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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史》《民国档案》相关史料
1933年8月1日，湖北通山县大畈饮水村。
山谷里锣鼓声阵阵，约五千名战士站在操场上，等着听新成立的红17军宣读建军命令。
军长彭遇伯站在台上，扫了一眼台下黑压压的队伍，转头对站在身边的政委方步舟说了一句话。
方步舟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投向远处的幕阜山。
那片山，他们在里面打了好几年游击，熟悉每一条山道，每一处藏兵的山坳。
这支队伍，也是从这片山里一点一点拉出来的。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支队伍正式成军的这一天，两位主官将来会先后走上同一条路。
更没有人知道，他们走出那条路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等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局。
建国之后，历史的账本摊开来，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彻底改变了这两个人余生的走向...
【1】成军大会上的那支队伍
1933年8月1日，通山县大畈饮水村，成军大会正式开始。
宣读命令的干部展开文件，念出了红17军的编制：辖红49师、红50师，军长彭遇伯，政委方步舟。
台下五千多名战士站得笔直，大多数是湘鄂赣边界本地人，从平江、修水、通山、阳新各县的山沟里走出来，打土豪、分田地，跟着队伍一路走到今天。
宣读结束，全场安静了片刻，随后爆发出一阵掌声。
大会结束后，彭遇伯把几个师级干部叫到一间草棚里，摊开地图，手指在幕阜山一带画了个圈，开口说："这块地方，我们要守住。上面的意思，是让17军在这里扎根，不能跑。"
坐在旁边的方步舟接了一句："扎根好说，问题是弹药补充怎么解决，粮食的口子现在已经很紧了，再过两个月进了冬天，缺口会更大。"
彭遇伯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手指在地图上按了按："先把眼前的仗打好，别的事后面再说。打好了，要什么都好商量。"
方步舟没再说话，把地图朝自己这边拉了拉，低头看着上面标注的几处据点位置，沉默了一会儿。
这支队伍的底子，是红军独立三师和赣北独立师，1928年前后就已经开始在湘鄂赣边界活动，打土豪、建苏维埃、拉队伍，到1933年成军，已经有了五六年的根基。
彭遇伯和方步舟，都是1926年参加北伐的老兵，在这块地方带兵多年，认得路，也认得人。
成军后的头几个月，红17军的战绩还算过得去。
1933年9月，在通山县城方向，红17军配合友邻部队行动，有效控制了部队转移的通道，把这一带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里。
10月，在木石港一带，部队发起主动出击，前后打掉了好几座国民党军碉堡，歼灭当地反动武装约千人，把这块地方的声势打了出来。
木石港的仗打完那天傍晚，彭遇伯站在打下来的一处碉堡前，望着远处已经开始泛红的山头，对方步舟说："这一仗打得不赖，你看他们跑的那个样子，乱得很。"
方步舟扫了一眼周边的地形，没有顺着这话走，说的是另一件事："打完就要动，不能在这里停着。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郭汝栋那边到底调了多少兵，我们还没摸清楚，这个情况让我不安心。"
彭遇伯摆了摆手："先让战士们歇口气，连续打了这么多天，人都是铁打的，也经不住这样耗。"
方步舟皱了皱眉，想再说什么，最终没有开口。
旁边一个师级干部接了一句："政委说的也有道理，要不要先派人出去探一探外面的情况？"
彭遇伯点了点头："探，让侦察的人多跑几路，明天给我结果。"
这个决定，比方步舟希望的动作，慢了不止一步。
1933年10月下旬，侦察的消息陆续回来。
几路人带回来的信息拼在一起，是一幅越来越不好看的图——郭汝栋部已经在周边数个方向同步推进，碉堡线正在快速向根据地核心区域延伸，兵力的规模，远比之前预判的要大。
彭遇伯把这些消息摆在桌上，看了许久，对方步舟说："比预计的难对付。"
方步舟的语气已经很平："我早说要动。"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都没有再说话。
