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械师”只是一个代名词

文｜胡博

“德械师”只是一个代名词，其真正的称呼是“调整师”，这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中日战争而做的有针对性的准备，调整师将承担起抵御日军侵略的中坚力量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头带德国造M1935钢盔、肩扛德国造1924年式毛瑟步枪或捷克造ZB26轻机枪、身穿黄绿色驼绒夹衣军常服（春秋季）或草绿色卡其布衫军常服（夏季）、腰佩铁制饭盒水壶及防毒面具的军人形象，代表着当时中国军队中的精锐。由于这些部队配备造型独特的德式M1935钢盔，并使用德国军队的制式武器，他们又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德械师”。需要指出的是，佩戴德式钢盔的部队未必是德械师，如宪兵部队就佩戴德盔。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还赠送一批德盔给晋绥军。

严格来说，“德械师”只是一个代名词，其真正的称呼是“调整师”，这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中日战争而做的有针对性的准备。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设想，调整师应在1939年之前完成60个师的改编工作，这60个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以及德国装备的武装下，将承担起抵御日军侵略的中坚力量。此外，军事委员会还另外改编成立60个整理师，作为预备部队使用。

长久以来，关于德械师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有说只有四个，有说是十个，还有说是十七个。关于德械师到底装备了什么武器，同样也有多种不同说法。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还需要从中德军事合作谈起。

蒋介石为何选中德国？

中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可以从1927年说起。当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国统区大肆清党，使得原本合作密切的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苏联军事顾问也纷纷被“礼送”回国。苏联人走了，军事顾问还是国民政府需要的一个机构。当时有实力并且愿意帮助国民政府训练军队的有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个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美、英、日三国在华利益庞大，蒋介石虽然想寻求这三个国家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又不可能同时聘请三国军事顾问，因为每个国家的军制操练各不相同。为了避免聘请一方而引起另外两方的抗议，德国成了首选。

蒋介石选中德国，还有多种原因。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受《凡尔赛和约》限制，在地位上不可能侵占中国利益。此外作为战败国，德国不断的遭到英、美、法等国的压迫，中国情况与德国相似，可谓同病相怜。再加上德国的军事思想比较先进，又拥有完善的重工业体系，无论是派遣军事顾问还是从德国进口军备，都将给中国军队带来重大发展。就这样，国民政府确立了“从德国聘请军事顾问，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协定防务，筹措军火”的国防改革方针。

资料图：第三任团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中国方面有这个意思，那么德国愿不愿意呢？一战后的德国政府主要以复兴和发展德国垄断资本为目标，他们要占领尽可能多的市场。对于德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对复兴德国来说有着极大诱惑力。但作为战败国，德国地位不高，加上中苏正在合作，德国无法插足。没想到蒋介石在这时候主动抛出橄榄枝，正所谓郎有情妾有意，中德两国原本看似不可能的军事合作，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1927年11月，蒋介石正式会见了曾经当过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高级助手的兵工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上校。两人相谈甚欢，蒋介石欣赏鲍尔的才华，为了掩人耳目，蒋给鲍尔的头衔是“经济事务顾问”。鲍尔接受委任，并且回国挑选了46名德军退役军官来华，组成了一个精简而又实用的军事顾问团（后在历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发展下，阵容扩大到120人）。在鲍尔的居中联络下，德国著名的军火商哈布罗（又称合步楼）、西门子、克虏伯、法本公司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军火贸易合同。中国也在鲍尔的牵线下，派遣军事、经济代表团访问德国，中德军事合作正式开始。

军制改革与装备升级

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改革中国军队的军制和装备。鲍尔在1928年北伐胜利时向蒋介石提出《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改革了中国军队的中枢指挥体系。继任团长格奥尔格·魏采尔将军则在1933年提出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他的重点是改革军官的培养制度，使当时的中国军队完善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的专业培训，并推动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而真正推动中国军队改革的，则是第三任团长汉斯·冯·塞克特将军。

