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4日，北京，苏振华面对钱学森等科学家，谈的不是自己熟悉的陆战经验，而是一项几乎没有现成条件支撑的计划：中国要不要研制核潜艇。
会议室里，技术人员反复核算，困难一项接着一项。苏振华并非海军技术专家，却明白一个朴素道理：海防不能长期依赖别人，关键装备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对科学家说：“这件事关系国家百年海防，请大家帮海军把关。”
这句话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实处境。那时的人民海军刚刚起步，舰艇数量有限，装备来源复杂，海上防御主要依靠近岸力量。面对拥有航空母舰、远程飞机和核潜艇的强国，单靠勇敢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建立完整的工业和科研基础。
苏振华在1954年调任海军副政治委员，此前长期在陆军部队工作，对舰艇、雷达、声呐等专业并不熟悉。可他没有把“不懂技术”当成推诿的理由，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选人、搭台和保障上。他支持海军建立相关科研机构，推动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与部队形成稳定的协作关系。
1958年，毛泽东提出大力发展造船工业，建设强大海军。同年，苏振华与萧劲光等海军领导人向中央报告，主张把导弹和核潜艇作为海军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个判断并不轻松，因为核潜艇涉及核动力、船体结构、导航通信和水下武器等多个领域，任何一个环节薄弱，都可能影响全局。
困难很快集中出现。1959年，苏联中止有关原子能合作，部分专家撤离，正在起步的核潜艇工程失去外部技术支持。更棘手的是，国内经济条件十分有限，科研人员和设备保障都难以充足供应。有人认为项目应当暂缓，苏振华却坚持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保留最基本的经费和人员。
“项目可以慢，火种不能灭。”这类意思，成为当时坚持下来的核心。1965年，核潜艇工程重新得到有力推进，科研力量逐步恢复。经过多年攻关，第一艘核潜艇于1970年12月下水。苏振华没有亲自设计艇体，也不是核技术的发明者，但他在关键阶段承担了组织、协调和争取资源的责任。把一项国家工程保留下来，本身就是重要贡献。
海军航空兵的战斗经历，则让他的另一种能力显现出来。
1964年春，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普通歼击机受升限和性能限制，拦截难度很大。海军方面经过研究，对歼六战机进行针对性改装，减轻部分重量，力求提高爬升性能。飞行员王相一承担了危险任务。
1964年3月18日，海军航空兵在华东上空执行拦截。王相一驾驶改装后的歼六，在接近极限的高度展开攻击，经过两次射击，击落入侵的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这不是一场装备占优的空战，而是飞行员、地面指挥和技术改装共同完成的一次高难度拦截。苏振华负责的，正是把有限条件下的力量组织起来。
西沙问题同样考验着海军的准备程度。1974年1月，南越方面在西沙海域扩大军事行动，局势迅速紧张。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奉命采取行动，海军航空兵和地方渔民也提供了重要协助。苏振华当时担任海军政治委员，参与了相关组织指挥工作。
1月19日，西沙海战爆发。参战官兵在舰艇吨位、火力配置并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依靠近海熟悉程度、临场指挥和顽强作战，击退南越军队。1月20日，中国军队进驻珊瑚岛、甘泉岛和金银岛等岛屿，西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得到进一步巩固。
有意思的是，苏振华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海军建设上。1976年10月，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赴上海处理局势，他与倪志福、彭冲等承担了重要任务。上海当时受到长期复杂局面的影响，机构运转、干部队伍和社会秩序都需要重新整顿。
苏振华抵达上海后，没有急于作表面文章，而是从掌握情况、稳定军政系统入手。经过一系列工作，上海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得到调整，城市秩序逐步恢复。对这位长期从事海军工作的将领来说，上海工作是另一种战场：没有炮火，却同样要求判断准确、行动果断。
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在上海病逝，终年67岁。他留下的并不是一份简单履历，而是一条清晰的工作路径：在技术空白时支持科研，在装备落后时组织改进，在海上斗争中坚持底线，在复杂局面中稳住大局。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海军航空兵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以及西沙海战的胜利，都与这一代人的选择和担当密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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