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陈，今年五十二岁，河南周口人。2003年跟着一个建筑队到苏丹修路，本想干两年攒点钱回家盖房子，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二十年。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在苏丹先后娶过四个妻子。不是我花心，是命运把我推到了那些岔路口上，每一次我都以为能安定下来，每一次都被生活打散了。但这四段婚姻让我看清了一件事——苏丹的女人，不管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不管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上过学的，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我花了二十年才真正理解。

2003年我到苏丹的时候，三十二岁，在国内离过一次婚。前妻嫌我穷，跟着一个开货车的跑了。我爸妈觉得丢人，我自己也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正好有人介绍说非洲有活干，一个月能挣八千块，我就去了。

刚到喀土穆的时候，热得我以为自己要死在那里。四十多度的天，工地上连个像样的遮阳棚都没有。我们十几个中国工人住在一个铁皮房子里，晚上热得睡不着，白天干活又累得要命。但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穷。

干了一年多，我慢慢学会了一些阿拉伯语，也认识了一些当地人。我们工地旁边有个小卖部，老板娘叫法蒂玛，三十岁出头，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她丈夫两年前死于疟疾，她一个人撑着那个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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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去她那里买水和烟，一来二去就熟了。她阿拉伯语说得快，我听不太懂，她就放慢速度，有时候还用手比划。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牙齿很白。我那时候孤独得很，在异国他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工友们聊的都是攒够钱回家干什么，我回家能干什么呢？家里连个等我的人都没有。

2005年春天，我跟法蒂玛结了婚。按照当地的习俗，我给了她家里人一笔彩礼，折合人民币大概两万块。婚礼很简单，她的几个亲戚来了，我的工友们来了，大家吃了一顿饭就算成了。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好。法蒂玛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天给我做饭，虽然苏丹的饭我吃不太惯——他们吃一种叫"基斯拉"的酸饼，配上炖菜，我总觉得少点什么。法蒂玛就想办法给我弄米饭，那边大米贵，她就少买点肉，省下钱来买米。

我记得有一次我发了工资回家，看见她在院子里用一个小炉子炒菜，旁边放着一小袋大米。她看见我就笑了，说今天给你做中国饭。其实她炒的菜味道怪怪的，放了太多孜然，但我吃了两大碗，跟她说好吃。

那段时间我觉得日子有奔头了。我在工地上拼命干活，她在家带孩子看店。她女儿慢慢也跟我亲了，叫我"阿巴"，就是爸爸的意思。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2006年底，达尔富尔那边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工程停了。公司说让我们先回国等通知，我不想走，因为法蒂玛和孩子在这里。但签证到期了，我不得不回去。

我跟法蒂玛说我很快就回来，她没哭，只是点点头，帮我把行李收拾好。临走那天她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做的干粮和一小瓶她自己调的香料。她说，你到了中国要是想吃苏丹菜，就放这个。

我回了国，等了三个月，公司说项目取消了。我又等了半年，找别的门路，都没成。那时候打国际长途很贵，我每个月给法蒂玛打一次电话，她总说没事，你别担心，我和孩子都好。

2007年底，我终于找到另一个去苏丹的机会，是个石油公司的后勤岗位。我兴冲冲地到了喀土穆，去找法蒂玛。到了那个小卖部，门关着，邻居告诉我，法蒂玛半年前带着女儿去了恩图曼，投奔她哥哥了。

我找到恩图曼，找到她哥哥家。法蒂玛见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跟我说，她以为我不会回来了，她已经改嫁了。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她没有哭，也没有道歉，只是很平静地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我等了你一年，我不怪你，但我和孩子要活下去。

我没有怨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在那样的地方，没有男人依靠，日子太难了。我把身上带的钱留了一半给她，转身走了。

后来我在石油公司的营地安顿下来，认识了我的第二个妻子阿米娜。她是营地食堂的帮工，二十五岁，没结过婚，家里很穷。她话不多，干活很利索，每次看见我都会多给我盛一勺菜。

我们2008年结的婚。阿米娜跟法蒂玛不一样，她很安静。我衣服破了，第二天就补好了放在枕头边。我说随口说了一句想吃鱼，她第二天走了很远的路去河边的市场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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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阿米娜怀孕了，我高兴得不行。我想着这次一定要好好过日子，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把家弄散了。但老天爷不让我安生。阿米娜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大出血，我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说孩子保不住了，大人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