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战争幕后策划者，其面目都是模糊的。然而，却是他们制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石原莞尔便是其中的一位。石原莞尔是日本山形县人，父亲石原启介当过警察署长。石原莞尔于仙台陆军学校毕业后，考入当时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石原莞尔深受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的“泛亚洲”主义影响，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持支持态度，辛亥革命时，他住在朝鲜的春川，当他听说武昌起义成功，打出“中华民国”称号时，石原带领手下的一小拨士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士兵们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到中国，他跑遍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石原莞尔这样评述战前的中国：即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即是，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石原莞尔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吞并东北。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日本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中国当时与欧美国家的结盟关系，并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事件，知道这样做“冒天下之大不韪”，即行不通。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策划“满洲独立”。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都是“中国通”，因此也准备了一场与东北军的豪赌，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所率东北军就与苏联爆发“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即等于东北军与苏联决裂，而关东军可放手一搏。
1931年9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六百人的兵力，而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所率东北军是四十四万八千人，日本国内甚至嘲笑关东军的军刀只是竹刀，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在东北，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在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后，石原莞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指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借此突袭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并在随后几天内相继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地区，这即是“九一八事变”。
随着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在清朝灭亡之前，各地的武装就已经各自为政。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军最为强大，北洋军阀的形成，源于清末曾国藩及李鸿章为首的湘军与淮军。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后，一部分军队裁撤，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随此而出现的，是湘、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袁世凯的新军，正是继承了湘、淮军衣钵发展的。由此，中国一直无法形成有统一的政治中心，陆军成为战争的主角。这其中各种国际势力插手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对于想控制中国的各世界强国来说，相比较，一个分裂的被肢解的中国，更容易满足各强权的利益。而中国台湾依然处在这种状态下，成为美国的制衡战略一颗棋子。
在战乱环境下，经济无法发展，工业化水平，尤其重工业水平无法提高。工厂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轻型火炮等少量武器。并且大量材料需要进口，尤其是钢材。而重型火炮、飞机、坦克、军舰的生产能力几乎为零。中国军队的装备除少量自产外，高端武器主要来自进口及各世界强国为其在中国扶持的各个代理人进行的援助。而即使是来自国外的武器，也多为落后型号或淘汰品，维修及备件完全无法跟上。往往一个螺钉出问题，整件武器就报废了。中国普遍实行募兵制（即志愿兵制），直到1933年才颁布了第一部兵役法。由于国内连年征战，实际上能招募的士兵也已招募得差不多了。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就一直处于北方的袁世凯集团和南方孙中山集团的对抗之中。民国初期，袁世凯集团对孙中山集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势力可达整个北方、华中和华东。而西南、华南则处于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主要因为孙中山早期不掌握武装力量，只能以政治斗争为主。而乱世之中，军权压倒一切，政治理想必须依托在军事强权之上。因此最终孙中山不得不将大总统之职让位给袁世凯。北洋政府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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