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土耳其特派记者 李明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薛丹】编者的话：7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重新审议土耳其采购F-35战斗机相关事宜。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反对，并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事实上，土以近来持续展开隔空舆论交锋，措辞十分尖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已陷入对战争的依赖，多次公开称“摧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强硬回应，表示将严肃对待，以前总理贝内特甚至警告称“土耳其就是下一个伊朗”。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土耳其与以色列这对昔日战略伙伴的合作根基已逐步消解，随着近年来新一轮巴以冲突、美以伊冲突的接连爆发并产生外溢效应，双方间的地区地缘竞争关系日益凸显。

美以伊冲突进一步放大土以分歧

自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土以两国之间争执不断。土方认为美以袭击侵犯伊朗主权、违反国际法，同时谴责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报复性打击，呼吁停火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色列则指责土耳其“纵容伊朗政权”。

6月14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土以分歧进一步凸显。内塔尼亚胡于次日表示，该备忘录“是特朗普的协议，不是以色列的协议”，以方未参与谈判，也未收到完整协议条款，这份文件对以无约束力。埃尔多安则在7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巴基斯坦促成美伊达成协议表示赞赏。埃尔多安称：“我们正密切关注以色列政府试图破坏协议的行为。我们不能让沉迷战争的以政府再次趁机让地区充斥火药与血腥味。”

“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言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在6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这样说。他还称：“我们将请我们的美国朋友注意这些言论。”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宣布，以内阁通过决议，正式认定奥斯曼帝国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为“种族灭绝”行为，此举被视为对土当局近期涉以言论的实质性回应。

土耳其随即强烈抗议。6月29日，土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这一决议“无视历史事实与法理现实”，旨在掩盖其自身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6月30日，埃尔多安回应称：“以色列手上沾满了加沙7.3万名无辜平民的鲜血，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持续恶化的土以外交关系正使双方经贸、人文交流持续萎缩，并加深两国民众对立情绪。今年3月的一份土耳其民调显示，88.2%的土民众将以色列定义为“敌对国家”，仅6.9%的人将以视为“友好国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土耳其97%的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态度，其中91%的人选择了“非常负面”，负面占比在受调查的36个国家中位列第一，较去年上升4个百分点，创下两国建交以来民间对立的历史峰值。

记者近期实地走访时也感受到，多数土耳其人对以色列持负面态度，认为以色列是“扰乱中东的主要推手”。尤其是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国内多次爆发反以抗议游行，街头巷尾也常出现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宣传标语，民间反以情绪高涨。

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广大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持续了数月的美以伊战事，放大了土以在安全、地区影响力和政治叙事上的分歧，使原本就紧张的两国关系再次受到冲击。”

在伊朗问题上，土以的认知存在本质差异。以色列将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体系及地区代理人网络视为生存威胁，主张通过军事打击、外部施压予以彻底削弱，甚至推动伊朗政权更迭以根除风险。土耳其虽不乐见伊朗实力过大，但不希望伊朗政权崩溃，因为这会给土耳其带来难民涌入、库尔德武装扩张、能源供应不稳等风险，以色列一家独大也会压缩土耳其在中东的战略空间。

过去，土以矛盾多聚焦于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将该问题视作展现其中东道义立场与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抓手，长期维护巴权益，不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划归为“恐怖组织”，更多认可其抵抗属性；以色列则持相反观点，始终把哈马斯视作直接安全威胁。如今，伊朗问题、叙利亚问题、黎巴嫩局势、库尔德势力扩张、空域安全博弈叠加地区秩序重构，更将土以分歧嵌入到整个中东地缘棋局之中，带来更多复杂性。

传统战略合作根基逐步消解

回望历史，土以的交往始终跌宕起伏。土以关系的演变，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战略伙伴到合作根基逐步消解，再到地区地缘竞争持续凸显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土以保持紧密协作，这源于双方现实诉求的契合——土耳其当时更重视自己的西方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以色列则希望在地区内寻找可靠的非阿拉伯伙伴，两国在军事、安全、情报、经贸等领域均有合作，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双方都把伊朗、叙利亚及地区激进力量视为压力来源，关系一度相当密切。

