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黄植诚》词条 / 维基百科《国军与解放军间的驾机叛逃事件》/ 观察者网2013年10月报道 / 文汇报2021年9月报道 / 参考网《黄植诚：1981年驾机起义，如今已是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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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8日，台湾桃园机场，一架编号5361的F-5F战斗教练机腾空而起。
前座是黄植诚，后座是许秋麟。
这本该是一次普通的仪表飞行考核任务。
盖上暗舱罩之前，许秋麟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悄然转向福州方向。
等他掀开舱罩，看见的已是陌生的大陆海岸线。
两个人在这架战机里形成了对峙。一个决意回家，另一个坚决不去。
1981年8月8日上午9时12分，许秋麟在东引岛外海面弹射而出，一顶伞花在台湾海峡上空缓缓撑开。
9时28分，黄植诚独自驾着这架战机，降落在了福州义序机场。
从那一刻起，两个人的命运彻底分叉。
而许秋麟落地之后，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在此后几十年里几乎从未被完整记录——这段沉默本身，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
【一】出身与成长：一个飞行世家的起点
黄植诚，1952年1月出生于中国台湾，原籍广西横县（现横州市），壮族。
这个籍贯，是他父亲一次次在饭桌上讲起的话题。
父亲在台湾空军地勤部门工作，闲下来的时候，总爱把广西横县的那条街、那棵树、那口井说给家里的孩子们听。
说来说去，说的是一种回不去的念想。
黄植诚还小的时候，父亲就拉着他的手说过这样的话："你生在台湾，可你的根不在这里。你要记住，你姓黄，黄家的根在广西。"
这句话，黄植诚记了很多年。
父亲是当年随国军撤退去台的空军地勤人员，二哥也是台湾空军飞行员。
家里从父辈到兄长，几乎都和台湾空军有着直接的渊源。
这种氛围让黄植诚从少年时期起，就把飞行当成了人生里理所当然的方向。
二哥拿到飞行证那天，回到家，黄植诚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天空，问了一句："我也能飞吗？"
二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练，凭你这脑子，比我快。"
1973年，黄植诚毕业于中国国民党岗山空军军官学校。
从这一年起，他正式踏入了台湾空军的序列。
毕业那天，他在军校的走廊里碰到了一名老教官，老教官看了他的成绩单，对他说了一句话："黄植诚，你这孩子飞得好，留在这里好好干，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黄植诚点了点头，但他心里装着的，不完全是那位老教官口中的前途。
至1981年起义时，黄植诚已飞过5种型号的飞机，飞行时间达到2100多小时。
在台湾空军飞行员里，这个数字意味着相当丰富的实战积累。
黄植诚此后历任飞行员、分队长、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
成为考核官之后，他手下轮番走过不少年轻飞行员。
每次考核之前，他都会对后座的学员交代清楚当天的任务流程。
一般来说，这样的交代简短而标准，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然而到了1981年8月8日，他对后座乘员说的那番话，意思却完全不同。
许秋麟那年是台湾空军5大队的中尉飞行员，任务是接受黄植诚对其进行仪表飞行的考核。
接到考核通知的那天，许秋麟在宿舍里和同僚聊天，同僚问他："听说你明天跟黄教官飞？"
许秋麟说："对，仪表飞行考核。"
同僚随口回了一句："黄教官要求严，好好表现。"
许秋麟点点头，把考核的事记在心里，准备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
他完全不知道，他所准备的那次飞行，将会把他带进一段此后几十年都无法彻底抹去的经历。
黄植诚在挑选后座飞行员这件事上，并不是随机的。
他选择许秋麟，是有意识的考量——年轻，职级较低，在考核中处于被动的服从位置，不大可能在飞行过程中主动采取对抗性行动。
在台湾空军的内部环境里，一名中尉飞行员面对少校考核官，在飞行任务中的服从关系是单向的。
许秋麟在飞行中按照黄植诚的指令配合操作，是在这套服从关系里做出的正常反应。
他没有理由怀疑一名资深考核官在执行任务时的动机，也没有任何信息来源能够让他提前预判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1981年8月8日之前的许秋麟，是台湾空军里一名普通的年轻飞行员，有着正常的职业发展预期，有着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未来规划。
他出身台南，当时尚未成婚，有一位未婚妻，两个人原定计划在1982年完成婚事。
然后，1981年8月8日来了，一切都变了。
黄植诚对台湾空军内部的运作规则已经相当熟悉。
他清楚地知道哪些飞行任务会受到更严格的监控，哪些环节存在相对宽松的间隙。
