……
还是能找到的哦。我的目光恰好就落在了它身上：用来捆绑电线的那种小塑料条。只要把塑料部分削掉，里面可是一条很细的金属丝呢。坐在早晨的阳光和风底下，我开始哼着小曲儿削塑料皮。还没哼两个小节，塑料皮就应声而掉，露出了小铁丝。在小铁丝成功地把堵塞卡槽小洞的树枝渣子全部掏出来后，事情又回到了那个循环上：到底应该用什么把这个该死的卡槽捅开呢？
用这个小金属丝不行，太细，对折它，太粗，对折它以后用瑞士军刀把它敲成小小的？失败。针，我需要一根针，一根针！
只好去找那个根本不想跟她说话的No女人。她果然没有辜负我，我用英文跟她说针，她说no。她也许是听不懂这个单词吧，我想，于是就做出了飞针走线的手势，这次她听明白了，但她还是说no。
No你个头啊！你分明住在这里，你分明是个要搞刺绣和缝补衣服的女人，你怎么可能no有针？！
灵光一闪地，我想起走过某个地方的时候，街上有个女人就坐在门口刺绣呢。去找她！我把iPhone往口袋里一揣就出了门。
那女人果然在，不过她已经绣完了，正翘着腿坐在门口看狗来鸡往。我向她比画了飞针走线的动作，她立刻理解成我要买她的刺绣品，欢天喜地地回屋里拿出来，把它张开在我面前。“不不不，我只是想借你的针而已。”张牙舞爪了半天，她总算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把针拿到我面前，依旧满面笑容。
迫不及待地用针头捅一下，啊，太细，反过来用针鼻捅一下？啊，
太粗！
不要紧不要紧，还有漫长的好几个小时想办法，我不会绝望的。倘若从小就能以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治学和做事，我现在恐怕都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人物了。
回到旅馆又坐在走廊里的木头椅子上，又看到那根该死的牙线棒。既然它的尖端比较细软，杆杆部分会不会比较坚硬？于是我又祭出瑞士军刀，开始削削削……可惜等到它细得足以插入那个孔的时候，它已经跟它的那个尖端一样细软了——而我之前竟然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
不死心，重新削了一根方形的，一根圆形的，但是，它们都—一样—软！这时中学物理老师慈祥的面容出现在我面前，她像过往无数次那样，晃着食指说：“上课不要总是笑眯眯的，要学好物理哦。”
人被机器打败的心情是很沮丧的。不过，在老挝一天有48小时，如果绣花姑娘能够无聊地坐在门口看狗走鸡飞一上午，我为什么不能花足够的时间把一个乔布斯的“苹果”捅开？
我背着手开始在走廊上踱步，从左边到右边是7步，从右边到左边是7步。曹植7步之后就写出了煮豆子的诗词，我走了14步以后就掏出了自动铅笔。自动铅笔有个笔嘴，将它捅进卡槽的小洞洞里，啊哈，开了。
接下来，小手机就淳朴多了，随便摸它两下就把后背整个掀开给你看。我把老挝卡拔出来，中国移动的小卡仔细地覆盖上去，用瑞士军刀好好地把该切掉的边界划出来。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你以为一张SIM卡无坚不摧的时候，随便放在裤兜里就能把它坐断；而如果你认为它很好对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坚硬得恨不得证明“made in 老挝”的质量就是顶呱呱的好。老挝SIM卡实在太难切，太坚硬了。
削平一切旅游者购物意志的瑞士军刀到了老挝，连一个塑料卡都切不断啊。我采取了切、割、锥、掰各种方法，最后，像削铅笔一样细细地把它削成了小卡。我把它削得光滑平整，跟它比起来，那个用机器卡一下就卡成小卡的中国移动SIM卡看起来简直是粗制滥造。
见真章的时候到了。把削好的老挝卡推进iPhone，开机。
iPhone显示“没有SIM卡”。
哼哼，老子现在可是有自动铅笔笔尖的人！于是我又掏出自动铅笔把卡槽捅出来，重新操作一次，还是显示无SIM卡。别说用肉眼观察这张小卡跟卡槽简直是严丝合缝，就算用……用什么眼检查它都是完美的啊。可是，它就是设定了iPhone手机找不到老挝的SIM卡，无论它被切割得如何完美，就是不认！
罗马尼亚人的除外。
新的问题产生了：被削小了的SIM卡放不回小手机里了，而这个老挝卡里还有钱呢！
这时候旅馆的院子里除了阳光什么都没有。没有No女人，也没有阿恰阿恰的少数民族女人。上帝保佑了她们，因为如果她们这个时候出来惹我，我一定会用瑞士军刀把她们削成小小的方形捅进iPhone里，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找到SIM卡。
我怀着侥幸的心理把诺基亚小手机摸开，把削小的老挝卡放进去。失败是意料中的。我采取修电视和修电脑的方法，使劲儿拍了手机几下，又把它关机重启，再尝试几次，只得出了一个结论：修手机和修电视电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刀耕火种的霾依然在天上聚结着，整个芒新的人都不知道躲在哪里，四处都是静寂。草坪上来了鸭子和鸡，我的走廊满地碎屑。
嗯，碎屑。
对的，是碎屑！化整为零的事情能干，化零为整的事情也能干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蹲下来仔细地收集那些被我削下来的SIM卡碎片，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将它们一点一点镶嵌到诺基亚小手机的卡槽里，当剩下的面积约等于小卡的时候，再把小卡往里头一放，在它们通通疯狂弹起来之前，或者在一阵妖风吹过来破坏我的劳动成果之前，赶紧压上电池，盖上背板。开机！
老挝电信欢迎我……
这个早晨到午后都完满了。我可以在东南亚的熏风下吃昨天买回来的那一袋子不甜的龙眼了。
一边咕噜咕噜吐着龙眼核，一边看完好如初的小手机和iPhone安静地躺在身边，一时觉得佛偈都是对的。
去他妈的什么3G，一切都还是不变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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