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解放军攻破汤阴，从废墟里拖出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
这人盗过皇陵、打过日本人、又降过日本人，最后还跟解放军死磕了一个月。
刘伯承看着这个人，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意外的话：不可杀。
孙殿英不是将门出身，也没读过军校，他是从河南街头的烂泥里爬出来的。
1889年，他生在河南永城一个穷苦人家，父亲是个因诉讼被清廷处死的讼棍。这个家底，注定他走不了科举、进不了官场。七岁那年，他因为跟同学吵架被先生批评，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私塾，就此辍学。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的开头，这是一个问题少年的起点。
少年孙殿英在街头混帮派，抽大烟、开赌场、贩毒品，什么脏活都干过。后来他参加了民间秘密组织"庙道会"，靠着一帮会众混出了第一桶金。
1922年，他拉着这批人投入河南陆军，从副官干起，升连长、挂营长，然后在直奉大战的乱局里趁机扩充队伍，一口气拉起数千人，自封旅长。
民国乱世，这种人多了去了。但孙殿英活得比大多数人长，靠的是一个字——钻。
1925年，他跟的上级憨玉琨被国民军打垮，他立刻投了国民军，升师长。没多久又脱队，辗转投奔奉系军阀张宗昌，任第五师师长。1927年升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手里有了地盘和兵权。1928年北伐军打过来，张宗昌的队伍溃散，他又马不停蹄地向蒋介石投降，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从土匪头子到军长，他用了不到十年。不是靠忠诚，不是靠能力，靠的是那股子见风使舵、绝不死磕的劲儿。
真正让他名震全国的，不是哪场仗，而是1928年夏天他干的那件事。
事情的起点，荒诞得像一出闹剧。
1928年，孙殿英率部驻防河北蓟县一带，这地方离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当时有个惯匪叫马福田，探知东陵无人看守，带着手下摸进去想捞一票。孙殿英得到消息，立刻调兵过去——名义上是剿匪，打跑马福田之后，他没走，反而把三十里内全部戒严。他要自己干。
原因说白了很简单：几万人要吃饭要发饷，中央拨款根本轮不到他这种杂牌部队。陵里躺着的那些死人，对他来说就是一笔等待被取用的军费。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驱走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工兵先炸开乾隆裕陵的地宫入口，然后是慈禧的定东陵。两座陵墓，七天七夜，盗空。
慈禧嘴里含着的夜明珠被撬出来，乾隆颈上的朝珠被扯下来，九龙宝剑、翡翠西瓜、全套随葬珍宝，装满了五只大皮箱。两具尸骨被拖出棺材，随手扔在墓室角落。
消息传出去，全国舆论哗然。溥仪跪在祖宗牌位前发誓报仇，社会各界要求严惩，蒋介石迫于压力成立特别军事法庭调查。
按理说，这案子人证物证俱在，孙殿英跑不了。但他跑了。孙殿英做了一个在民国最管用的动作——送礼。
收礼的人，全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关键人物。
结果，调查了一年多，轰轰烈烈开场，悄无声息收场。几个替罪羊被处理，孙殿英毫发无损。这桩民国最大盗墓案，以"军队警戒失职"四个字画上句号。
这件事暴露的，不只是孙殿英一个人的无耻，更是整个民国政治生态的腐烂。规则从来不是用来遵守的，是用来交易的。孙殿英摸透了这一套，所以他安然无事。
但"东陵大盗"这顶帽子，从此戴在了他头上，再也摘不掉。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向热河发动进攻。这场仗，让"东陵大盗"四个字第一次显得没那么重要。
热河战役打响之前，形势已经烂得一塌糊涂。东北三省沦陷，热河是最后一块缓冲地。驻守热河的是东北军将领汤玉麟和万福麟，两个人号称手握重兵，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抵抗。南路日军进攻朝阳，守军一触即溃；北路日军快速推进，防线形同虚设。最荒诞的一幕是——1933年3月4日，日军先头分队骑兵第八联队仅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二十万中国军队，就这样把一整个省拱手相让。
就在这片溃败之中，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从山西晋城出发，急行军赶往赤峰。
这是一支不被看好的部队。成分杂，装备差，不少士兵肩背大刀上阵，炮兵部队甚至还没赶到。对面是装备飞机大炮的关东军精锐，实力差距一目了然。而且赤峰是孤城，友军已经全线撤退，打赢了没有援军，打输了没有退路。
孙殿英1933年2月27日率部抵达赤峰。入城方式很有他的风格——全军不佩戴领章肩章，他本人扮成押运粮草的老兵，坐着拉草的大车悄悄进城，让等了半天的绅商代表白白站了一场。
但第二天的誓师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发誓誓死报国。这番话，当时的赤峰民众信了。
3月2日，日军兵临城下，向东门、北门、西门同时发动进攻。孙殿英亲自登上东门城楼督战。