塞克特在一战期间，是德军总参谋部“少说多做”的标杆性参谋人员，也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在改编、精简军队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塞克特到任时，就向蒋介石分析了当时中国军队内的种种弊端，他认为中国军队“人浮于事，差强人意，装备落后，官兵素质低劣，陆军高级指挥所缺少之要件太多，无训练完善之参谋团”，他建议应该立即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并主张首先裁汰那些只有理论而无实干的“无用军官”，随后成立一个高级教导队，招收高级将领学习新式练兵之法。塞克特同时还提交了《陆军改革建议书》，要求国民政府进口国外的优秀武器装备，从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两方面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使其具备应当承担起的国防能力。

这个改革计划简单来说，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分五年十期为陆军编练出60个国防师。这60个师的理论编制为：师司令部一、步兵旅二、步兵团四、骑兵连一、炮兵营一、工兵营一、 通信兵营一、辎重兵营一，全师人员编制为11423人（野炮挽马师）或11579人（山炮驮马师），装备野（山）炮12门、小炮24门、82迫击炮24门、重机枪74挺、轻机枪336挺。这些部队称为调整师，它的特点是步兵连为9班混合制，班增编轻机枪；原来的团属迫击炮分属各营为排，增强战术单位火力；原来的营属小炮排集中成连，由团直辖，作为战防火力。在编制上，调整师的步兵、炮兵数目与日军的师团接近，师直属部队则较日军师团略小，全师人数相当于一个日军常备师团的75%—80%左右。而没有列入调整师的部队，则从中挑选出60个，按照1932年6月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进行整理，这60个师称为整理师。

资料图：1938年，国军德械师的高射机枪组。

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并挑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同时，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官方正式签订了多项军火购买合同，以国内特产的钨、锌、锡等战备物资作为购买“资金”，从德国进口装备。截止到1935年11月，中国从德国进口到的、可用于装备步兵部队的轻武器计有1924年式毛瑟步枪一万支（含一亿发子弹）、ZB26轻机枪5000挺、M1932型毛瑟自动手枪（俗称盒子炮或驳壳枪）5000把（含500万发子弹），20门Pak35/36型37mm战防炮、迫击炮240门及其他若干单兵装备，这些装备悉数拨给了第一批入选为“调整师”的10支部队。

1935年3月，塞克特因病辞职，继任团长的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不仅继续推进塞克特的改革计划，还倡导国民政府自行发展军工业，以最终完成自给自足的目标。在法肯豪森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从德国兵工厂要到了1924年式毛瑟步枪的设计图纸，并根据图纸仿制出了著名的中正式步骑枪（又称二四式步骑枪）。国民政府仿制成功后即停止进口步枪，全部改为自产，将更多的资金用在其他武器的采购上。此后国民政府又成功仿制出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和82迫击炮等步兵武器。

嫡系为主，兼顾杂牌

调整师的计划正式开始了。1935年3月1日，陈诚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负责具体的“调整”事宜。但要在100多个陆军师中挑选出10个师进行“调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央军嫡系部队最好是全部入列，但又不能不兼顾那些杂牌部队。毕竟不能落人口实，不然今后还有什么杂牌部队会为中央军卖命呢？在这种想法下，每一期的调整师都会留出一个名额给杂牌军，以堵众军之口。同年7月，经过陈诚的“严格筛选”，第一批调整师应运而生。

第一批入选的师有第2师（师长黄杰）、第11师（师长黄维）、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25师（师长关麟征）、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57师（师长阮肇昌）、第67师（师长李树森）和第87师（王敬久），以上总计8个师。

在这8个师中，第11师、第14师、第67师属陈诚的土木系，第36师和第87师出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系统，第2师和第25师源自黄埔军校教导团，这7个师都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而第57师则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余脉，因师长阮肇昌向陈诚“靠拢”而得以成为第一支入选的杂牌军。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不是规定每一批都有10个师吗？怎么第一批只有8个呢？事实上确实还有两支部队入选，其中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由于这支部队先于其余各部接受德国顾问训练改编，自然就成了第一批调整之列。但教导总队编制却和调整师的规定编制有所不同，它的理论编制是：总队部一、步兵团三、军士营一、骑兵队一、炮兵营一、工兵连一、 通信兵连一、辎重兵连一、自动车连一、卫生队一、特务连一、军官教育队一、军乐排一、修械所一，人员编制为13517人，装备山炮12门、75步兵炮20门、37战防炮20门、20小高炮20门、迫击炮42门、重机枪80挺、轻机枪278挺。

