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军统的将级特务，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是戴笠、毛人凤、郑介民这些头面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戴笠生前至死都只是正式授阶的陆军少将，死后才被追授中将衔，而他的江山同乡、发小兄弟王蒲臣，加入军统不到两年就获授少将衔，比戴笠正式拿到将星早了整整九年。这个原本立志教书育人的江南子弟，半生在军统的漩涡里辗转沉浮，最终以103岁的高龄离世。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1902年出生的王蒲臣，来自浙江江山的医生世家，家境殷实，比起出身农家的戴笠和毛人凤，他的早年生活要安稳优渥得多。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一条如此波澜起伏的职业道路。
王蒲臣十一岁时考入了文溪高等小学堂，就是在这里结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戴春风，也就是后来的戴笠，这里他还认识了还有同班同学毛善余，也就是后来的毛人凤，可以说这个班里罕见的聚集了国民党几大特务头子。
年少时的王蒲臣常被学校里的混混欺负，后来还是戴笠出手为他撑腰，从此他便成了戴笠的跟班，和戴笠、毛人凤、张冠夫结成了小团体，成了帮里抄抄写写的“白纸扇”。
和一心混社会的戴笠不同，王蒲臣是个纯粹的读书人，毕业后他考入浙江省第九师范学校，一路做到了江山县、庆元县、武义县的教育局长，若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本该成为民国时期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名宿。
一朝辞却杏坛去，便入龙潭虎穴来。
1935年，王蒲臣调往南京担任江苏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上任之前，他专程去鸡鹅巷拜望已经身居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之位的戴笠，就是这一次拜访，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戴笠看到这位老兄弟，觉得他就是应该跟着自己走，于是在他的一通劝说下，王蒲臣放弃了深耕十几年的教育事业，留在特务处机要室当了一名秘书，成了一名军统特工。
机要室是特务处的核心部门，不是绝对亲信根本进不去，王蒲臣凭着和戴笠同学、同乡、同事的“三同”关系，成了江山帮的核心成员。
王蒲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戴笠交代的机密事务处理得滴水不漏，加入军统不到两年，就被晋升为少将，这样的晋升速度，在整个军统系统里都算得上是凤毛麟角。
从此以后，王蒲臣当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协调忠义救国军的抗日行动，也历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西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等要职，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中戴笠的营救行动，也经手过囚禁杨虎城的秘密任务。
在军统特务中，王蒲臣不是最出风头的人，他既没有郑介民、毛人凤的位高权重，也没有赵理君、王天木那样的狠辣名声，更没有陈华、向影心那样的坊间传闻，可不管是哪个手握实权的站长，对他都毕恭毕敬，不敢有半分造次。
这些特务头子都是人精，他们自然清楚王蒲臣跟戴笠的关系，戴笠为人又爱护短，得罪王蒲臣是不理智的。
抗战胜利后，王蒲臣接任军统局平津总督察，后来又当上了军统北平站站长，迎来了他特工生涯的最高光时刻，也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他在北平镇压学生运动，抓捕了大量进步学生，还指使特务段云鹏刺杀参与和平运动的北平市长何思源，造成了一死五伤的严重后果。在北平解放已成定局的时候，他亲自部署了北平、天津的潜伏特务网络，销毁了所有机密档案，登上了北平最后一架外逃的飞机，前往青岛担任青岛站站长。1949年9月，他奉命前往重庆筹办保密局西南干部训练班，可解放军进军神速，训练班草草解散，他撤退到昆明的当天，就赶上了卢汉起义，和沈醉、徐远举等军统大特务一同被扣押。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刚到昆明的王蒲臣还没来得及暴露身份，被扣押一个多月后，他贿赂看守人员成功逃脱，辗转多地后潜回青岛，最终带着青岛站的特务及家属八十多人，安全撤退到了台湾。到台湾后的他，经历了严格的审查，慢慢远离了情报一线，1962年正式退休，结束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特工生涯。退休后的王蒲臣，把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写出了《滚滚浪沙九十秋》《一代奇人戴笠将军》等回忆录，为研究军统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两岸三通之后，他频繁联系家乡的相关部门，从1995年开始在家乡设立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96岁那年，他阔别大陆48年后第一次回到江山，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友，面对母校的欢迎标语，他当场出资设立了专项奖学金。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2005年，王蒲臣在台北去世，享年103岁，葬在了专为在台江山人购置的墓园里，和妻子合葬，旁边就是老兄弟张冠夫、毛万里的墓地，墓园门口“生而为友，逝而为邻”的楹联，道尽了他们一生的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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