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王学成"词条、百度百科"十亿个掌声"词条、新华社香港分社相关史料整理、《邓丽君画传》作者师永刚相关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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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14日上午，浙江岱山机场，天色灰蒙蒙的，和任何一个普通的训练日没什么两样。
停机坪上，一架编号83065的歼-5战斗机正在完成起飞前的例行准备。
这种仿制自苏联米格-17的老式战机，机身细长，银灰色涂装在晨光里显得暗淡，机翼下没有任何外挂武装，就是一架按部就班去执行单机训练任务的普通飞机。
走向停机坪的飞行员叫王学成，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28岁，表情和往常一模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已经为这一天准备了整整三年。
在叛逃计划大体敲定后，王学成就利用周末的假日偷偷地写起了"自白书"，他格外小心谨慎，生怕"自白书"在检查内务的时候被上级搜查到。
这本"自白书"写了整整三年，多达两万余字。
两万字，是一个人在漫长的等待里，把自己要说的话全部研磨成文字，只等一个不再回头的时刻到来。
飞机起飞后，地面塔台沉寂了八分钟，才发现他失联了。
等反应过来，王学成的歼-5已经贴着海面，以距离海浪六七米的超低空高度，向着台湾海峡的另一端飞去，再也叫不回来了。
这架飞机的最终降落地，是台湾桃园机场。降落时，鼻轮爆胎，飞机歪在跑道上停住了。
王学成推开舱盖，从座舱里爬出来，踩上了一片他从未到过的土地。
这件事，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两岸之间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
而让这段历史在民间反复被提起、被讨论的，不只是那架战斗机，也不只是那3000两黄金，而是发生在几个月之后的一个细节——
1984年1月，台北，一场举世瞩目的演唱会正在进行。
邓丽君走向台下的王学成，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话音未落，旁边的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将邓丽君礼貌而坚决地带离了现场，那一刻，现场所有记者的目光都凝在这个方向，却没有人听清那句话的内容。
合影留了下来，那句话，却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空气里，没有任何录音，没有任何官方记录，连当事人也从未公开谈及。
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藏在那句耳语背后的，又是一段什么样的往事……
【一】一个用三年时间写好"自白书"的飞行员
要读懂王学成这个人，得先从他的家庭背景说起。
王学成1955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国家干部，祖父还是个"老革命"。
王年幼时其父长期在北京和武汉工作，他在祖母的照顾下，在开封度过了童年，16岁时随父至武汉。
高中毕业后参军，1974年3月进入保定一所空军初级航校，成了同龄人中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接受初级航校训练后，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至海航某部，在服务几年后被任命为中队长。
按这个路子走，王学成的人生是有章法的——家庭背景扎实，本人又有飞行技术加持，三十岁不到已经是中队长，在部队里算是走得稳稳的。
但王学成自己不满意。
王学成的祖父在特殊时期受到冲击，以至于后来去世。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痕迹。
再加上部队的管理制度，让这个打小在祖母膝下长大、没怎么吃过苦的孩子越来越憋屈。
王学成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他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认为这种制度"压抑人性"。
而这种休假制度实际上已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
这个细节读起来有些荒诞——一个享受着超出常规待遇的军官，把这套待遇定义成了"压迫"。
真正给了他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同窗。
后来于1982年10月叛逃台湾的吴荣根竟是他在航校时的同窗，吴荣根于他叛逃前已先期驾机逃台。
吴荣根的消息传回来之后，王学成想尽了办法打探详情。
他通过各种途径得知吴荣根在台湾的待遇非常好。黄金、军衔、安排好的婚配——这三样加在一起，让王学成的心彻底活了。
之后，他开始谋划。
王学成的"自白书"写了整整三年，多达两万余字，在"自白书"里所写的都是关于向往另一种生活、对当时制度反感等内容，都是对方爱听的话。
这两万字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到了台湾之后，向对方证明"诚意"用的。
一个人能把一件事谋划三年，并且把心理准备写到两万字，这种耐心和决心，本身就说明了这件事对他的分量。
在产生驾机叛逃的想法后，王学成开始了小心仔细地谋划。
由于此前已经发生了多起叛逃事件，部队加强了对飞行员叛逃的防范。
起初，王学成设想叛逃到韩国，再经韩国前往台湾，因为在东南沿海地区解放军建设有大量防空雷达和空军场站，叛逃行为有可能被迅速发现并拦截。
虽然叛逃韩国相对安全，但飞机所要飞行的距离也相应增加了，飞机油量怕是不允许，在几经权衡后，王学成最终还是选择了冒险，直接驾机叛逃台湾。
路线定了，就等机会。
这个机会，在1983年11月14日那天上午，悄悄出现了。
【二】那场贴着海面的飞行
1983年11月14日，这天的飞行任务是单机训练，王学成一个人开机。
7点55分，王学成的歼-5战机从浙江岱山机场出发，往台湾岛方向飞去。
但他担心会被教练机发现，所以立马调整了方向，继续按要求完成了第一次飞行任务。
第一次，他回来了。落地，加油，再次检查飞机，确认一切正常。
9点15分，王学成的飞机再一次出发，这一次他不再畏缩，在刚起飞不久后，就直接贴着海面飞行。
贴海飞行，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操作。歼-5机身距离海浪只有六七米，任何细微的手抖或失速，都是机毁人亡。
