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维基百科周养浩词条；《纵横》杂志1999年第5期《1975：特赦战犯申请去台受阻记》；沈醉《沈醉回忆录》；边芸《昨日座上客，今天阶下囚——国民党息峰监狱主任周养浩的后半生》；香港报刊《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法新社（AFP）1975年相关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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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12日，北京。
城里的槐树刚刚抽出新叶，积在角落里的残雪早已化净，路边树桩上偶尔能看见几点嫩绿，是这个季节里最早冒出头的颜色。
统战部在北京城里的一家烤鸭店里摆了一桌宴席。来坐这桌饭的，是十个人。
这十个人里，年纪最小的四十出头，年纪最大的已年逾古稀，分别从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抵京，身后是长短不一的关押岁月。
三周前，消息已经确认下来——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宣告最后一批战犯全部特赦。
从那一天起，这十个人就知道，属于他们的那道门，终于从里面打开了。
烤鸭送上来，皮脆油亮，底下垫着荷叶饼，酱料另外配碟。桌上备了几道凉菜和热炒，摆得整齐，酒杯里也早早斟满了酒。
席间，十个人动筷子的节奏各不相同。有人默默吃，有人盯着面前的菜怔了一会儿，有人端着酒杯迟迟未动，就那么端着，端着。
整桌的气氛说不上热闹，也谈不上压抑，更像是一群各怀心事的人凑在同一张桌边，各自想着各自的去处。
十个人里，有一个叫周养浩。
他这年六十五岁，花白头发，个头不高，坐在席间，背挺得很直。他望着桌上的食物，脑子里转的只有一件事：出发的手续，究竟办到哪一步了。
宴席尚未散场，他就已经向陪同的工作人员询问了出发时间，得到了"明日清晨"的回答。
这一桌宴席，是为他们送行的。
与功德林里那些同样获得特赦的旧日同伴不同，这十个人里没有一个选择留在大陆。
大多数获赦人员接受了文史专员、政协委员或参事室参事之类的安置，从此以平稳的方式度过余生，而这十个人，选择了离开。
周养浩的意向，是台湾。
旁人劝过他：年纪这么大了，大陆有安置，生活有保障，没必要折腾。他没有多解释，只是摇了摇头。
他的心里，装着的不止一件事。
除了想见到在台湾的家人，还有另一件事，一件他带进了功德林、又在功德林里沉默了整整二十六年的事。
那件事，和1949年9月一个夜晚有关，和一道他亲手参与部署的命令有关，和一个被关押了整整十二年、最终没能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将军有关。
二十六年里，他从没有主动开口说起过这件事的全貌。
直到暮年，他才第一次道出了实情。
【一】浙江江山县走出的法学生
1910年，周养浩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
江山县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境内群山夹道，山路纵横，历来是三省之间货物往来的要道。
当地的地形决定了一种生存方式：走出山，往外闯，在更大的地方找位置。这里出去的人，往往不是迷路的类型。
在那个年代，江山县这个小地方，偏偏走出了几个在历史上留名的人物。
戴笠是江山县保安乡人，他一手构建了国民政府最庞大的情报机构，旗下人员遍布全国，权柄之重，连当时许多要员也不敢轻易忽视。
毛人凤，同样是江山县人，戴笠身后，他接手了那套情报系统的主要职权，继续执掌多年，始终是情报圈子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周养浩与这二人，是地地道道的同乡。
在那个讲究老乡纽带的年代，这层关系的实际意义，远比任何一纸资历证明都来得直接。
三个人来自同一片山地，说同一种方言，在那套讲究信任与绝对效忠的情报体系里，同乡本身就是一种凭信。
周养浩少年时读书出色，后来顺利考进了上海法学院法律系。
上海法学院是民国时期政法领域口碑较好的院校之一，培养出来的法律系学生，在当时有几条比较稳定的出路：进法院当律师，进政府担任法制方面的职务，或者进入各类涉及司法事务的机构。
周养浩走的是另一条路。
1933年，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刚满一年的周养浩，经由戴笠亲自引荐，在唐纵的监督下，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
复兴社特务处，是国民政府一套秘密情报机构的前身，后来历经多轮改组，名称随政治局势的变动而变化：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外界习惯用"军统"这个统称来指代这整套体系。
从宣誓入组的那一天算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在这套情报体系里，干了整整十六年。
十六年里，他扮演的角色相当特殊。
他不是出入街头的外勤人员，也不是负责冲锋陷阵的行动特工，他处于这套体系内部一条处置链条的关键位置——接收审讯对象，进行审讯，拟定处置意见，到最终执行。