进入21世纪，土耳其战略定位出现明显转向。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着力重塑自身地区角色、强化其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埃尔多安与以色列的公开对峙，以及2010年“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以军武力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致10名土耳其人丧生），都成为土以关系转向的重要节点。此后，每逢加沙局势升温，土耳其均高调谴责以色列；以方则认为，土方刻意借该议题进行政治造势、服务于自身地缘野心。

近些年来，只要地区局势相对平稳，土以就会出于经贸、安全、能源等现实利益尝试修复关系；可一旦地区热点问题发酵，双边关系便会迅速降温。2016年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2022年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两国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到2024年土耳其暂停与以色列的所有进出口贸易，双方矛盾已远超外交“口水战”层面。

“当下两国对彼此的战略认知已发生根本转变。”王广大认为，在土耳其眼中，以色列依托美国支持，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从加沙延伸至黎巴嫩、叙利亚乃至伊朗，持续挤压土耳其地缘战略空间，打破地区力量平衡，成为未来中东秩序重构进程中必须重点防范的主要竞争对手；而在以色列看来，土耳其也不再只是立场强硬的北约成员国，而成为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东地中海及伊朗等问题上全方位牵制其行动的区域竞争对手。双方的分歧已从具体事件上的立场对立，升级为对彼此地区角色的戒备与战略互信的崩塌。

叙利亚问题重要性上升

王广大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土以分歧中，除巴勒斯坦和伊朗问题外，叙利亚问题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土以摩擦最集中的方向之一。土耳其希望叙利亚出现相对统一、能够与土合作的政府，既有效牵制境内库尔德武装势力、推动叙难民有序回归，也稳固土对叙北部的控制，并介入战后叙利亚政治重建与秩序安排；以色列则担忧叙利亚完成权力集中，叠加土耳其势力渗透，会直接对其北部边境形成新的安全隐患，因此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打击、战略威慑遏制叙重新崛起。

黎巴嫩局势同样持续推高土以对立情绪。以色列将真主党视作北部边境最大安全隐患，坚持通过常态化军事打击削弱其武装力量；土耳其则并不认可以色列以打击真主党为借口，把军事行动向外扩展，最终构建起由以单方面主导的北部安全秩序，进而挤压土耳其在中东的战略活动空间。

“综合来看，这些分歧凸显土以两国区域治理底层逻辑上的深层碰撞。”王广大说。以色列的安全思维始终围绕先发制人和绝对安全展开——只要判定周边存在潜在威胁，便主动采取前置性打击，从根源上遏制对手。土耳其则以战略自主与地区大国身份为目标，不满足于在北约框架内扮演边缘角色，迫切希望深度参与甚至主导中东各项事务。于是，以色列为了寻求安全，不断向外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土耳其则为了维护区域影响力，无法容忍以单方面改写中东地缘格局。只要这两种战略逻辑的底层分歧未消解，土以关系便难以实现持久稳定。

长期低烈度对抗，但军事冲突可控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土以关系将呈现长期紧张但总体可控的格局。两国直接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也很难回到过去那种政治层面激烈博弈、经济领域保持低调合作的微妙平衡状态。”据王广大分析，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一旦与以色列陷入军事冲突，势必会冲击自身同美欧的外交关系，带来国内经济承压、防务合作受限等连锁后果；以色列当下在伊朗、黎巴嫩、加沙等多条战线本就分身乏术，也不愿再主动树敌。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会缓和。王广大说，土以对抗的广度、深度都会持续加码——在外交舆论场上持续相互指责，在经贸、航运、领空管控、港口合作等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在国际多边场合相互制衡施压，在叙利亚、黎巴嫩分别扶持代理人势力展开角力。同时，无人机、防空反导、情报体系等也会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内容。

在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看来，土以关系中更大的风险可能来自战略误判和意外摩擦升级，其中叙利亚是高危地带。此地同时牵扯土方的库尔德安全关切、边境防务稳定及亲土势力布局，也关乎以方紧盯的伊朗势力渗透通道、真主党后勤补给线和北部边境安全屏障。随着双方在叙军事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无人机抵近侦察、越境打击误炸、空中兵力摩擦等突发情况极易发生，一旦局部冲突造成人员伤亡或关键设施受损，即便两国本无主动升级冲突的意愿，也容易被国内舆论和内部安全势力裹挟，被动卷入对抗的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