要想完成一次跨海的单程飞行，需要在多少个技术细节上做出精心的预先准备——包括飞机的油量配置、飞行路线的规划，以及如何处理后座乘员这个不可回避的变量。
这些准备，他在等来那次考核任务之前，已经悄悄完成了。
【二】1981年8月8日：那架飞机在海峡上空的六十八分钟
1981年8月8日，台湾桃园机场的早晨，气象条件适宜飞行。
起飞前，黄植诚在机坪上对许秋麟交代任务流程，语气和平日里没有任何区别：
"今天考核仪表飞行。起飞后我会指令你关上暗舱罩，整个过程你依靠仪表操作，不要打开舱罩，明白吗？"
许秋麟点头："明白，教官。"
"检查好降落伞。"
许秋麟没有多想，按照要求完成了起飞前的设备检查。
这是考核前的常规程序，他照着做了。
上午8时20分，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F-5F型飞机起飞，同机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任务是对许秋麟进行仪表飞行的考核。
飞机离地，爬升，进入既定的飞行状态。在地面塔台的雷达屏幕上，这一切看起来完全正常。
飞行至海峡中线附近时，黄植诚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对后座发出指令："现在开始仪表飞行训练，把暗舱罩关上。"
许秋麟按照指令关上了暗舱罩。后座的视野完全被切断。
就在这个节点，黄植诚调整了航向，朝福州方向飞去。
飞机起飞不久，在即将靠近海峡中线时，黄植诚命令许秋麟关上暗舱罩，自己亲自接手操纵飞行，径直向大陆飞去。
在暗舱罩关闭的那段时间里，许秋麟依靠仪表数据感受着飞机的状态。
他注意到了一些异常某些数据的走向，和正常的仪表飞行考核有所偏差。
他犹豫了片刻，打开了暗舱罩。
眼前出现的，是他完全陌生的大陆海岸轮廓。
许秋麟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喊出来："教官！下面是大陆！这是什么情况？！马上返航！"
黄植诚没有立刻回应。
许秋麟的声音更急了："教官！听到了吗？！立刻返航！"
沉默了片刻之后，黄植诚通过通话系统平静地开了口："我听到了。我不打算返航。我要回大陆。"
许秋麟愣住了，随即反应过来："你——你要去大陆？！那我怎么办？！我不去！我的家人都在台湾！你不能这样！"
"我知道，"黄植诚的声音依然平稳，"所以我不强迫你。前方有台湾管辖的东引岛，你可以跳伞，岛上有人会接应你。"
"你疯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意味着什么。你不用跟我走，但我必须去。"
机舱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许秋麟说："你把我送回去。"
"可以。"
黄植诚又飞回台湾东引岛上空，让许秋麟跳伞，目睹他安全降落后，才返回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当时间来到9时12分时，飞机即将到达东引岛，黄植诚通知许秋麟跳伞。
机舱广播里传来黄植诚的声音："到了。准备跳伞。"
许秋麟深吸一口气，没有再说多余的话，拉开了弹射绳索。
许秋麟跳伞时，解放军以为他是来偷袭的，高炮都已上膛，就准备开火，情急之下黄植诚赶紧摇摆机尾，以示"投诚"，才解除危机。
在目送许秋麟的伞花在东引岛方向安全展开之后，黄植诚再次调整航向，朝福州飞去。
上午9时28分，黄植诚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某机场降落。
从8时20分起飞，到9时28分降落福州义序机场，整个过程历时约68分钟。
F-5F型战机是当时台湾空军最先进的机型，该战机是双座教练机，由台湾向美国军火巨头诺斯罗普公司购得，价值约650万元。
降落后，机场工作人员在检查飞机时，发现了后座舱盖的弹射痕迹，这说明飞机上原本还有另一名乘员，而这名乘员已经以跳伞方式离开了飞机。
1981年8月12日，福州军区为黄植诚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并按照政策授予他7000两黄金（约合65万元人民币）。
10月，邓小平亲自接见了黄植诚。
此事震动台空军，不仅使多名将领下台，3个月后更造成高魁元下台。
许秋麟落地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必然要来的全面调查。
他是唯一一个从大陆方向带着目击者身份回到台湾的人。
他所掌握的第一手信息，以及他在整件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得他的归来不可能是平静的。
【三】台湾海峡对岸：一场注定漫长的审查
许秋麟在东引岛上空跳伞，安全落地后被台湾方面人员接回。
当他的双脚重新踩在台湾管辖的土地上，他所面对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慰，不是医疗检查，而是即将展开的系统性调查。
接待他的军方人员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许秋麟，你今天经历的事，我们需要你从头到尾讲一遍。"
许秋麟点头："我知道。"
"从今天早上你接到考核通知开始讲。"
许秋麟在问询室里坐下来，把从昨天收到考核通知，到今天早上起飞前的准备，到飞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一句一句地陈述出来。
