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算深入，但相比当时中国人对法国的了解，我们就没资格苛责他了。
巴尔扎克对中国了解最深的是纸。在长篇小说《幻灭》中，他对中国的造纸方法极其艳羡，从造纸原料，到制作成本，再到纸的品质成色，简直是造纸术的科技论文。他曾经投资经营印刷厂，书中对印刷业的描写相当细腻，可是他自己的印刷厂却倒闭了，这让他债台高筑。
一个叫波尔热的画家，曾经借钱给巴尔扎克。然后画家到中国旅游去了，回来后巴尔扎克还不上钱，就答应写一篇文章抵债：介绍画家到中国创作的画作，这就是数万字的长文《中国与中国人》，作于1846年。
在这篇文章中，巴尔扎克以作家的笔触，写出了中国的风俗文化，这有别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比如他在文中说：“中国人有许多发明创造，可是他们墨守成规，总是恪守五千年来取得的那些成果”，“这个民族在原地打转，毫无变化”，这样的断语很少，他通篇的注意力，在于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中国”，同时总是讥刺一下法国。
1、巴尔扎克敏锐地发现，中国人在文艺方面，首先注重的是形式，其次才是思想，或者说，把思想嵌入形式之中。“整个中国都采用这样的方法”。
在中国，使我们的旅行家最惊奇的头一件事，就是有大量的铭文。中国人到处都写些宗教箴言和戒律，城墙上、岩石上、房门口、柱头上、窗板上、门窗的披檐上、遮帘上，处处都有…..
可惜巴尔扎克不懂中国文字，更谈不上懂书法，但是他能首先抓住中国美学的要素，很了不起。
然后他嘲笑法国：“我们在墙上写什么呢？治脏病的偏方野药，揭示妨害风化的法令决定……或是寻犬启事等等”，还有“到处张贴的闲人免进”，而这样的告示毫无效力。
2、在中国，“向来注意解决给人民提供廉价生活的重大问题”，法国“对这些问题应当认真加以研究。”
二三百个中国的小制钱才能换一个法国法郎，而他们那里的工钱有时只有两三个制钱。
然后他转到法国，“我们的政治家应当把这一条格言铭记在头脑里：一个国家是否富有，并不在于它把很多钱从一个钱箱转到另一个钱箱，而是用很少的钱就能买到许多食物。”
3、中国的房子非常便宜。
有的中国人把船当作房子，没有船的人，在两艘船之间搭起来，也成了简易房屋。尽管地方狭窄，但是到处都有鲜花，“在如此贫困的氛围中重新找到一点诗意，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愉快”，“在破旧的小屋中，人人笑容满面”。
相比中国农民的破衣烂衫，法国农夫一样破衣烂衫，但是法国农夫却要缴纳房屋的捐税。“我们的税务机关赫赫有名，竟然想向农民出售阳光”，这样的话，竟然没有人斥之为“法奸”。
巴尔扎克想不到的是，中国的房子现在可一点都不便宜了。
4、触及鸦片战争。
他认为，中国始终保持商业上的优势，在于制成品价格低廉。他说，英国人不论男女都养成喝茶的习惯，结果是不买法国的葡萄酒，专门买中国的茶叶！
贸易逆差的结果，是英国人兜售鸦片。巴尔扎克说：“不能否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人，而英国人不过是后来人。因此，英国从中国人那里夺取的一切，将来必然要加倍奉还。”
178年前，巴尔扎克就已经看到，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来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自人民的勤劳。“一斤茶叶要经过多少步骤……可是一斤最好的茶叶，在交易所广场只值四十法郎！”
今天我们的竞争优势，低廉的劳动力，仍然是一个因素，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至于他说中国人是最早的商人，看来值得商榷，乾隆时我们认为中华什么都有，不需要和外人通商，你有的，我们也有；你没有的，我们也有，英国人爱来不来，不来拉倒。如果早知道西方的奇技淫巧是科学，也就不必等到1919年的《觉醒年代》了。
5、中国的文官制度，“承认功绩和才干，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在中国，最高权力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受到某些等级的行政官员的劝谏权的限制，二是皇帝必须根据确定的标准在文人中遴选官员，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而跨入这个阶层的。
巴尔扎克讽刺法国说：“这种称为贵族爵位等级的政治筛选办法，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是我们创造的呢！”
中国对皇权的限制曾经很成功，到了宋代，士大夫甚至喊出与皇帝共治天下，可惜明代以后越来越完犊子。关于第二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的国家，可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民国很多年连官员考试制度也废除了，岂不是昏聩至极？
6、中国和英国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都笃实可靠，法国毫无诚信可言。
他说，“这两个民族靠他们的诚实和正直获得实力，在全世界取得成就，他们的产品胜过其他所有的产品。”
话锋一转：“相反，法国在贸易和制造商毫无诚实可言，这种愚蠢的行为曾造成国家的衰败。”
一个巴黎的法国人无论在中国订购什么东西，一旦商定价钱，他一定能如愿以偿，收到他所要的产品，在质量上或在制造上，都不会弄虚作假。
法国则相反，一切质量低劣、粗制滥造的产品都用于出口。
然后，巴尔扎克用了大段篇幅，控诉法国的产品。
7、这个极有趣的民族确实令人难以捉摸，他们每天都在上演喜剧。
在中国，每当英国商船起锚后，中国的舰长总要下令对商船发射几发炮弹，而这时候英国商船早已在射程之外了。随后，官吏就向皇帝呈上一份奏折：“蛮夷出现后，我天朝火炮略显雄威，彼等迅即逃遁”。
这个极其有趣的民族确实令人难以捉摸，他们每天都在演喜剧，而在欧洲，最有才华的天才人物也很难想出这等耗资巨大的戏。
这个民族表面上道貌岸然，却造就出最无耻的骗子。
8、中国人的审美，包括了审“丑”。
巴尔扎克说：“中国的艺术极其丰富多采”，“中世纪前约一千多年，中国的理论便看到了丑所体现的巨大力量，而那时候在我们这里”，“却愚蠢地对浪漫派作家横加指责”。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中国人的审美里，枯藤老树昏鸦，同样是美的境界。可是如今人们已经糊涂了，整齐划一的建筑，打印的字体招牌，统一的店面，哪里还有多样性。
枯藤一般的笔画，是美的，往往被视为丑陋。
而真正的丑陋，例如前面说的每天上演喜剧，走个“耗资巨大”的形式，却经常不以为丑了。
暴露丑陋的作家，也和巴尔扎克178年前说过的，被“横加指责”了。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中国和他同年出生的艺术家是何绍基。巴尔扎克在创作他浩繁的《人间喜剧》时，何绍基在每天写文言诗，练书法，逛北京琉璃厂。
这是中国最遗憾的事，我们的作家们没人描写现实的丑陋，而同时代的西方作家，却用手中的笔，走向了批判现实主义，不但如此，他们还把眼光投向了万里之外的东方。
热门跟贴