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天还蒙蒙亮时，河南老汉孙邦俊就跟往常一样动身到离家好几里的黑石寨去做小买卖，到了集市他刚放下担子，就看到一个蓬头垢面，身上穿着破烂日本军服的“乞丐”站在了他的面前，用双手比划着向他讨要东西吃。
孙邦俊看着眼前这个日本伤兵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见他的左耳朵下方有个指头粗的洞，一直在流脓，而且这个日本兵又聋又哑，精神也有些问题，眼巴巴地看着孙邦俊。
要是在战争正紧张的那阵，孙邦俊说不定就拿着扁担劈头盖脸打过去了，但是看这样眼前这个一拳就能打倒的日本伤兵，孙邦俊却没了出手的念头，他看着日本兵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身子和一双乞怜的目光，本就善良的他鬼使神差地从干粮袋里取出来两个窝窝头递给了日本伤兵。
那日本伤兵拿起窝窝头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随后又歪歪斜斜地沿街乞讨而去，旁边一位摆摊的老乡看孙邦俊拿窝窝头给日本兵，还说他就不该这么善良，莫了又来了一句：“我看这老日是秋后的蚂蚱，活不了几天啦！”
心肠本就软的孙邦俊听到这话后，突然起身向前走去，将那名日本伤兵给带了回来，等到买卖做完后，带着日本伤兵返回了自己家里。
据孙邦俊的女儿孙福连回忆：“当时我父亲捡来的时候，他已经要饭一年多了，又聋又哑加上失忆没能跟那些战败的人一起回国，瘦得都不成人样了，也没人关他，胆小的孩子一看见他就哭，胆大一些的孩子又朝着他身上扔石头，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初到孙家，这个日本伤兵很是惊恐，但在孙邦俊的安抚下很快就住了下来，但当天晚上就出事了，就在大家熟睡的时候，日本伤兵突然一丝不挂地跑到了院子当中，叽里咕噜地乱骂人，骂完以后他又开始打自己的脸，孙邦俊听到动静后连忙出来制止了他，但日本伤兵的脸上已经青黑一片。
孙邦俊看日本伤兵穿的破破烂烂的，就把自己的旧衣服给找出来让他换上，还让自己妻子给做了一双鞋，刚给他就被日本伤兵拿菜刀剁成几截了。
除了这些怪癖外，孙邦俊给他找来的棉被也被他撕得只剩下棉絮，更让大家难为情的是，这个日本伤兵睡觉的时候喜欢赤身裸体，经常大半夜就光溜溜地站在院子里扇自己的耳光，小便的时候不论有没有妇女在直接就地解决了。
孙福连回忆说只要夜里听到伤兵屋里有动静，父亲孙邦俊就要披衣起床过去看个究竟，不是给掖掖被子就是给拿来大小便具。
在孙邦俊夫妇的细心照料下，日本伤兵的伤口很快愈合了，他也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虽然把日本伤兵捡回来了，但孙邦俊家里也不富裕，一家人还要种地，就带着他去了地里让帮忙锄草，但任凭如何示范，他仍然是把自己看到的所有“草”全拔掉了，孙邦俊只能让他拔草喂牲畜，给他教拔哪种草，结果这日本伤兵就认准了一种草拔，忙活半天也喂不饱一头小羊，没办法，孙家就让他帮忙捡一些干柴好拿到集市上换一些盐钱。
这名日本伤兵虽然干活不在行，但饭量却非常大，平日里一顿饭至少要吃两大碗，只要一看见揭锅盖，他第一个端碗拿勺子，孙家的人有时候自己吃不饱也要让他吃饱。
村里的人得知孙邦俊收留了一个日本人后，不少人找上门让孙邦俊赶走那名日本伤兵，还说道：“我们的孩子被逼去打仗，现在都没有音讯，你怎么能收留一个日本兵呢？我看还是将他打死得好！”
孙邦俊耐心地说：“将心比心啊，我们的孩子如果也是这样的情况，谁的心不痛啊，好歹他也是一条命，总不能看着他死吧，这是积德啊！”
也许是流浪生活的坎坷和枪伤的刺激，刚刚安稳下来的日本伤兵突然又患上了偏瘫，卧床不起，孙邦俊夫妇一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边下地干活，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请医生给他治病。
孙邦俊的一位邻居就回忆道：“有一天半夜了，孙邦俊来敲我家的门，说老日发高烧了，求我给他借点钱去看病，我当时就觉得孙邦俊太傻了，但还是从家里拿了点钱给他了。”
那时候山里人的日子都过得很苦，大多都是糠菜和粮食掺着吃，孙邦俊夫妻俩为了让日本伤兵早点恢复，把家里原本留下来过年的小麦面蒸成了白面膜、做成面条给日本伤兵补身体了，他家里的两只母鸡下的蛋也都进了这位“特殊病人”的肚子里。
夜里孙邦俊总是睡不踏实，他一直留意着伤兵屋里的动静，大半夜给起来接屎端尿，日本伤兵总共卧床了8个月，孙邦俊夫妇就细心照顾了8个月。
日本伤兵没有名字，村里的人都管他叫“老日”或者“老憨”，无论大家问他什么，他都没有反应，最多嘿嘿笑两声。
自此日本伤兵就在孙邦俊家里住了下来，虽然干活不多，但孙家人都将他当成了亲人，一次有一名村民问“老日”叫什么名字，他拿着树枝在地上胡乱划了两个字，第一个看上去像是“李”字，第二个看着像“同”，后来大家都叫他“李同”，这个名字也成了日本伤兵的中国名。