问询的军官坐在对面，手里拿着记录本，时不时地打断他，追问某一个细节。
"你说黄植诚让你检查降落伞，这在平时的考核里是常规要求吗？"
"不完全是，但也不是没有过。"
"他让你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许秋麟想了想："当时没有。现在回想，觉得他当时说话的方式有点过于特别强调，但那时候我没有多想。"
"在你关上暗舱罩之后，飞机的飞行状态有没有出现过你觉得异常的时刻？"
"有。在暗舱罩关闭之后大约十几分钟，仪表数据开始出现我觉得偏差的读数。我打开了舱罩，就看到了大陆。"
"你打开舱罩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通过内部通话系统要求他立刻返航。"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不打算返航，他要回大陆。他说如果我不想去，他可以把我送到东引岛上空让我跳伞。"
"你有没有尝试过其他方式阻止他？"
"我一直通过通话系统要求他返航，但他没有改变飞行方向。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强行接管飞机的操控。"
"最后你选择了跳伞。"
"对。他飞到东引岛上空的时候，我跳了。"
问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调查人员需要重建当天飞行的完整过程，包括飞机的雷达数据、黄植诚在桃园机场的行动轨迹、许秋麟与黄植诚在飞行前后的日常接触记录，以及所有可能与这件事有关的通讯往来。
一名调查官在某次问询中直接问许秋麟："你和黄植诚在日常工作里有过哪些接触？"
"他是我的考核官，接触限于工作范围之内。"
"他有没有和你谈过任何涉及大陆的话题？"
"没有。"
"你有没有听说过他有想回大陆的念头？"
"没有。在今天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你确定？"
"确定。"
调查官停顿了一下，在记录本上写了什么，然后抬起头："你的陈述，每一次都和上一次一样。"
许秋麟没有回答这句话。
问询一轮接着一轮地进行。
漫长的问询、反复的核实、对每一个细节的逐一比对，构成了许秋麟在落地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日常处境。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日常行动受到了明显的限制，飞行资格也处于暂停状态。
飞行资格的暂停意味着职业生涯的中断，也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身份悬置。
在台湾空军的日常运作里，能不能飞，是衡量一名飞行员价值的最基本标准。
当这个资格被暂停的时候，飞行员在体系内的位置就变得模糊了他既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在役飞行员，也不是一个已经受到明确处分的违规者，而是处于一种等待裁决的中间状态。
在这段等待里，许秋麟有一次在走廊里碰到了一名同僚，对方压低声音问了一句："怎么样了，还在查？"
许秋麟说："还在查。"
同僚没有再多说，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开了。
调查持续进行，最终，台湾军方得出了结论：许秋麟在飞行前对黄植诚的计划毫不知情，在飞行过程中察觉异常后明确要求返台，在黄植诚坚持飞往大陆的情况下，选择在东引岛附近跳伞是当时条件下符合军人职责的应对选择。
他的整体行为，被认定为忠诚履职。
这个结论，把许秋麟从调查的灰色地带里拉了出来。
紧随结论而来的，是一个颇为罕见的决定——许秋麟不仅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处分，还获得了晋升：从中尉晋升为少校。
通知下来的那天，一名军官把文件放在许秋麟面前说："晋升令。少校。"
许秋麟看着那张文件，没有说话。
军官补了一句："调令也下来了。你被调离飞行考核岗位，转入非作战职系。具体安排过几天通知你。"
许秋麟点了点头，把两张文件都收下了，然后问了一句："就这样了？"
军官说："就这样了。"
他没有再问什么。
晋升和调岗，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一手给了肯定，一手收回了原有的位置。
从中尉到少校，军衔的级别上升了；但从一线飞行到非作战职系，实际的职务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台湾军方对许秋麟的处置，完成于1981年下半年。
晋升代表清白，调岗代表边界。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勾勒出了许秋麟在台湾空军体系里此后数十年的基本处境一个在体制内继续存在、却在公开视野里持续淡出的人。
他的档案里有清白的结论，他的肩章上有上升的军衔，但他所走的路，与1981年8月8日之前相比，已经是另一条路了。
从那一刻起，他在台湾空军体系里走过的每一步，都将在一种隐性的边界之内完成，既看不见围墙，却始终在围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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