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早，也特别大。我穿着那身崭新的、略显宽大的八七式冬作训服，胸前戴着大红花，随着一列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离开了家乡。站台上送行的人很多，锣鼓喧天，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在攒动的人头里寻找我爷爷的身影。
他没有跟到车窗前，只是远远地站在一根水泥柱子旁边，手里拄着那根磨得溜光的木拐杖，腰背挺得很直。看到我望向他，他缓缓举起干瘪的右手，在帽檐边停顿了一下。那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但我知道，那是他一个老兵对新兵的最高礼遇。
到了部队，新兵连的日子枯燥、艰苦，且充满着泥土和汗水的味道。我们驻扎在北方的山沟里，每天天不亮就被尖锐的哨声划破清梦，接着就是跑不完的武装越野，走不完的队列，还有永远也叠不好的豆腐块被子。带我们的是个姓刘的黑脸班长，兼任我们的战术和射击教官。
刘教官当了七年兵，脸上一道道被高原风霜刻下的褶子，眼睛不大，但盯人的时候像鹰一样，让人后背发凉。他很少笑，对动作的要求苛刻到了极点，谁要是战术动作做不到位，或者举枪的时候手抖了，他那双粗糙的大手就会毫不留情地拍在谁的钢盔上，发出“当”的一声闷响。
在所有科目里，我最期待的就是实弹打靶。也许是因为每个男孩天生对枪械的向往，也许是因为在离开家之前，爷爷曾用那把木头削成的假枪，无数次在院子里教过我。终于，在新兵连快要结束的一个干冷的清晨，我们迎来了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
靶场设在两座荒山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风吹过光秃秃的山脊，发出凄厉的呼啸声。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白雪，踩上去嘎吱作响。我们领到了八一式自动步枪，枪身擦得锃亮，散发着好闻的枪油味。
排队等候的时候，队伍里安静得只能听到风声和大家略显粗重的呼吸声。说不紧张是假的，前面几组打完下来的人，有的兴奋得脸通红，有的则垂头丧气，显然是脱靶了。
“下一组，上前！”刘教官的声音在空旷的靶场上回荡。
我深吸了一口气，提着枪，快步跑到属于我的三号靶位前。
“卧姿——装子弹！”
随着口令，我迅速向前跨出一步，身体顺势卧倒。腹部贴上冰冷坚硬的冻土，一阵寒意瞬间透过作训服传遍全身。我熟练地从弹匣袋里抽出弹匣，咔哒一声卡入弹仓，拉动枪机，子弹上膛。接下来的动作，我没有按照这一个月来刘教官反复教导的标准姿势去做，而是遵从了身体里某种早已根深蒂固的肌肉记忆。
我没有把枪托顶在右肩窝的最深处，而是微微偏下了一点，让锁骨下方的一块肌肉承托住枪托的后坐力。我的左手没有托在护木的正下方，而是大拇指和食指紧紧扣住了弹匣和机匣的交界处，手臂向内收缩，死死地贴在肋骨边缘。
最奇怪的是我的头部，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闭上一只眼睛，把右脸颊轻轻贴在枪托上，而是整个右脸颊重重地压实了枪托，脖子往里缩，双眼同时睁开，透过缺口和准星，死死地盯着百米外的胸环靶。
这个姿势并不舒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十分别扭，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只受惊后紧缩身体的刺猬。但在这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枪仿佛成了我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风速、呼吸、心跳，似乎都在这个紧凑的姿势中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我将手指轻轻搭在扳机上，调整着呼吸，等待着开火的口令。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军靴踩踏碎石的声音在我的右后方响起。紧接着，一只大手猛地按在了我的枪管上，把枪口压向了地面。
“你干什么？！”刘教官严厉的声音在我头顶炸响。
我愣了一下，立刻松开扳机，大声报告：“报告教官，准备射击！”
“我问你这姿势是在干什么？”刘教官蹲下身，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我，“左手不托护木，抓着弹匣口？肩膀不顶实？脸压那么低，两只眼睛都睁着？你当这是在打鸟吗？一个月我都白教你了？”
他一连串的质问让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烫，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报告教官！”我大声回答，“我觉得这样打得准！”
“胡闹！”刘教官有些发火了，他一把拉起我的左手，“枪的重心在前面，你手缩得这么后，枪口跳动怎么控制？还有你这脸，贴这么死，后坐力一上来，你的颧骨不要了？给我改回来，按标准的来！”
我趴在地上，看着手里的枪，心里有些倔强。我知道标准姿势很科学，那是无数次训练总结出来的。但我更清楚，我现在的这个姿势，是经历了比训练残酷百倍的考验才留下来的。
我咬了咬牙，没有动。
刘教官见我没有服从命令，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声音冷得像冰：“我问你，这怪模怪样的据枪姿势，到底是谁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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