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对话新闻网》6月11日报道,特朗普在拉丁美洲发动的“涉毒恐怖主义”战争,让人想起里根——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重点都不只是打击贩毒活动,更在于对付左翼力量在近几十年的美国总统中,唐纳德·特朗普比任何人都更积极地推动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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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日,美国特种部队以“涉毒恐怖主义”罪名抓获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这次行动前的数月里,美国南方司令部已开始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打击小型高速船只。围绕这些所谓“涉毒恐怖分子”的持续战争,死亡人数已超过200人。这些行动的核心,是特朗普政府宣称要打击非法麻醉品犯罪组织。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已将大量游击组织、非法麻醉品集团、帮派和犯罪网络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华盛顿还扩大了与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的安全关系,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属于特朗普的右翼盟友。特朗普政府也在向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巴西和墨西哥的左翼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加入美国的禁毒战争,否则就可能招致特朗普的报复。

从为动用武力打开法律通道的角度看,“涉毒恐怖主义”这一标签非常有用。特朗普政府正是以此为依据,为抓捕并起诉马杜罗的“绝对决心行动”辩护。但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特朗普赦免右翼盟友、前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却与其“禁毒战争”相矛盾。埃尔南德斯此前因涉毒及相关武器犯罪被定罪,被判处45年监禁。

不过,禁毒战争的历史,尤其是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的历史表明,“涉毒恐怖主义”这一标签从来都带有政治色彩。我对里根与禁毒战争的研究显示,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帮助美国决策者实现了本质上反共、反左翼的政治目标。

1982年,秘鲁总统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首次提出“涉毒恐怖主义”一词,用来描述“光辉道路”游击队渗透违禁药物贸易的现象。“光辉道路”是秘鲁一个极端激进的党派分支,也是拉丁美洲最残暴的叛乱组织之一。后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定,在这场冲突造成的70000起死亡和失踪事件中,至少有一半应归咎于这支游击队。它试图推翻其所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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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军队将这支游击队逐出其位于南部安第斯山区阿亚库乔的根据地后,他们北上进入上瓦亚加河谷。彼时,这一地区是全球一半以上可卡因供应的来源。秘鲁警方与美国缉毒局合作,在上瓦亚加河谷组建了专门的禁毒部队,重点开展铲除种植作物的行动。这一策略试图通过消灭可卡因来源——古柯植物——来减少相关违禁品的供应。

农民对这些行动的抵制,反而助长了“光辉道路”的叛乱:一方面为其提供了新成员,另一方面也让游击队得以插入农民与警方之间。

随着冷战接近尾声,军事化的禁毒战争在老布什政府时期进一步扩大。美国联邦禁毒预算几乎翻了一番,美国官员也向秘鲁施压,要求其禁毒行动同样军事化。但直到秘鲁武装部队与毒贩达成一种默认的停战安排后,他们才得以在1992年9月锁定并抓获“光辉道路”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进而瓦解这场叛乱。

秘鲁的反叛乱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采取了一种有意切断游击队与毒贩联系的策略。实质上,秘鲁军方从左翼游击队手中接管了相关非法贸易。美国禁毒官员及其秘鲁警方同行对这一做法并不满意,成千上万被卷入冲突的人更是如此。但对许多更在意击败“光辉道路”而非遏制违禁品流入的美国国防官员来说,“违禁品恐怖主义”这一标签促成了一次明确的成功,也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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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关于“违禁品恐怖主义”的概念中,真正把犯罪集团与游击队牢固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是1985年11月哥伦比亚“4月19日运动”对司法宫——也就是该国最高法院所在地——的围攻。“4月19日运动”因一场存在争议的选举而得名,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哥伦比亚建立新政权。游击队劫持了高等法院人员,意图让时任总统接受审判。随后与军方爆发的冲突造成近100人死亡,其中包括士兵、游击队员以及11名大法官。

1986年4月,里根政府发布第221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正式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把禁毒与反叛乱联系起来。将相关毒品问题宣布为国家安全威胁后,美国得以更广泛地介入哥伦比亚针对根深蒂固的游击组织——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的反叛乱行动。

这种合作一直延续至今,但目前正因特朗普与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之间的敌意而受到威胁。佩特罗本人曾是“4月19日运动”成员。

“涉毒恐怖主义”这一标签不仅被选择性地用于左翼游击队,也被用于拉丁美洲政府。里根政府抓住有关尼加拉瓜和古巴参与违禁品贸易的指控,试图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当时,美国民众担心再次陷入类似越南战争那样的泥潭。

越南战争打破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围绕遏制苏联形成的共识,但1980年代的快克可卡因流行,则为美国干预提供了一个新的强大理由。国会以人权问题为由限制对反共武装组织的援助后,里根公开指责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左翼政府参与毒品交易。

支持这一指控的唯一证据,很可能来自美国缉毒局与中央情报局联合实施的一次诱捕行动。行动涉及美国毒贩、后转为缉毒局线人的巴里·希尔。后来,好莱坞电影《美国行动》曾由汤姆·克鲁斯饰演这一人物。但外界随即质疑,这次诱捕行动锁定的那名尼加拉瓜涉毒人员,是否真的与桑地诺政府中的任何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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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却无视有关“武装组织”本身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指控。事实上,由联邦参议员约翰·克里主导的一项参议院调查发现,政府官员曾多次无视或阻挠有关“武装组织”涉毒的证据。中情局监察长也发现,该机构收到过类似指控,但并未加以核实。这些行为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它们为里根及其支持者所认定的“正义事业”筹集了资金。在他们看来,“武装组织”是为把尼加拉瓜“解放”出来而战的“自由战士”。

无论当年还是现在,华盛顿的决策者都在推动一种地区性战略,目的是加强安全合作,提升盟国的军事能力。2026年3月,特朗普政府组建“美洲反卡特尔联盟”,又称“美洲之盾”。这一安全联盟宣称要阻止非法移民、俄罗斯和其他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涉毒暴力帮派和卡特尔”。在3月7日的启动峰会上,特朗普强调:“打败这些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释放我们军队的力量。”

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种合作看起来都指向西半球的左翼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以涉毒问题为框架的叙事本身就是采取行动的明确理由。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将巴西最大的两个犯罪帮派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促使巴西左翼总统卢拉领导的政府官员警告称,任何以此为借口的干预都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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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的论证范围更广。美国针对古巴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强硬言辞和制裁,其中包括宣布这个岛国是对美国安全构成“异常和特别威胁”的国家。这让许多人猜测,古巴可能成为下一个政权更迭目标。

“涉毒恐怖主义”这一标签或许会因个案不同而被选择性使用,但其结果仍然是实现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的反共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