这套流程在外壳上裹了一层司法程序的形式，但经过他手的案子，从来不经过任何公开的法庭，结论是在封闭的空间里定下来的。
法学院的底子，在这个位置上给了他明显的便利。
他熟悉文书规范，懂得怎样把材料写得滴水不漏，找不到切入的破口；他在审讯中善用语言，在谈话过程里用一个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铺垫，把对方的逻辑框架一点点拆散，再在对方意识到之前换上另一套说辞。
这套能力后来在他自己被关押、被审讯的那些年里，也被他用来对付审讯他的人，让对方屡屡感到吃力。
外界给了他一个绰号：书生杀手。
两个意象叠在一起，一个是手捧文书的法学生，一个是执行判决的最终一环。这个绰号在情报圈子里流传开来，不带褒贬，只是描述。
他与沈醉、徐远举并列，三人在圈子里被称为"军统三剑客"，都是戴笠手下的得力人手，又都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
沈醉圆滑，长于周旋，在繁复的人际关系里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徐远举行事强硬，性子暴烈，做事不讲情面，走直线；周养浩则是三人里最难摸透的那个，斯文是他的外壳，城府是他的本质。
三个人在情报系统内共事多年，后来在同一个冬天落入同一片网里，被关押进了同一道围墙之内，在北京的那几十年里，相互近在咫尺，却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终点。
徐远举在1973年冬天，死在了那道围墙里面。
沈醉在1959年就走出了那道门，在大陆担任文史专员，后来陆续写出了数部回忆录，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
而周养浩，在那道门里一直待到了最后一批，出来之后，在香港的旅馆窗边对着维多利亚港坐了一百四十天，最终飞过太平洋，落脚在洛杉矶。
【二】息烽集中营的那几年
1941年，周养浩接到任命，出任位于贵州省息烽县的集中营主任。
息烽集中营建立于1938年，专门关押政治犯，外表挂着一个不起眼的掩护名称，实际对外封闭，与周边地区完全隔绝。
这里地处贵州山区，道路崎岖，物资匮乏，卫生状况极差，从建立之日起就有大批关押者在此死亡。
集中营外不远处，有一个专门用来掩埋死亡犯人的公墓，叫阳朗公墓，据当时在这里关押过的人事后记述，公墓里的新土几乎从未停歇过。
周养浩接手这个地方的时候，集中营的状况相当糟糕——死亡率居高不下，管理混乱，看守与犯人之间长期对立，内部摩擦积累到了相当程度，整个地方处于一种僵化的失控状态。
他接手之后，做了几件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
他下令为所有戴着镣铐的政治犯全部摘除镣铐。这个决定在当时的集中营里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他随后将白天的牢房从锁闭状态改为打开，犯人在白天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将牢房统一改称"斋"，每斋设立斋长一人，负责内部的日常协调管理，同时撤销了原先混在犯人群体中活动的便衣看守，将这批人员统一调回重庆另行分配。
在伙食上，他做了力所能及的调整和改善，并组织了体育活动。
集中营里出现了一支由犯人自发组成的篮球队，名叫"养正篮球队"，专门为了日常锻炼而组建，据当时的记录，这支队伍在一次与训练班学员的比赛里，居然赢了对手。
管理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可见的效果。阳朗公墓的"生意清淡了"——这是戴笠在视察后在电报里用过的原话。
他连续向上级发出了几份电报，称赞周养浩管理有方、精明强悍，把周养浩与前任主任作了对比，措辞颇为推崇。
从那以后，周养浩在情报系统内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得到了戴笠更深的信任和器重。
就在息烽集中营的这段时间里，关押在集中营玄天洞的杨虎城将军，由周养浩直接负责看管。
杨虎城是1936年西安事变的参与将领之一。
事变之后，他被迫前往欧洲，从欧洲回国途中在香港被拘押，随后辗转被押送至国内，先是湖南桃源，再是贵州息烽，此后又在贵州黔灵山麒麟洞待了一段时间。
在息烽的那几年，他被关押于集中营的玄天洞，是这里关押级别最高的犯人之一，由周养浩直接负责管辖。
在那段长时间的接触里，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接触模式。
周养浩对待他管辖范围内的关押者，总体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礼貌，日常待遇在管控范围内相对宽松，这与他整体的管理风格一脉相承。
据同被关押在息烽的老同盟会员黄显声事后回忆，杨虎城曾对他说过一句话："军统局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我就觉得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
这句话后来出现在历史档案的整理材料里，是杨虎城在那段关押岁月中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个人评价之一。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宣告撤销。
