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已下令政府雇员、法官、警察和军方人员停止使用智能手机。该命令于6月16日生效，违规者将面临手机被没收、砸毁以及处罚，但处罚内容并未具体说明。所谓功能机仍被允许使用。这类手机可以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没有触摸屏，也不具备拍照或录音功能。
这项禁令目前尚未扩大到普通阿富汗平民私人持有手机的层面。但在一些省份，限制措施已经从政府办公室延伸到医院、中小学和大学，引发外界担忧：这项政策可能成为更广泛限制公共场所使用智能手机的早期试验。
这些限制最初来自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的口头命令，随后被写入一份军事法院指令，并分发给全国8个行政区的法院负责人、警察指挥官和情报主管。该指令称，任何被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人，设备都将被砸毁，并面临“法律和伊斯兰教法处罚”。如需豁免，必须获得阿洪扎达本人签发的书面命令。另一份法院命令则适用于“军民机构所有官员，包括法官”。
塔利班还建立了监控名单，记录雇员姓名、职务、工作地点、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电话号码。安全官员要求相关人员自行销毁智能手机，并按指定表格提交证明。
赫拉特一名政府雇员告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由于担心遭塔利班报复，他要求不要公开姓名。他说，在6月全国性命令生效前，他所在办公室其实已经悄悄执行了数月的手机限制。当他和同事试图抵制时，官员们没收并砸毁了他们的手机。
这项命令出台的时间，紧随6月初赫拉特的抗议活动。当时，塔利班以“头巾不合规”为由逮捕了一些妇女和女孩，指控她们没有按规定遮盖面部和身体，也没有遵守不得化妆的要求。目击者称，塔利班武装人员向示威者开火，造成至少1人死亡。枪击视频在塔利班控制局面前已在网上传播开来。
塔利班当局没有回应置评请求。限制措施也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在这里，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学生学习、保存课程内容、联系教师和与家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手段。
在坎大哈省，18岁的宗教学校学生巴里亚莱说，他所在学校的变化是彻底的。由于担心塔利班报复，他要求报道只使用自己的名字。“现在是全面禁止，”他说，“已经没人再带智能手机来了。”
同校30岁的教师奥马尔·伊斯塔尼克扎伊说，那天早上即使没有人要求，他也把自己的手机留在了家里。“这是个好决定，这样大家能更专注于学习。”他说。但也有人对这项政策持完全不同看法。喀布尔大学领导委员会下令，自6月21日起，教授、教职员工和学生全面禁止使用智能手机。该决定是在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宣布的，与会者当时不被允许提问。
在赫拉特大学，校门口张贴的告示警告，任何人都不得携带智能手机入内，这一限制还延伸到学生宿舍，那里连无线网络服务也已暂停。在巴格兰省，携带智能手机的学生已被挡在大学门外。
喀布尔大学一名学生说，这项限制也让学生在紧急情况下更难与家人保持联系。由于过去曾遭塔利班针对，他担心一旦身份暴露会遭报复，因此要求匿名。他说，自己的家人在巴达赫尚省。7月4日发生一起涉及学生的安全事件后，母亲因为无法轻易联系到他而极度恐慌。“她非常担心。”他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家人需要知道我们是否安全。没有手机，我们就和他们断了联系。”
对许多学生来说，手机本身就是课堂和图书馆。他们用手机拍下黑板上的课程内容，接收作业，下载书籍，搜索学术资料，使用词典，并在课外联系教师。对那些被禁止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女孩与妇女而言，手机可能是她们继续私下学习的最后几种方式之一。
在坎大哈，当地教育部门表示，其针对学生和教师的禁令出于“伊斯兰教法视角”，并警告称智能手机可能导致“未来一代的毁灭”。塔利班高等教育部长则把智能手机称为“穆斯林的三大主要敌人之一”，并已于去年10月将大学校园内的手机使用权限限制到仅剩最高级别行政人员。
但对许多阿富汗人来说，手机并不是在毁掉他们的未来。相反，它可能是他们仍然拥有、能够保护未来的少数工具之一。
在医疗领域尤其如此。距离遥远、贫困以及塔利班的限制，本已让治疗变得困难。阿富汗医疗体系正承受严重压力，许多医院和诊所面临人员、药品和资金短缺。农村省份的患者往往要花数小时，甚至跨越多个地区或省份，才能获得治疗。对女性而言，障碍更大。塔利班对出行、教育和就业的限制，削弱了女性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也威胁到未来女性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的培养来源。
“手机普及广、价格相对可负担，而且容易使用。”他说，“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社区，人们未必能迅速接触到专科医生，但往往能接触到智能手机。基于手机的工具可以提供早期指引，鼓励患者更早寻求专业医护人员帮助。”法尔扎德的项目尚未准备好大规模投入使用，但它显示出，在一个医疗可及性本就脆弱的国家，移动技术原本可能带来什么。
来自代孔迪省的26岁青年埃斯马特·汗·阿米里，则把手机用于另一种与健康相关的行动。在坎大哈一家医院里，他的父亲多次被推进手术室，又在未接受手术的情况下被送回。阿米里随后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这段经历。“我没有权力，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但我有一部手机。”他说，“我想让人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段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阿米里说，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最终促使医院为他的父亲实施了手术。
“智能手机不仅仅是娱乐或通讯工具，”阿米里说，“对那些被忽视、被噤声或遭受歧视的人来说，它也可能成为一种发声方式。”
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手机拍摄的画面一再记录下政府无法完全控制的场景：抗议、逮捕、公开惩罚，以及医院内部的投诉。这个既能帮助家庭寻求医疗建议的设备，也能揭露不当对待。这正是智能手机令塔利班感到威胁的一部分原因。它让信息得以突破官方控制，从村庄、课堂或病房流向更广泛的公众。
对于几乎没有其他方式寻求帮助的阿富汗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手机可以把母亲与助产士连接起来，把学生与课程连接起来，把病人与医生连接起来，也能在制度无视他们时，把一个家庭与公众连接起来。如今，随着塔利班开始限制智能手机，这个国家最常用的工具之一，也成了争议最大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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