资料图：1938年，国军德械师使用的德式PAK35-36型37毫米反战防炮。

至于另外一支部队，显得有些“诡异”。这支部队的番号是第2师补充旅，是编在第2师序列之下的部队。为什么会让这个三团制的补充旅单列出来，并享受调整师的待遇呢？归根结底还是和这支部队的历史有关。第2师补充旅原称保定编编处第1补充旅，和王耀武的军政部补充第1旅一样都是在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军政部有针对性编练出来的部队，在装备和人员构成上都是上上之选。可以说，这支部队的成立就是专门准备用在对日作战上的。而之所以挂靠在第2师之下，同样是出于保密的目的。陆军整理处原计划在“调整”第2师补充旅时将其扩建为符合调整师编制的师级单位，但因在武器的装备上出现缺口，以及该旅一直是在与红军作战中接受“调整”等诸多因素，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为止都没能扩建成师。

重装备缺额严重

1935年10月，第二批10个师也都挑选完成，在这10个师中，第27师是第二批调整师中被特意加入的杂牌军，属西北军余脉。陈诚之所以选择这个师，主要原因是该师的老上级孙连仲向陈诚靠拢，并在陈的帮助下逐渐扩大实力，其性质和阮肇昌的第57师相似。至于其余9个师，有源自黄埔军校各时期组建的教导部队（如第3、第4、第9、第10、第89师），有源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的部队（第88师），也有本是杂牌但已被黄埔学生掌握并改编的嫡系部队（如第6、第80、第83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第一批和第二批总计20个部队已经根据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开始整编和接受新的训练，但实际的武器换装仅有第一批10个部队的轻武器，而且因数量不足，而没能完全更换完毕。至于重武器以及第二批10个部队的所需装备，因无存货，只能先行根据编制要求整编部队。

为了加快调整师的“调整”进程，国民政府派往德国的代表团于1936年5月续下订单，其中用于步兵部队的装备计有22万顶德式M1935钢盔、步枪子弹1亿3000万发（其中3000万发为钢心弹），子弹盒600万套、马克沁重机枪1131挺、高射机枪120挺、37mm战防炮224门、战防炮炮弹124000发。1937年3月又续订马克沁重机枪900挺、手枪30000把、手枪子弹1200万发、37战防炮124门、战防炮炮弹50000发、le.IG18型75mm步兵炮60门。这些订单大部分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到货并拨给调整师各部，但也有因故而无法运抵的事例。

尽管如此，进口装备仍然无法满足前两批20个部队的需求，尤其是重装备，大多缺额严重。僧多粥少，部队在“调整”时只能尽量平均拥有，又都“平均不足”。不管如何，这些部队总算是在1936年7月到9月间陆续完成了“调整”。根据统计，前两批20个部队的实际装备数据如下表。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只有教导总队在缺编1个卫生队的情况堪称“调整”完毕，其余各部队缺编严重，第57师由于是杂牌，待遇又更差了一些。而第二期的“调整”则完全是按照第一期各部队的缺编程度作为标准来装备的。所以严格来说，真正完成“调整”的部队只有教导总队，但从军政部点验通过的标准来看，前两批计20个部队都完成了“调整”。与此配套的，就是关于部队指挥官的培训，陆军大学为此特地开设了“将官讲习班”，以分批培训的方式由德国军事顾问专项培训各部队副旅长以上军官，这个班前后一共开办了六期。对于校、尉级军官或者是在中央军校开设专项教育班次，或是在部队里成立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名不副实的“调整”

