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交政策》6月5日报道，6月15日早晨，一架客机将从墨西哥蒂华纳起飞，机上载着伊朗男足国家队。飞机向北飞行55分钟后，将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球员随后会被送往英格尔伍德的索菲体育场，并于当晚在那里迎来世界杯首场比赛，对阵新西兰。
终场哨响后，他们将返回蒂华纳，因为美国政府同意他们只能在那里过夜。6天后，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将重复同样的安排；再过5天，他们还将以同样方式前往西雅图，对阵埃及。
伊朗队此次世界杯的地理安排——3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每晚都住在墨西哥——是在5月下旬敲定的。当时，国际足联、伊朗足协主席迈赫迪·塔杰和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进行了多轮通话。之所以出现这一安排，是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出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禁止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
政治过去也曾影响世界杯的地理安排，但从未像这次这样。历史上，客队有时会拒绝在东道主领土上比赛。1973年11月，苏联就曾因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次回合被安排在智利圣地亚哥国家体育场举行而拒绝参赛，因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不久前刚把那里用作酷刑场所。
国际足联也曾彻底禁止一些国家参赛。由于联合国制裁，南斯拉夫被排除在1994年世界杯之外；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则被停赛长达25年。个别承办城市有时也会拒绝球队设立训练营的申请，2014年就有两个巴西城市拒绝接待美国队。但从未有任何一个东道主国家，一边要求一支已经获得参赛资格的球队在本国境内比赛，一边又拒绝让这支球队驻扎在本国境内。
即便如此，特朗普政府拒绝让伊朗队在美国土地上过夜，仍给国际足联带来了棘手挑战，也为全球足球运动的政治化开了一个危险先例。要理解这一点，最好把国际足球的组织方式与奥运会作一比较。
人们很容易回顾奥运会漫长而充满争议的历史，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国际体育中的政治问题层出不穷，那么伊朗世界杯代表队睡在哪里，似乎根本算不上什么。1936年柏林奥运会在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照常举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在东道主领土上遇害，但赛事仍继续进行；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那句臭名昭著的“奥运会必须继续”，后来几乎成了操作准则。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遭到美国抵制，1984年美国举办的奥运会又遭到苏联抵制。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缺席了7届夏季奥运会。俄罗斯因兴奋剂问题被处罚后，又以中立身份参加了4届奥运会。
即便如此，国际奥委会仍设法维持了奥运这一产品的完整性，赞助收入也持续增长。如果奥运体系能够消化如此多的政治冲击，那么国际足联为什么要为一支球队住在国际边界另一侧而担忧？
原因在于，奥运会和世界杯虽然看上去相似，但本质上并不是同一种制度安排。它们的运作逻辑不同，吸收地缘政治冲击的方式也正好相反。围绕伊朗训练营的这场风波，第一次把这种差异清楚地摆到了台面上。
先看国际奥委会卖的是什么。它的核心产品是运动员，而不是国家。《奥林匹克宪章》把个人参赛者视为奥运会的主体，国家单项协会更多只是行政上的便利安排。一个国家缺席或被禁赛时，国际奥委会可以创造新的参赛类别。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以来，难民奥运代表队每届奥运会都参加。俄罗斯运动员在不能使用本国国旗的情况下，也曾以中立身份前往平昌、东京和巴黎。国家的缺席，通常并不意味着运动员的缺席。
国际足联的产品则恰恰相反。世界杯从头到尾就是国家之间的比赛。不存在“难民世界杯代表队”，也不存在一支由旅居海外、效力德甲的伊朗球员拼凑而成、没有国旗的伊朗队。一个国家缺席，就是这个国家缺席，赛程表会立刻出现空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指出，在世界杯历史上，获得决赛圈资格后又退出的国家不到10个，而每一次缺席都会留下一个清晰可见的空洞，迫使管理机构仓促填补。
另一个问题是谁来决定谁能参赛。国际奥委会通过奥运主办合同，对参赛资格拥有实质性的主权。每一座申办成功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在赛前签署这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合同第21.2条要求东道主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能以加快和简化的方式获得入境签证，而且这一安排要从开幕前整整一年开始实施。
合同另一条还规定，奥运身份和注册卡——也就是每届奥运会上挂在胸前的塑封证件——本身就可充当临时签证和工作许可。即便运动员所属国家与东道主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也可以凭国际奥委会签发的这张卡，在机场办理入境手续。
禁赛决定由国际奥委会作出；中立运动员类别也是国际奥委会的制度创新；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遭停赛，同样是国际奥委会的决定。当围绕奥运会的政治压力不断累积时，压力最终会集中到瑞士，因为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而由瑞士作出决定。东道主在签约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拒绝的权利。
第三个差异在于地理结构。奥运会把比赛集中在一座主办城市，奥运村则通过东道主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正式协议，获得某种“域外化”安排。世界杯则由一个国家主办，而且通常分布在多个城市。本届夏季赛事将在3个国家的16座城市举行，共设48个训练营。这意味着48个代表团要穿梭于商业机场、酒店、训练场和海关通道之间。
东道主国家并不是世界杯的背景板，而是赛事运行环境本身。当这一环境对某个参赛方抱有敌意时，就不存在一个可以关起门来避开的“世界杯村”。有的只是向亚利桑那州图森申请一个房间，然后等待华盛顿的答复。
这在现实中的含义是，国际足联不得不请求墨西哥为一个世界杯制度框架本身没有正式工具解决的问题，充当结构性的后备支撑。伊朗代表团不可能被象征性地处理成“无国籍”状态，足球并没有这种类别。伊朗队的比赛原本也可以被移出美国——国际足联的主办协议允许因不可抗力而调整举办地——但因凡蒂诺拒绝考虑这一方案。他说，把人们聚在一起是自己的责任。
签证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去年12月，伊朗方面申请了9张代表团签证，准备前往肯尼迪中心参加抽签仪式。美国国务院只批准了4张，拒绝了5张，其中就包括塔杰。伊朗队原定设在图森基诺体育中心的训练营，也因华盛顿未能及时向伊朗代表团发放签证而告吹。
5月18日，伊朗队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赛前训练营时，队中没有一名球员或教练获得美国入境许可。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国方面编造借口，美国国务院则没有作出公开说明。最终剩下的办法，只能是领土上的变通，而这需要一个愿意配合的邻国。墨西哥答应了。
如今形成的这个先例，今后不会被那些民主程度更低的东道主遗忘。到2034年沙特阿拉伯举办世界杯时，它与伊朗、也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争端未必已经解决。即便特朗普近来不断施压，利雅得到那时大概也仍不会承认以色列。若一届世界杯上有一支球队必须跨越国界去参加自己的比赛，已经足够荒唐；如果变成两支、三支，那整项赛事就会沦为一出荒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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