周养浩离开，先回南京，后出任贵州省政府视察室主任兼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情报处要职，在贵州省主席杨森的体系内继续工作。
杨虎城则没有随之获释，被继续押送至贵州黔灵山麒麟洞，再转到重庆，安置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一处院子里，继续关押。
息烽那几年，是周养浩与杨虎城唯一有着长期、持续、直接接触的阶段。
到了1949年9月，这段关系变成了另一件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
【三】1949年9月6日，重庆戴公祠
1949年，战争的走向已经足够清晰。到了这一年的夏末，国民党在大陆各地的防线接连崩溃，解放军的推进速度远超原先的预估。
重庆，当时国民党在大陆据守的最后几个核心城市之一，到了1949年秋天仍在苦苦撑着。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毛人凤向周养浩传达了一道命令。
这是1949年8月27日。
命令的内容，是对杨虎城的处置：除掉，斩草除根。
此时的杨虎城，已在各地的羁押场所里待了整整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他先被关押于湖南桃源、贵州息烽，后又辗转至贵州黔灵山麒麟洞，再转到重庆。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妻子谢葆真在抗战期间去世，他一直将妻子的骨灰盒随身携带，不论押送到哪里，那只骨灰盒从未离身。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命令发出，却在重庆和地方各方的阻挠中，始终没能落实。到了8月，这道命令已经成了一纸空文。
周养浩接到命令，开始部署整个行动的具体安排。
他选用的切入口，正是自己在息烽与杨虎城多年接触中建立的那层熟悉关系。
他通过中间环节，以"蒋介石要在重庆接见杨将军、商讨西北问题"的名义，将信息传递给了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关押的杨虎城。
同时，由周养浩的部下负责具体的转移工作，把杨虎城父子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从贵阳动身，一路护送至重庆。
1949年9月6日，傍晚。
周养浩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沿重庆的山路行驶，行至距市区约8公里的海棠溪附近，车被路边等候的人拦下。
拦车的是特务张鹄，他递上了一张便条。便条出自毛人凤的亲笔，内容简短：让周养浩先行过江回家，在家等候消息。
周养浩下了车，转而前往中美合作所杨家山处的住所，在那里等待。
当晚11时许，另外几辆车开出，带着杨虎城父子和宋绮云一家，驶向中美合作所后山松林坡，再被引导进了"戴公祠"——那是一处以戴笠名义命名、平日封闭的院落建筑。
一行人进入屋内，门从外面关上。
事先埋伏在内的人员迅速行动。杨虎城被从背后刺入，其子杨拯中同时遭到袭击，父子两人相继倒下。
随后，秘书宋绮云与夫人徐林侠，以及年仅8岁的幼子宋振中，也在那夜遇难。
宋振中，就是后来被写进《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他从未满8个月时便随父母一同入狱，此后的每一天都在铁门围成的世界里度过，生命的终点，也落在这道铁门里面。
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同样在那夜遇难。
这一夜，戴公祠内共有8人罹难。
遗体被就地掩埋在戴公祠旁边的花园土层里，没有标记，没有记录。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立刻组织人员前往渣滓洞和白公馆等处，搜寻和收敛在各处遇难者的遗体。
然而，杨虎城将军的下落，在当时始终没有找到。
此后，经过长时间的走访调查，从一名知情者口中获得了当夜掩埋地点的线索，才在戴公祠花园内将遗体挖掘出来。
遗体旁边，放着那只跟了杨虎城十几年的骨灰盒，装着亡妻谢葆真的骨灰。
行动结束后，周养浩随即联系毛人凤，安排自己撤离大陆的事宜。
毛人凤回话：12月8日，将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安排一架专机接他离开，飞往台湾。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带着那道已经执行完毕的命令、带着那个夜晚的全部内情，踏上了昆明巫家坝机场的跑道，等待飞机加油，等待起飞，等待离开这片土地。
没有人知道，这一踏上去，他在各地的关押场所里一共待了二十六年。
也没有人知道，在这二十六年的沉默尽头，他最终开了口，在香港一间小旅馆的房间里，对着记者，把那道命令的始末、那个夜晚的经过，一字一句说了出来。
然而，当那篇记录被刊登在香港的报纸上、出现在所有读到它的人面前时，那道在1949年9月深夜执行的命令所牵连的每一个细节，都比任何人之前所知道的，更加清晰，也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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