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美国有能力引导黎巴嫩从伊朗的傀儡政权过渡到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必须小心谨慎,不要破坏这一进程。
今年四月,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宣布黎巴嫩将与以色列展开直接政治谈判,此举颠覆了黎巴嫩过去四十年来的政治格局。
多年来,贝鲁特首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而非地缘政治博弈的战场出现在谈判桌上。这远比解决技术性的边界问题重要得多;它关乎黎巴嫩究竟是一个由民选政府统治的国家,还是仅仅沦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理人这一问题的永久性解决。
多年来,伊朗一直将黎巴嫩视为一块稳赚不赔的战略要地,任由真主党——“抵抗轴心”的掌权者——统治。德黑兰即便重视黎巴嫩的主权政治机构,也只是视其为无关紧要的眼中钉,只需以民兵暴力相威胁即可将其胁迫屈服。
美国对此默许,认为自身无力撼动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的控制。在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中,奥巴马政府实际上已默认了真主党在该地区的作用。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对真主党代表伊朗向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扩张感到愤怒,却又无力扭转局势。
特朗普第二任期颠覆了这一现实。美国决定将黎巴嫩问题与伊斯兰堡与伊朗的谈判脱钩,这无疑是对“必须容忍伊朗在黎凡特地区的霸权才能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一观念的沉重打击。特朗普总统此举明确表明,美国并不将黎巴嫩视为伊朗手中的一张牌,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有权决定自身命运的独立国家。
当然,要实现这一愿景,还需要采取许多后续步骤。真主党远未消亡;它仍然拥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对黎巴嫩政府有着影响力,而且据以色列方面称,其在黎巴嫩南部各地还隐藏着大量火箭发射器。
真主党越是试图阻挠黎巴嫩的谈判,以巩固其对该国的影响力,就越是在美国人看来,将黎巴嫩问题与伊朗问题分开处理是明智之举。
同样,伊朗试图在伊斯兰堡正在进行的谈判中利用黎巴嫩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德黑兰仅存的几张有力牌之一——这与其长期以来关于真主党仅仅是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政党”的荒谬说法背道而驰。
黎巴嫩能否在战火中谈判?
黎巴嫩选择在最糟糕的战场时刻参与谈判。以色列单方面对黎巴嫩实施停火,使其可以继续随意对疑似真主党目标发动军事行动。
“战火下谈判无异于自杀”的传统观念或许并不适用于黎巴嫩。如今,贝鲁特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将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交给真主党和伊朗,要么在阿拉伯和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从弱势地位出发与以色列进行谈判。
这种力量失衡虽然在战术上削弱了黎巴嫩谈判代表,却为贝鲁特提供了一个正当的借口,使其能够呼吁国际社会和阿拉伯国家进行紧急干预——将战术上的劣势转化为战略上的筹码。华盛顿和阿拉伯世界都不愿看到一个温和、开放的黎巴嫩国家同时在以色列和伊朗的双重打击下崩溃。
第二个悖论是,以色列自身比它愿意承认的更需要奥恩总统取得成功。如果黎巴嫩不进行谈判,其结果并非建立一个更易于控制的国家,而是会造成权力真空,而真主党会通过新一轮对抗来填补这一真空。出于以色列冷酷的自身利益,以色列决定给予贝鲁特有限的谈判胜利:以黎巴嫩武装部队的真正部署和武器没收为交换条件,换取全面停火,而不是寻求羞辱黎巴嫩。
真主党的武器库是一条必须跨越的“红线”。
边界争端——谢巴农场、13个争议点以及战略要地——在黎巴嫩问题上相对容易解决。真正困难且看似不可能的是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真主党将此视为一条生死攸关的红线,其做法不无道理:一旦失去对反对派的暴力威胁,真主党对黎巴嫩事务的主导地位将不复存在,其影响力也将迅速下降。因此,真主党领导人关于永不解除武装的豪言壮语必须认真对待。
地区历史表明,在三种相互交织的压力下,真主党的红线可能会被侵蚀:其地区支持者的垮台、阿拉伯世界的敌对共识,以及什叶派社群情绪从狂热转向疲惫。
这三种情况如今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伊朗不再是昔日的庇护者;它经济疲惫,军事失败,在伊斯兰堡的外交上也陷入困境。
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和卡塔尔为首的阿拉伯共识将真主党的武器库视为伊朗施加影响的工具,也是和平的障碍。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率先通过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的援助来增强黎巴嫩武装部队的能力,以支付军队的薪饷,避免其在黎巴嫩经济危机面前崩溃。
经历了两年战争、破坏和领导层更迭之后,黎巴嫩人民再也无法承受新一轮的战乱。奥恩总统要求“对任何一方的武装示威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这并非空谈,而是对真主党垄断和平与战争决策权的明确宣战,而这种垄断权与伊朗的地区政策和利益息息相关。
今年早些时候,奥恩公开宣布真主党武器非法,这一强硬对抗性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大力支持。近几周来频繁出入贝鲁特的阿拉伯特使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案:黎巴嫩重新融入阿拉伯秩序,换取真主党移除武器,以及一揽子慷慨的经济援助,而这笔援助的前提是黎巴嫩政府垄断武器。
什么因素可能破坏以色列-黎巴嫩和平进程?
这项脆弱的协议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之上,多种因素都可能迅速破坏进程,使黎巴嫩重回危机。其中三种致命的局面尤为突出:一是真主党以“捍卫主权”为名挑起内部冲突,将谈判演变为内战;二是以色列采取极端政治手段,试图强迫贝鲁特接受屈辱性的条款,迫使奥恩总统为了维护其国内合法性而退出谈判;三是美伊在伊斯兰堡达成协议,以核让步换取伊朗对黎巴嫩的影响力,这与2015年的模式如出一辙。
第三种情况最为危险,恰恰是因为它最难被外部势力察觉。唯一能防范这种情况的保障是特朗普政府坚持黎巴嫩已被永久排除在伊朗的制裁名单之外——但这种策略能否经受住大规模核交易的诱惑,仍有待检验。
黎巴嫩如今正处于一个罕见的转折点:一个它有机会重新定义自身的时刻。这并非一个“胜利”的时刻,甚至也不是一个和解的时刻。
相反,它标志着黎巴嫩长期作为人质国家的历史即将终结。谈判或许会以惨败告终,也可能达成一项不尽如人意、超出真主党接受范围的混合协议。但这一声明本身比其结果更为重要。一代人以来,贝鲁特首次能够为自己发声。仅此一点就足以重塑黎巴嫩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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