为了帮“李同”找到亲人，孙邦俊多次找政府相关部门打探消息，全部无功而返，1955年中国开始遣返日侨，孙邦俊得到消息后三次带着“李同”到南阳地区，但因为“李同”丧失了记忆无法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世，政府也爱莫能助，给孙邦俊开了封信，说回去交给大队后，村里有什么照顾都会给“李同”一份。
在三年困难时期，能吃饱饭在山村里已经是一种奢望了，但李同因为头脑痴呆，哪里知道节约粮食，只要有饭吃得一点不比过去少，孙家的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可每次看到李同饿得一直盯着家里的锅灶时，孙家的孩子们总会将自己的那份饭扒一些到日本大叔的碗里。
那几年邻近的地方一直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与孙邦俊同住一个院子的哥哥嫂子也因为饥饿过度患上了浮肿病最终离世，而这名身在异国他乡的“李同”却幸运地活了下来。
孙邦俊的女儿孙福连回忆说那几年她婆家的生产队就饿死了8个老人，“李同”饭量大一直吃不饱，一饿就跑到自己婆家找她，那时候孙福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她只能把她的那份匀一些给李同。
当时孙邦俊在别的村子喂猪，很少回家，但从部队里转业的姐夫在管大食堂，孙福连就找父亲说能不能给姐夫说一下让李同去那里吃，后来，孙福连的姐夫确实帮了很大的忙。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孙家并没有放弃李同，孙福连和姐姐的孩子多，日子都不好过，孙邦俊还有两个孩子，加上他患病的妻子和单身汉的弟弟，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是艰难，还要照顾李同，时常靠孙福连等人接济才能度日。
鸭河水库扩建的时候，孙家所在的村子被淹没，一家人又搬到了孙福连婆家所在的太山庙乡高庄村，盖了三间房子，村里还按照标准给李同分了土地。
1964年，孙邦俊因为食道疾病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将儿子孙保杰叫到床前交代：“我过世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这个日本大叔。日后有机会的话，你要想办法替他找到日本的亲人，叫他们一家团聚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孙家因为有李同这个日本人的存在，被扣上了“勾结外国，里应外合”的帽子，孙保杰本来已经考上了南召师范，结果因为这个日本伤兵没能上成学，到了结婚的年龄时又没有人敢将女儿嫁给他，孙福连的姐夫还因为之前大食堂的事遭到了批评，工作也丢了。
从1968年开始，“李同”就一直住在孙保杰家里，孙保杰的媳妇王成香在嫁过来的时候，就知道有三个老人要养，孙保杰的母亲、舅舅和“李同”，她没有在意，就这样嫁进了孙家和孙保杰一起抚养三个老人，王成香也将“李同”当成公爹一样在伺候。
孙保杰虽然没能上成学，但是父亲的遗言他一直记在了心里，七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有所缓和，田中首相访华的时候，孙保杰就开始竭尽全力为李同寻找日本的亲人，他多次写信给相关部门，一直在奔走寻找，家里的农活大多都压到了妻子和渐渐长大的儿女身上。
然而，茫茫世界，给一个无名无姓的外国人寻找失散几十年的亲人谈何容易，省、市、县他去了很多遍，信写了一百多封，为了寻亲孙家还欠下了三千多元的债务。
村里的人看到孙保杰这么执着，都劝他别再白费力气了，好好养着给养老送终得了，但孙保杰的执拗劲上来了，他始终记着父亲的嘱托，而且“李同”年纪越来越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只怕真的没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
1991年，一个日本友好访问团来到了南阳，南阳外事办将孙保杰一家收养了一个日本伤兵的事情介绍给了访问团。同年10月，日本播州友好访问团也踏上了南阳的土地，经过访问团辨别，确认孙保杰家里的这位老人确实是日本侵华时遗留下来的士兵，但却没办法证明他的身世和姓名。
播州友好访问团回到日本后，将“李同”的事迹和照片刊登在了多个报纸上，希望能有人来认亲，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后，先后有5家侵华官兵家属声称报纸上的那位老人是他们的家人。
此时，离职官员津田康道也从报纸上看到了“李同”的照片，他仔细端详着照片，越看越觉得这个人是当年和他在一个小队的士兵石田东四郎。
为了确认清楚，1992年4月，津田康道跟随播州友好访问团再一次来到了南阳。
当孙保杰父子搀扶着“李同”进来坐到津田康道身边时，津田康道非常确信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毕业于日本农业学院，被迫和他的二哥石田元二郎夫妇于1939年踏入中国领土的石田东四郎。