当天下午四时，赤峰城区仍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久攻不克，调整部署，迂回突破，最终从东城门炸开缺口，强行杀入。
孙殿英没有跑。他组织部队退入城区打巷战，一条街一条街地争。
守到傍晚，实在守不住了，才在县长劝说下率部撤出赤峰，退到城外二道河一线继续构筑工事，又打了几天。直到3月8日防线被突破，才向围场转移，继续与日军周旋。
整整算下来，第四十一军在赤峰及周边地区的抵抗持续了约七昼夜，官兵阵亡1800余人，负伤1300余人。孙殿英事后向北平报告：击毙日军400余人，自伤亡团长2人，营级军官19人。
这场仗，他败了。但在热河战役的大溃败里，他打出的这几天是唯一值得一提的抵抗。
连蒋介石都罕见地接见了他，夸奖"热河抗战，唯有你这一军奋勇杀敌"。孙殿英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得坦白：这一仗虽败犹荣，总算给自己洗掉了一身骚。
热河抗战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中共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个人，宣侠父、南汉宸先后到孙殿英部开展统战工作。孙殿英不但没有排斥，反而延请宣侠父担任第四十一军秘书长，聘南汉宸为高等顾问，吸收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青年入伍。
这一段关系，在十四年后救了他一条命。命运没有让孙殿英走得太好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孙殿英担任冀察游击司令，收集旧部、散兵及青年学生，再次拉起两万余人的队伍，改编为新编第五军。
1939年彭德怀亲赴孙殿英驻地会面，国共双方举行联合誓师大会，那段时间，彭德怀评价孙殿英是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关系最好的国军将领。
但1943年春天，情况急转直下。
日军对太行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进犯林县、陵川。孙殿英的新编第五军被三面合围，弹粮俱绝，退无可退。4月，孙殿英在林县被俘。5月14日，他与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联名通电投敌，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30日，更被汪伪委任为"豫北剿共军总司令"。
从抗日将领到投日汉奸，这个转变，没有任何可以洗白的余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孙殿英又向蒋介石投诚，摇身变为"国民党先遣军"，改编为暂编第三纵队，驻防汤阴，继续为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春，晋冀鲁豫野战军对汤阴发动进攻。孙殿英这一次，没有地方可逃。
汤阴城不大，孙殿英在城里大肆抓壮丁、拆民房、构筑工事，死守了将近一个月。守得越久，处境越绝。外无援兵，内无斗志，弹药告罄，士兵开始成批逃亡。
1947年5月2日，城破。解放军从废墟里把孙殿英拖了出来。
这时候的孙殿英，五十六岁，两鬓斑白，头顶秃了一大半，瘦削如柴，吸了几十年鸦片，整个人已是强弩之末。
他被押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要求枪毙他的声音此起彼伏。
盗过皇陵、降过日本人、率军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随便哪一条，在那个年代都够判他死罪几回。更何况他在战俘营里还一度企图越狱，被抓回来之后破口大骂蒋介石，精神状态极不稳定，表现得相当顽固。
刘伯承在处置问题上说了一句话，压住了所有争议：孙殿英抗战初期帮助过我们，不可杀。
这不是感情用事。这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逻辑。
共产党对他的处置，体现得相当彻底。战俘营特地批准一名被俘卫士照顾其生活，军医负责为他治病，后来甚至不惜重金买来鸦片以缓解他的戒断症状。
孙殿英在战俘营里的最后几个月，抑郁寡欢，劳动上也越来越力不从心。鸦片吸了几十年，落下了"烟后痢"，这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病到最重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
1947年9月30日，孙殿英在河北武安县战俘营病逝。距他被俘，不过四个月。
孙殿英这个人，放在哪个框架里都装不下。
历史学者张鼎中的评价，或许最为精准："许多帽子戴在孙殿英头上都合适。地主、恶霸、土匪、强盗、军阀、伪军、汉奸，甚至大烟鬼、流氓。到死为止，他尽一切办法为生存而犯罪，又为罪恶而生存，最后赤身来赤身走。"
但刘伯承那句"不可杀"，并不是在替他的罪行开脱。那句话的指向，从来不是孙殿英这个人，而是那个时代无数个摇摆在各方势力之间、尚未做出最终选择的"孙殿英们"。
一个政权对待历史的方式，决定了它能赢得什么样的人心。
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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