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拍得震天响,茶杯盖子都跳了起来。

这事儿发生在1949年5月27号,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陈毅,这位新上任的市长,头一回在自己办公室里发这么大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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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冲着哪个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将军,也不是因为接收工作出了岔子,而是为了一封电报,一封从北京发来的,署名李克农的加急电报。

电报上的字,陈毅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内容简单得吓人:“务必寻李静安,不惜代价!”

李克农是谁?

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大掌柜”,一辈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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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他用上“务必”和“不惜代价”这八个字,后面还跟着三个扎眼的感叹号,这个叫“李静安”的人,分量可想而知。

“给我查!”

陈毅吼声传出了办公室,“把公安局、警备司令部的人都给我叫来!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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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海掘地三尺,也得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命令下去,整个上海的军管系统都动了起来。

然而,所有人都一头雾水,“李静安”是谁?

户籍档案里查无此人,投诚的国民党特务也说没听过这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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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大海捞针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让中央如此牵挂的人,他的故事,早在十二年前,就已经和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这个“李静安”,只是他的一个代号,他本名叫李白。

1937年,日本人打进上海,繁华的十里洋场成了“孤岛”。

李白,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湖南人,带着一部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微型电台,逆着逃难的人流,一头扎进了这座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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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在这里,架起一部能直接和延安通上话的“天线”。

那会儿在上海搞地下电台,跟在阎王爷鼻子底下点灯笼没啥区别。

日本人的特高课、汪伪的76号,还有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几拨人马都跟疯狗一样,满大街地嗅着可疑的电波信号。

他们有当时最先进的“移动侦测车”,开到哪片区域,车上的指针一跳,就说明附近有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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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绝的是一种笨办法,叫“分区拉闸”。

特务们会把一个区划分成几十个小块,一块一块地拉闸断电。

只要电闸一拉,电波信号跟着消失,那电台八成就在这块区域里。

李白带来的那台5瓦的小机器,信号弱得连隔壁几条街都费劲,更别提穿透大半个中国跟延...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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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功率,日本人那套设备根本侦测不到,但也意味着,他发出的声音,延安那边也听不见。

这难不倒李白,他可是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出来的科班高材生,长征路上就是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

他白天扮成个倒腾旧货的商人,在福煦路的旧货市场里转悠,专收那些破收音机、旧电子管。

晚上回到亭子间,就把这些破烂玩意儿拆开,重新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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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几台外表看跟普通收音机一模一样,功率却高达上百瓦的电台,就在他手里变戏法似的诞生了。

夜深人静,当整座城市都睡去时,从上海某个不起眼的阁楼里,一阵阵微弱而坚定的“滴滴答答”声,就朝着西北的黄土高坡飞了过去。

为了躲避追捕,李白把游击战的精髓用到了天上。

他从不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今天在静安寺附近,明天可能就挪到了曹家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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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好几个备用联络点,每次发报时间都极短,发完就拆机走人。

敌人就算侦测到信号,等他们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李白早就没影了。

他还琢磨出一招,故意把电台功率调到十几瓦,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延安收到,又能让敌人的侦测设备产生误判,以为是普通的商业电台信号。

一个人战斗太危险,组织上派来一位叫裘慧英的女同志,跟他假扮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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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李白的生活里多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也多了一个最警觉的“哨兵”。

他在楼上发报,裘慧英就在楼下窗口摆弄针线活。

如果街口出现可疑的黄包车,或者有陌生人在附近徘徊,她晾衣服的竹竿就会不小心“掉”下来,或者咳嗽几声。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都是他们俩之间生死的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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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久了,革命的同志情谊,也慢慢变成了真正的爱情。

刀尖上跳舞,哪有不湿鞋的。

十二年里,李白一共被捕过三次。

第一次是1942年,日本宪兵队踹开了他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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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这些东西在他身上都用遍了,李白硬是没吭一声。

他咬死自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跟外地朋友通通消息,做点小买卖。

日本人没截获到他的电报内容,拿不到他是“共匪”的铁证,关了一年,只能把他放了。

出狱时,他已经脱了层皮,但眼神里的光,却更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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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的特务比日本人更难缠。

李白利用关系,进了国民党机构工作,这让他能接触到更核心的情报。

但也因为活动频繁,被军统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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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捕,他表现得从容不迫,一口咬定自己是帮“上面”的人做事。

特务们查来查去,反而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他当成编外人员用了起来。

李白将计就计,利用这层身份,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一个字不差地发给了西柏坡。

这份情报的价值,后来毛主席评价说,“可抵百万雄兵”。

最后一次,是1948年12月30日的凌晨。

叛徒的出卖,让他的位置彻底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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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特务头子叶丹秋带着人撞开房门时,李白正坐在电台前,向延安发送最后一份情报。

他把妻子和孩子护在身后,镇定地发完最后一个字符,然后从容地开始销毁电报底稿。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天快亮了,以后你要多保重。”

在国民党南市警察局的监狱里,李白遭受了长达五个月的非人折磨。

敌人用他妻儿的性命威胁,许诺高官厚禄,他只是冷笑。

他能清楚地听到,城外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通过探监的妻子,给组织带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永别了,同志们”。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20天,李白和另外十一位同志被秘密押往浦东戚家庙。

在一片荒凉的菜地里,枪声响起,他们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陈毅市长这边,经过多方查证,终于从一位幸存的地下党员口中得知,“李静安”就是李白,并且已经牺牲。

他立刻下令,无论如何要找到烈士的遗骸。

根据裘慧英提供的线索,调查人员在戚家庙的那片菜地里,挖出了十二具戴着镣铐的遗骸。

当人们清理李白的遗骸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的大腿骨被打断,全身骨头多处碎裂,但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却依然保持着按压电键的姿势。

消息传回北京,李克农在办公室里独自坐了一整夜。

一年后,那个亲手杀害李白的特务头子叶丹秋,在苏州被捕。

公审大会上,数万群众高呼,要求严惩凶手。

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