根据计划，1936年又将有两批计20个部队接受“调整”，但由于陈济棠和李宗仁于同年6月联合发起“两广事变”，导致国民政府不得不调兵南下平变。事变平息后，张学良、杨虎城又在12月联合发起“西安事变”，部队又都纷纷北调。这么一来，1936年度的“调整”计划被迫全部中止，甚至连陆军整理处也被裁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直接担负起“调整”职责，并于1937年3月挑选出第三批的10个部队进行整编。这10个师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挑选并呈报蒋介石批准的，它们的成分也相对复杂。比如第1师和第78师是代表黄埔标杆的胡宗南嫡系，第98师是陈诚土木系部队，第51师原是军政部补充第1旅，第58师原为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制为国防部队的实验性部队，第5师、第13师、第16师和第85师都是由杂牌演变而来的中央军旁系部队，第56师则是标准的皖系杂牌。

和第二批调整师所要面对的问题相同，那就是这些部队都无装备可换，它们只是先调整部队编制，装备需要由已经具备仿制能力的兵工厂以及与德国的后续订单，在之后的半年到一年中陆续解决。事实上，国内具备仿制能力的仅有巩县、金陵等少数几家兵工厂，中正式步枪虽然已经定为国防军今后的制式武器，但月产仅1800支，远远无法满足第三批以及即将开始的第四批调整师的需求。这就更不用说产量更少的轻、重机枪以及迫击炮了。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追加订单，如再次订购10万支步枪、1.2万挺轻机枪，另外又订购了50万套防毒面具。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这些装备或是减少订单（如防毒面具降为仅需10万套），或是因中德合作中止而无法运抵中国。也就是说，从第三批调整师开始，部队最基本的步枪，依然是国内普遍使用的汉阳造，其中第56师甚至还有使用“老套筒”的情况，这使调整师名不副实。

1937年6月，就在第三批调整师因装备问题无法完成“调整”之际，第四批调整师却根据年初的计划开始调整了。这一批的10个部队全部从被中央收编的东北军中挑选。同第三批调整师一样，第四批的10个师依然是从编制着手。但一个月后抗战即全面爆发，第四批的10个师仅调整完编制，武器装备全无更换。所以严格来说，第四批调整师并不存在。至于第三批的10个师则只完成了轻武器的换装，重装备全无。就这样，原本计划的60个调整师，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10个“调整”到一半，10个刚开始就夭折，后两批则再无“调整”可能。

大量调整师在抗战初期断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调整师根据所处的不同位置分别开赴不同的战场。最先与日军交手的调整师，是奉命参加淞沪会战的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独立第20旅（原第2师补充旅改称，会战期间又扩编为第61师）。按照原先的设想，装备德械的调整师应该完全能够承担起对抗日军的任务，然而在缺斤少两的“调整”以及战术思想依然落后的情况下，调整师并不占据任何优势。调整师不仅无法完成歼灭日军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更加暴露出种种战术弱点，比如不懂坦步协同作战，任由战车部队落单被日军步兵逐一消灭，又如进攻作战时不知选择重点，导致处处都在进攻，处处都无法取得进展。

资料图：1937年，著名影星胡蝶、陈燕燕代表上海市民慰问在“八一三”事变中孤军奋战坚守四行仓库的国军88师524团的战士。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希望完成的任务没能完成，反使会战规模越打越大，中国和日本的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上海。在调整师方面，陆续投入到上海战场的已完成调整的部队计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1师、第14师、第57师、第67师和教导总队，中断调整的部队计有第1师、第13师、第16师、第51师、第56师、第58师、第78师和第98师。这些部队在同占据优势火力的日军鏖战了三个多月，最终都以损失惨重的代价不得不陆续撤出战场，它们的德式装备，尤其是重装备也大都丧失。南京保卫一役，更是断送了大量调整师，如第36师、第51师、第58师、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

在华北战场上，第4师和第89师在南口；第2师和第25师在保定；第10师、第83师和第85师在忻口、第27师在娘子关先后与日军交锋，同样遭到重创。抗战才开始四个多月，28个调整师因损失过大，又无装备可作补充而不得不宣告结束。剩下的第80师因位于福建战场伤亡不大，第5师因驻防重庆而幸免于难，但到1938年时，也因中德军事合作的中断、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解散而在历次作战的消耗中改用起了国械。

到了1939年，中国再次与苏联展开军事合作，苏械师随即应运而生，德械师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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