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说：“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
但现实却是，很多事都被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进步与退步、光明与黑暗等概念，简化为对立的两方，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在历史认知中，这种“二元思维”尤甚。
很多人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光明和进步，就会本能地将与之相对的古代社会想象为黑暗和退步。
比如，一提起“中世纪”，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黑暗和灾难”：政治上，天主教会一手遮天；经济上，贵族庄园封闭落后；文化上，极端反智，愚昧无知。
阅读企鹅兰登的《企鹅欧洲史》会发现，其实这些对中世纪的认知都是误解。
◎误解一：天主教会一家独大，世俗政治被教会压制
实际上，国王代表的世俗政权和教会代表的神权是一种并立关系，相互合作，相互牵制。
神权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论证，提供高级人力资源，提供法律和基层管理；而政权为神权提供基本的政治保护，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资源。并且世俗政权还在自身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传教的任务。
尽管政权与神权总想着压倒对方，但斗争了快1000年，谁也吞不下谁，形成了互相制衡的态势，这种二元结构，反而成为孕育西方文明的母体。
刀尔登说：“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
但现实却是，很多事都被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进步与退步、光明与黑暗等概念，简化为对立的两方，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在历史认知中，这种“二元思维”尤甚。
很多人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光明和进步，就会本能地将与之相对的古代社会想象为黑暗和退步。
比如，一提起“中世纪”，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黑暗和灾难”：政治上，天主教会一手遮天；经济上，贵族庄园封闭落后；文化上，极端反智，愚昧无知。
阅读企鹅兰登的《企鹅欧洲史》会发现，其实这些对中世纪的认知都是误解。
◎误解一：天主教会一家独大，世俗政治被教会压制
实际上，国王代表的世俗政权和教会代表的神权是一种并立关系，相互合作，相互牵制。
神权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论证，提供高级人力资源，提供法律和基层管理；而政权为神权提供基本的政治保护，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资源。并且世俗政权还在自身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传教的任务。
尽管政权与神权总想着压倒对方，但斗争了快1000年，谁也吞不下谁，形成了互相制衡的态势，这种二元结构，反而成为孕育西方文明的母体。
◎误解二：封建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封闭落后
实际上，早在1200年，在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地区，就已经发展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原材料来源于海外，最终产品也远销海外，这是一种分工明确的毛纺织业的贸易网络体系。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可见所谓落后的庄园经济其实早已长出了现代贸易的萌芽。
◎误解三：人们极端反智，而且愚昧无知
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
早在11世纪，就开启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普及运动，地方学校、教堂学校、大学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14、15世纪，欧洲人的文化普及率显著增长。
而且，现代人思维的底色——理性与逻辑，在中世纪的欧洲也从未绝迹。经院哲学巨匠托马斯·阿奎那就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和基督教神学融合在一起，成为中世纪思想巅峰，甚至影响了后来的近代哲学和科学。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其实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史观在捣乱——认为一个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个理由只支持两种结论。但事实上它可能具有多个潜在的答案，多种可能的结论。
“黑暗的中世纪”只是“二元思维”史观的一个典型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历史认知也陷入了二元思维的陷阱中。
比如：农民斗地主，就是把穷富等同于善恶；奸臣模式，就是把忠奸等同于兴亡；革命吞噬一切，则是把新旧等同于好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元思维”史观把丰富的人类文明化约为孰好孰坏的“假问题”，反而遮蔽历史的真问题——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调试，价值与权力如何平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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