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军舰价格太高，彭总反对采购，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坚决据理力争，二人由此激烈争执！
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江畔升起第一面军旗时，手里只有几艘缴获的小炮艇。不到四年，全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高潮，军队各兵种把账本摊在同一张桌子上，争抢那并不宽裕的预算，矛盾一下子就冒了尖。
彼时的海军参谋长兼第二副司令员罗舜初，原本是四野野战三纵的“急先锋”，打惯了陆战，却被调到海上重整旗鼓。驱逐舰对近海防御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两舰一组才能相互掩护，编队机动，才算具备最低限度的海上威慑力。于是海军方案里，必须列出“两艘”这个数字。
1953年春的一次军委例会上，罗舜初用铅笔在草稿纸上划出海岸线，又画了两艘小船。他站起来：“没有这两艘，海上空档谁来补？”彭德怀翻看材料，抬头反问：“一艘四千万卢布，相当于一个歼击航空兵师，你要国家怎么取舍？”会场顿时安静。罗舜初把铅笔往桌上一放，“省钱能省到国门口吗？”这句话音量不高，却像钉子扎进地板。
旁听人员后来回忆，对话像拔河。彭德怀权衡的是整体军费，罗舜初咬住的是海防缺口，二人各有道理。争持到傍晚，一位参谋忍不住悄声劝罗：“要不要先退一步？”罗摇头，“原则不能割半截。”最终，彭德怀提出折中——先买一艘，把另一艘放进下一年度。罗舜初仍不松口，会议只得把问题提交中央再议，周恩来后来拍板，同意海军原案。
也正是这次较量，让许多干部第一次意识到，陆海军资源博弈不光是数字游戏，更关乎国家边界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当时虽已承诺援助“鞍山”级驱逐舰，但舰艇到港之前，海军必须自己拿出配套训练方案，否则装备再先进也是摆设。罗舜初对这点心里有数，才会在会上如此坚持。
时间跳到1959年7月，庐山脚下的气氛骤然紧张，批判风向一天一变。有人低声提醒罗舜初：“老罗，你在会上发个言吧，态度要鲜明。”罗合上手中的文件，说道：“我只讲事实。”会上轮到他发言，他没有点名指责，而是列举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筹粮、救护、空地协同的几组数字。“这些成绩在档案里都能查到。”话音落下，不少人面面相觑。会后罗被要求作进一步检查，不久调离海军，到政治学院学习。
四年沉潜，再出山时，他已经是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书记，直接参与导弹与核武器配套试验。有人感慨他的命运跌宕，他只笑说一句：“海上浪大，甲板要站稳。”这种执拗与豁达，源自战场，也延续到实验室。
回看那场“买不买第二艘”的争论，人们常把它归为个性冲突，实则透露出初期国防建设的结构性矛盾：工业基础薄弱、经费有限、陆地防御压力摆在眼前，海防却不能再拖。争论的存在，本身就是集体决策机制的安全阀——若没有当年的唇枪舌剑，驱逐舰可能继续留在纸面，海军现代化也许要往后挪更多年。
罗舜初后来把自己的会议记录锁进抽屉，很少再提当年的激烈言辞。他对身边工程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钱花在刀刃，也要花在未来。”这既是老兵的经验，也是一支年轻海军在狭窄预算里闯出的生存哲学。翻阅那段档案，仍能听见会议室里一声短促而倔强的回击——“省钱能省到国门口吗？”这声音穿过时间和海风，提醒后来者：国防建设的每一次抉择，背后都站着一个被历史追问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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