王学成必须这么飞，因为只有这个高度才能钻到雷达波束的盲区之下，让身后的监控系统什么都看不到。
起飞后，王学成就关闭了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讯。按规定，飞行员应该每隔五分钟与地面人员联系。
由于管理疏忽，直到八分钟后，地面人员才发现王学成"失联"。
八分钟，足够一架歼-5飞出相当远的距离了。
地面人员顿感不妙，不间断地对王学成喊话，企图恢复联系，然而结果可想而知。
同时，地面的监控雷达也没有发现此时正在超低空飞行的王学成，直到这个时候地面才反应过来：王学成驾机外逃了。
于是，沿海的各个机场都接到了紧急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拦截王学成。
地面人员联系东南沿海的空军基地，希望他们能拦截王学成。
王学成叛逃之前经过精密策划，而且他是全天候飞行员，飞行技术过硬，最终没能追上。
台湾方面也发现了这一场拦截，他们派出四架飞机，两架飞机监视王学成，另外两架飞机与后面拦截的飞机周旋，从而顺利帮助王学成摆脱了拦截。
这一段飞行里，王学成的另一个细节值得记录一下：王学成在关闭无线电通讯后，将机上的广播调到了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听着台湾的电台节目向南飞去。
整个飞行过程里，他一边操控着随时可能扎进海里的飞机，一边在收音机里听台湾的广播——这个画面，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荒诞气息。
1983年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
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须快找机场降落。
那两架战斗机一直飞在王学成后面，无线电叫不应，王学成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
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飞机着地时鼻轮爆胎，歪歪扭扭停在了桃园机场的跑道上。王学成推开舱盖，爬出机舱，踩上了那片他谋划了三年才抵达的土地。
当天晚上，台湾当局在"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部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成。
他带来的那架飞机是编号83065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三】同一年里，还有一个人
王学成来台的消息刚传开没多久，台湾方面其实已经接待过另一个人了，而且那个人带来的，远比王学成的歼-5要值钱得多。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
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的情况，比王学成要特殊得多。
他带来的那架歼-7Ⅱ，是当时大陆正在测试的新型战机，还改装了英国马可尼公司的雷达系统，军事技术价值极高。
孙天勤同僚机一起起飞，当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天勤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
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
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
这一套操作，比王学成更大胆，也更精密。
孙天勤在8月24日抵台，获得了台军许诺的7000两黄金的"奖励"。
王学成带来的是已经快退役的老式歼-5，只拿到3000两。据说他知道这个差距之后，心里颇为不平。
两个人同年叛逃，落地价格却差了一倍有余，这种对比，在台湾当局那套奖励体系里头，是完全透明的。
1983年，同一年，两架战机先后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王学成和孙天勤就这样在台湾相遇了。
邓丽君和大陆叛逃飞行员王学成孙天勤还合了影。三个人站在镜头前面，都在微笑。
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场合拍下来的，就牵出了接下来那场演唱会。
1984年1月，台北中华体育馆。
邓丽君出道15周年巡回演唱会来到台北站，演唱会开始前，主持人田文仲说："今天这个晚会，我们在此地举行，我们将用一百多个频道，立即转播，传送到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我想今天邓丽君的演唱会，也正是'十亿个掌声'。"
就是这句无心之语，成就了"十亿个掌声"这个响亮的名字。
包括英国电视公司在内的多家海内外电台，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对整场演唱会进行了转播和全程报道。全球的镜头，都对准了台北中华体育馆。
就在这场演唱会期间，邓丽君专门会见了从大陆驾机叛逃的王学成和孙天勤。
这是一次有合影、有记者在场的正式会见，台湾当局把这个场面安排进了整场活动的流程里，照片留存了下来，三个人站在镜头前面，都在微笑。
然而，在那张合影拍摄完成、握手寒暄之后，发生了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记录里的细节——邓丽君靠近王学成，凑近他的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场面在下一秒骤然微妙——旁边的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将邓丽君礼貌而坚决地引离了现场。
现场的摄影师和记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没有任何录音设备捕捉到那句话的内容，没有人看清邓丽君的口型，也没有任何人能确认她究竟说了什么。
这件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留下了无数种猜测。
而那句话背后真正隐藏的，是邓丽君这个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心事，以及一段她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的执念——这一切，远比那句话本身，要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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