他拿出当年的照片用日语激动地呼喊“石田东四郎！石田东四郎！”但是石田毫无表情，津田康道又取出了石田东四郎父亲、哥哥、侄女的照片，石田依旧没有反应，回国后，津田康道找到了石田东四郎的弟弟石田小十郎，但因为石田小十郎接到的消息时哥哥已经战死多年，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为了进一步确认，1993年农历正月初五，在日本任教的华人于东海先生受日本有关部门委托，携带特种容器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孙保杰家里，亲自抽取了石田的血液样品带回了日本。
经过检测发现，这位伤兵就是已经离开故土54年，出生在日本秋田县增田町的石田东四郎，日本《朝日新闻》报纸还在1993年3月12日刊登了这份坚定结果，这件事一时之间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日本的消息传来时，孙保杰激动地热泪盈眶，1993年4月7日，石田小十郎从日本寄来了一封信：
尊敬的孙保杰先生，幸而承蒙贵家三代对我哥哥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在他曾经得了几次重病的情况下仍受到你们胜过亲生骨肉的照顾，用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对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
1993年6月8日，孙家顾不上地里的庄稼，借钱雇了一辆车，把石田东四郎送到了洛阳，王成香还特意给石田做了一件新衣裳，孙保杰的儿子孙禄峰将石田的头发整理得整整齐齐，女儿孙禄菊也将连夜绣好的鞋垫放在了石田的提包里，王成香回忆说石田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很不是自卫，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小外孙也哭着要找爷爷。
6月9日，专程赶来中国的石田小十郎和哥哥石田东四郎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孙保杰忍不住哭了，47年了，石田老人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人了，他也完成父亲的遗愿了。
6月11日，石田和孙保杰乘坐的飞机抵达大阪机场后，成群结队的记者将他们团团围住，日本大大小小的报纸和电台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报道，孙保杰和石田东四郎每到一处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为了表达对孙保杰一家和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日本成立了石田东四郎救援委员会，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募捐活动，还将募捐到的善款支援中国河南的建设，从1994年10月起，先后出自600万日元在南召县建立了植物园，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将“千秋”、“玉林”、“红富士”、“世界”等4种优质苹果树枝条赠给了高庄村人，以使其开出美丽的中国友谊之花，结出鲜美的中日友谊之果。
南阳市还先后派了六名当地学生到日本留学，孙保杰的儿子孙禄峰也在其中，随后多年，日本增田町和南阳先后几次派代表团友好访问，每次有人去日本时，王成香都要给捎去两条香烟。
2000年的时候，王成香也跟随去了日本看望石田，她回忆说：“我当时去问他认不认识我，他点了点头，我看他没胖反而更瘦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20多年在一个锅里吃饭，说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我们家的几个孩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跟他亲的很，我当时走的时候，他还站起来要跟着我走，我一下子就哭了，他应该把南阳认为是他的家了，毕竟大半辈子都在这里过了。”
孙邦俊和孙保杰两代人47年如一日，始终不曾嫌弃过石田，而是将他当做亲人一般，这朴实地情怀和高尚的仁爱之情让人赞叹，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但他们的爱却是跨越了国家种族的无私之爱，47年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体现中华民族美德的赞歌，淳朴的感情让世界都为之感动！#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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