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印度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年轻人正把是否为人父母，与职业、自由以及对家庭生活的全新想象放在一起权衡。
莎伦·迈克尔大约30岁时，心里逐渐明确了一个决定。没有戏剧性的瞬间，也没有哪一件事突然改变了一切。这个想法是在多年工作、反思，以及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母亲”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之后，慢慢形成的。
几代以来，在印度，生孩子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成年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章。婚姻之后往往就是为人父母，几乎没有多少人会认真讨论别的可能性。如今，这种确定性正在消退。无论是已婚夫妇，还是单身职业人士，关于孩子的讨论都变得更审慎、更谨慎，有时甚至带着怀疑。
36岁的迈克尔说：“生孩子从来不是我的优先事项。”她患有多囊卵巢疾病，这是一种影响卵巢功能、可能导致月经不规律的激素性疾病。“我不想经历整个过程，因为那需要投入太多精力，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企业部门工作的迈克尔说，为人父母意味着她不愿作出的牺牲。“我不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和孩子一起，会适合我。”她说，“那样的话，我对任何一方都不公平。”
她曾为了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暂时离开职场。她说，自己现在依然不确定是否愿意再次中断工作。“我自己仍然没有准备好承担那样规模的责任。”她代表了一类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会认真权衡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沿着上一代人默认的人生轨迹前行。如今，这样的个人选择已经反映在全国统计数据中。
根据印度最新的抽样登记系统报告，印度总和生育率——即一名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首次降至1.9，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更替水平。
对于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担忧人口增长过快的国家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显著的人口结构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女性平均生育3.4个孩子，计划生育宣传已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有时还采取过颇具争议的形式，包括20世纪70年代紧急状态期间的强制绝育项目。
此后，官方宣传鼓励夫妇最多生育两个孩子，并通过“Hum do, humare do”这样的口号广为传播，大意是“我们两人，两个孩子”。
几十年来，印度政府一直担心人口过剩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印度不应把生育率下降视为危机。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对《独立报》表示，这一下降不应被看作人口发展的失败。
她说：“印度生育率下降不是失败，而是进步的标志。随着女性获得教育、经济选择和决策权，她们正在选择更小规模的家庭。”
加西亚-埃雷罗说：“短期影响仍然是积极的。印度依然受益于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而在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是数以百万计具体而私密的人生故事，是一代人正在重新思考家庭、成功和满足感应当是什么样子。
加西亚-埃雷罗说，正在重塑印度家庭的力量，与曾改变欧洲和东亚社会的力量是相同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人生期待变化，以及抚养孩子成本上升。
印度各地呈现出的社会学模式也支持这一判断。新德里的生育率是全国最低之一，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2个孩子；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为1.3。比哈尔邦是印度最贫困的邦之一，生育率最高，达到2.9。换句话说，出生率与教育、医疗、婴儿死亡率以及女性经济参与程度的差异高度相关。
对于35岁的孟买居民阿克希塔·古普塔来说，成为母亲一直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想象之一。她已有一个21个月大的儿子，目前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我一直觉得自己有母性，”她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孩子。”
但在她和丈夫组建家庭之前，两人花了很多年讨论的不只是要不要孩子，还有将来要怎样抚养他们。经济上的安全感、情感上的稳定，以及家庭支持，对他们都很重要。
她说：“我们的基础是稳固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而且我们双方都有家庭支持。所以，一方面当然是内在的愿望，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我们有支持系统。”
即便如此，时机仍然让她十分在意。看到一些朋友接受体外受精治疗后，古普塔决心尽量自然受孕。咨询妇科医生后，她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在35岁之前生完孩子。
她说：“我想在35岁之前生完两个孩子。我有几个朋友正在做试管婴儿，我看到了她们经历的艰难。”人口学家把印度生育率下降描述为全球许多地区都在经历的更广泛人口转型的一部分。随着儿童死亡率下降、医疗改善、女性获得更多教育机会，以及人们结婚更晚，家庭规模通常会缩小。