这个沉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沉的包袱。
整个1933年11月，红17军在国民党军步步逼近的态势下，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机动空间。
郭汝栋指挥的部队，一个碉堡接一个碉堡地推，把红17军活动的范围一圈一圈地往里压，而红17军缺乏主动机动的兵力和弹药储备，只能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应对。
【2】木石港之后：一场贻误战机的停顿
方步舟担心的事情，很快就成了现实。
1933年底，郭汝栋集结了几十个团的兵力，在重炮和飞机的配合下，对湘鄂赣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合围。
这一次，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远超过红17军此前应对过的任何一次围剿。
木石港战斗之后，红17军本有一段可以主动机动的窗口期，方步舟当时的判断，是利用这段时间迅速转移至更深的山区，重新寻找机动空间。
但因为彭遇伯坚持让战士们休整，这个窗口被白白耗掉了。
当合围的消息最终被确认的时候，转移已经来不及了。
激战从一个清晨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天的黎明。
方步舟在战斗中途找到彭遇伯，两个人蹲在一处山坡后面，周围炮声连续不断，说话都要凑得很近才听得清。
方步舟说："左翼顶不住了，红50师那边也在告急，现在要做决定，是继续守这里还是强行突围。"
彭遇伯看了看周围的地形，说："强行突围，往幕阜山深处走，敌人的炮打不进去的地方。"
方步舟点头："传令下去，各部立即准备。"
这一仗打完，突围出来的兵力，只剩下了几百人。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彭遇伯和方步舟在一处山坳里碰头。两个人都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脸上的疲态压都压不住。
周围跟着的人都被打发走了，只留下两个人说话。
方步舟先开口："这一仗，是我们两个人的责任，木石港之后没有及时转移，这个判断是我们做的，结果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
彭遇伯靠在一棵树上，没有立即接话，沉默了很久，才说："当时让战士们歇，我觉得是对的，没想到敌人推得这么快。"
方步舟没有回应这句话，只是说："等上面的命令吧。"
没过多久，命令从上级下来：红17军番号撤销，残部编入其他部队，彭遇伯被撤销军长职务，待查处理。
彭遇伯接到命令的那天，把方步舟叫到一边，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番号没了，我这个军长也没了，叶金波的事你听说了吗？"
方步舟听到"叶金波"三个字，脸色微微变了变，没有立即接话，停顿了几秒，才说："听说了一些。"
"你听说的是什么说法？"
方步舟说："说是在肃反里出了问题，具体什么情况，我也没有搞清楚。"
彭遇伯沉默了片刻，说："指挥不力，就是这个罪名，叶金波没了。我现在算什么？我的问题比他小吗？"
方步舟没有回答。
叶金波，红17军副政委，就在不久前，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处决。
这件事在根据地内部传开之后，各种说法都有，真实情况没有几个人能弄清楚。
在当时的环境下，传言只会把事情说得更吓人，而不会让人明白更多。
彭遇伯等了一会儿，又说："我这把年纪，从北伐走过来，跟这支队伍打了多少年，到头来是这个结果。"
这句话，方步舟同样没有接。
两个人在山坳里又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各自散开，没有再谈这件事。
【3】彭遇伯的出走：恐慌驱动下的那一步
撤职之后，彭遇伯被安置到后方，等待组织的进一步处理。
这段等待的日子，对他来说极为煎熬。
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昨天有没有什么新的风声，今天会不会有人来找他谈话，谈话的内容会是什么。
后方聚集了一些被撤职或等待处理的干部，彼此之间心情都好不到哪里去，见面说话，往往说不了几句就沉默下来。
气氛压抑，流言到处都是，真假难辨。
有一天，彭遇伯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关系还不错的老战友，两个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说话。
彭遇伯开口说："叶金波那个事，你怎么看？他就是打了败仗，被扣了个罪名，结果你看。我现在番号没了，职务没了，每天等在这里，等的是什么，我心里没底。"
老战友低着头，把手里的一根树枝折了又折，没有说话。
彭遇伯继续说："我跟这支队伍打了多少年，从北伐过来的人，在这里打了这么久，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叶金波的事，你说我能不想吗？"
老战友沉默了很久，最终说了一句："你想多了。"
"我想多了？"彭遇伯看了他一眼，"你说说看，我哪里想多了。"
老战友把折断的树枝丢在地上，说："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想多想少的问题，是要沉住气等着。"
彭遇伯没有说话，只是盯着地面，过了很久才抬起头来。
那次谈话之后，彭遇伯的念头越来越往一个方向走：在这里等下去，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出去，至少能保住命。这个念头一旦开始在脑子里转，就越来越难压下去。
他开始在脑子里反复推算，待在这里最坏是什么结果，出去最坏是什么结果，来来回回算了许多遍。每一次算下来，留下来的那个可能，都让他觉得喘不过气。
1934年，彭遇伯脱离了红军队伍，投向国民党一方。
他走的时候没有带走任何涉及红军的情报，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党内的秘密。
进入国民党军队之后，他被问到过去的经历，只说自己是旧军官出身，打过硬仗，对自己在红军里待过的那段经历，一个字没有提。
国民党那边接收了他，问他能干什么，他说打仗，别的不在行。对方给了他一个低级职务，让他先从这里做起。
他没有讨价还价，接受了这个安排。
在国民党军队的头几年，他把头压得很低，不主动说话，不主动打听，遇到和党的问题沾边的任何事情，立刻绕开。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争一个更好的位置，他说："我就是来打仗的，别的我不懂。"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前线，与日军在华中、华北一线交战。
他在几次激战中始终处于前线位置，几次从炮火里爬出来，换了一批又一批的战友，他自己活了下来。
凭着这些年积累的作战经验，他慢慢升到了营长的位置，就停在了那里。
有人觉得奇怪，问他："你这个底子，怎么只做到营长？"
他说："能干活就行，不在乎那个。"
问的人半信半疑，也没再追问。
进入解放战争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去对付解放军。
从1946年开始，他想了各种办法消极应付：能不出击就不出击，必须表态的时候下令"稳守阵地，保存实力"，几乎从不主动发起攻击。
他的部队在国民党内部的评级，很快就滑到了"消极部队"的行列，武器配发靠后，军饷经常拖欠，上级偶尔点名批评。
他对这些批评不置可否，该出席的场合出席，该应付的汇报应付，但该打的仗，还是照样打折扣。
对部队的日常管理，他延续了一套和国民党军队普遍风气截然不同的做法：严禁骚扰群众，严禁抢掠，军纪出了问题当场处理，驻扎期间组织士兵识字学习。
部队驻扎的村子里，时间长了，老百姓反而开始主动给他们送点菜、送点粮，说这支部队不欺负人，规矩多。
1949年，彭遇伯看清楚了大势，在湖南境内宣布遣散部队，让官兵各自回乡，自己一个人回了湖南祁阳县，重新开始种田。
1950年夏，湖南祁阳县城的街口贴出了一张布告，鼓励隐蔽的敌特分子主动投案，自首从宽。
几天后，一个穿粗布衣服的中年农民走进了祁阳县人民政府，在接待室的木椅上坐下来，说自己要自首。
值班干部拿起登记本，照例开始询问。
问到"过去经历"这一栏，这个男人沉默了片刻，才开口说了一句让整个接待室都安静下来的话。
登记干部的笔，停在了纸上。
这件事当天就被层层上报，几天后，湖南省里给出了回复，消除了最后一丝疑问。
与此同时，在另一处，方步舟已经在解放军俘虏营里等了将近一年，等待组织对他那一段复杂往事的最终判定。
两份审查，两个人，等来的是同一张桌子上摊开的两本账。
这两本账怎么算，账上的每一个细节，将彻底决定这两个人，能以什么身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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