政府数据表明，多个长期变化正在同时发生。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从2019年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30人死亡，降至2024年的24人。女性结婚年龄也比上一代更晚。全国范围内，73.5%的女性在21岁以后结婚；在印度城市地区，这一比例升至82.2%。2018年，全国有64.5%的女性是在20多岁时结婚。
发展经济学家迪帕·辛哈说：“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女性教育，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还有城市化、晚婚和推迟生育。医疗服务可及性改善，以及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也起到了作用。”
她说：“近些年还可以看到，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很高。”加西亚-埃雷罗也认为，教育处于这场转型的核心位置。她说：“最大的推动因素是女性教育和经济压力。受过教育的女性结婚更晚，更有效地使用避孕措施，也更重视把资源投入到更少的孩子身上。”
这种下降反映的是女性自主权的扩大，而不是对家庭生活的否定。她说：“这和发达社会以及快速发展社会中出现的是同一个故事。女性教育是降低生育率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因为它改变了人生期待，也让女性真正拥有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这个选择关乎自主性。阿比曼纽·辛哈说，他从来不想要孩子。他说：“我16岁、17岁刚开始这么说的时候，这还是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看法。现在我发现，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这几乎正在变成一种常态。”
这名28岁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负担不起”是主要原因。“我觉得很多人会躲在‘负担能力’这样的说法后面，比如私立学校费用上涨、住房成本上涨。”他说，“以我的社会位置来看，这些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我只是不想让自己被这种事情束缚住。”
谈到未来，他预计自己会比上一代人活得更久，也更健康。“我不想把70年到80年的人生，都集中在一两个关系上，比如孩子。”
与上一代相比，这种差异十分明显。迈克尔说：“当我想到自己有一个孩子时，我希望那个孩子能拥有尽可能好的生活。”
她说，在她父母那一代，孩子是社会脚本的一部分。“他们的想法是，好吧，这是人生必经的一步。”而今天准备成为父母的人，往往以不同方式看待这个决定。他们希望投入更多参与、更多情感意识，也愿意把更多资源集中到每个孩子身上。
古普塔也在自己的育儿方式中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现在的父母会更有意识，”她说，“会更在意育儿方式，更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说什么、让孩子接触什么。”
结果是，许多家庭正在选择重质而非重量。经济学家辛哈说：“孩子变得更昂贵了。”她认为，这不仅因为成本上涨，也因为父母越来越希望在每个孩子的福祉和未来上投入更多。
印度在2005年进入人口红利阶段，当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超过儿童和老年人口总和。根据联合国估计，这一人口窗口期预计将持续到2055年前后。
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仍只有29.8岁，低于31岁的全球平均水平，也远低于英国等国家，后者的年龄中位数已超过40岁。经济学家认为，这给了印度一个难得机会：在老龄化成为更严峻挑战之前，推动增长、创造就业并提高生产率。
加西亚-埃雷罗说：“真正的挑战将在15到20年后出现，届时劳动力会收缩，老年抚养负担会上升。”辛哈补充说：“如果出生的孩子更少，那么大约30到40年后，印度将拥有更多无法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口。”
这也引出了关于养老金、医疗、养老照护以及未来劳动力的问题。它还可能重塑政治格局。印度南部各邦已经拥有更低的生育率和更慢的人口增长，因此它们担心，未来如果根据人口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相比增长更快的北方各邦，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可能会下降。
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优先事项应当是在印度人口红利仍然存在时，尽可能把它用好。从韩国、新加坡到其他国家，世界各国政府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通过补贴、现金激励、住房支持和生育项目鼓励人们多生孩子，但效果并不一致。
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婚姻仍与传统性别角色紧密相连。即便夫妻双方都工作，女性依然承担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责任。加西亚-埃雷罗说：“很多年轻女性，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也不再觉得婚姻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女性往往在结婚生子后面临巨大压力，不是放弃事业，就是作出严重妥协。”
辛哈也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支持远不止一次性补贴。她在谈到一些欧洲体系时说：“免费托育、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这些服务本来就应该存在。”辛哈认为，挑战不在于通过激励说服人们生孩子，而在于创造一种条件，让为人父母能够与现代生活兼容。她说，这意味着提供负担得起的托育服务、更完善的育儿假、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并降低住房和教育成本。
对古普塔来说，这意味着重新思考工作和照护的分工期待。她说，即便是在承诺平等育儿的家庭中，母亲仍然承担着不成比例的负担。
她说：“怀孕的是你，分娩的是你，给孩子哺乳的也是你。”成为母亲后，她离开了家族生意，开始考虑新的职业道路。“这当中肯定有牺牲。”她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